标题日本的思想

　　在中国，无论政府官员或是学生，在日本人面前，一定提及历史意识问题。“二战”之后，日本进步知识分子一直以消除日本法西斯主义作为第一课题。但这些努力的成果却很少被介绍到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来重新思考日本法西斯主义。可以说，这些法西斯主义思想到今天也没有在日本人中间被完全地消除，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参照丸山真男的研究。
　　丸山真男一九一四年生于日本大阪，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以后，曾历任该校法学院的助手、副教授和教授。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后，他发表了数篇论文，后来被汇编成《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九五二年)。他在书中指出，荻生徂徕(一六六六——一七二八)克服朱子学的思考方式，对儒教提出了富有独创性的解释，严格区分道德和政治，强调圣人创造制度。基于此，丸山真男演示了在日本封建制度下政治思想的现代化过程，并进一步指出由于大日本帝国的成立，这个政治思想的现代化过程受到了挫折。日本战败以后，丸山真男将自己的论文编汇为《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九六四年)。他在这本书里奠定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基础，并追求政治学研究的独立性。特别在《超国家主义的伦理与心理》这篇论文中，他剖析了日本以天皇制度为媒介，通过渗透于国民的内心生活而控制国民的情况。丸山真男还从事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实践活动。旧金山和会时，他主张日本与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国家全面讲和，批判日本政府跟美国一致推进冷战政策，敌视社会主义国家。一九六○年，岸信介内阁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时候，丸山真男也站在反对运动的最前列。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丸山真男再一次着重研究思想史，努力弄清贯穿日本思想史的结构。在《日本的思想》(一九五七年)一书中，他指出，日本的各种思想流派混杂在一起，反映了传统上的无结构性。之后他发表了《历史意识的“古层”》(一九七二年)和《政事的结构》(一九八四年)。丸山真男于一九九六年去世。他的著作的中文译本有《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九八四年，台湾)，《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二○○○年版)。
　　《日本的思想》的中心命题是，日本没有形成坐标轴式的核心思想(如欧美、中国、中东分别以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为坐标轴式的思想)，使每一个时代各种观念和思想都互相关联，而且使所有的思想立场都通过与坐标轴式的思想建立的关系来确定自己在历史上所占据的位置，因此派生出各种思想杂乱并存的情况。
　　丸山真男认为，日本不会走与基督教相磨合所形成的包括现代思想在内的欧美现代化的道路。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学者，应该了解后现代化与前现代化的独特结合给日本带来的“现代化”的性质。儒教、佛教与儒佛混杂发展的神道教以及江户时代的国学等被称作传统思想，明治维新以后传来的欧美思想被称作非传统思想，人们将两者进行比较，这本身并不错误，也相当有意思。但丸山真男认为，根据传统与非传统这个范畴来区分双方，也许会导致严重的误解。其实欧美思想也如儒教、佛教等一样已经“传统化”。由此，如果把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分解成各种因素，追溯它们的系谱，就会遇到佛教、儒教、神道教和欧美思想等在日本历史上留下的东鳞西爪。各种思想的片断支离破碎地同时存在，而互相之间的逻辑关系却极不清晰，使所谓的传统思想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欧美非传统思想之间难以辨出本质上的差别。
　　但是，无论传统思想多么不引人注目，它却已深深地植入了日本人的感情和意识深处。现代日本人的意识和想法在时髦外包装的内部，仍被无常感、惆怅、固有信仰的幽冥观和儒教的伦理观深深地规范着。各种思想按一定的时间顺序进入思想史的历程，却仅仅改换着空间的位置，并倾向于无时间性地并存，因此无法具有历史性的结构。欧美的迥然不同的思想几乎没有通过跟传统思想作斗争，就不断地得到了吸收和确立。另一方面，传统思想没有自觉地面对非传统思想的挑战因而被搁置一旁，但有时候突然作为“历史”而冒出来。这在国家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特别显著，有明治维新时的“废佛毁释”、一八八一年前后的儒教复活以及一九三五年的“天皇机关说”等事件为证。
　　丸山真男认为，在日本的固有信仰中没有最高的绝对者，它没有一切普遍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基督教等)那样的开山祖师和经典。这个固有信仰的教义内容跟每个时代有影响力的宗教相混合，神道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神道教的思想混杂和无限包容概括地表现出日本思想史的特征。
　　之后，丸山真男就确立现代天皇制度的意义展开了论述。伊藤博文，后来任日本国初代首相，曾尝试向日本引进欧美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那时他认为，欧美国家的宪法政治在精神上被基督教这个核心思想支撑，同时和丸山真男一样承认，在日本，佛教以及神道教等都没有占有核心思想的位置。因此伊藤博文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时候，不但以天皇制度作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而且把天皇视为天照大御神子孙的“现人神”，并以此“国体”制度来作为日本伪核心思想。
　　但是，实际上“国体”这种伪核心思想继承了固有信仰以来的无限的包容性，结合了近现代以前的儒教与佛教以及从欧美流入的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思想，并从这些思想的角度被赋予各种各样的理解。但是，一旦被从思想上判断为反天皇制度的敌人(如日本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国体”这个伪核心思想就会明确、严厉地予以排除。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抬头，这样的动向越发显著。“国体”这个伪核心思想粗暴地践踏作为欧美现代自由主义前提的思想、信仰的自由这个原则，对确立人格的主体(自由的认识主体、伦理的责任主体和形成秩序的主体)来说成为确定无疑的桎梏。直到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废除、象征天皇制度的新宪法的制定以及天皇裕仁本身的“我不是神，而是人”宣告为止。
　　那么，丸山真男在思想上是怎样消除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呢？丸山真男根据“二战”之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所体现出的民主主义，试图否定和消除法西斯主义。的确，由于“二战”之后美国占领军的改革，作为法西斯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支柱的“国体”几乎解体。但是，即使在制度上确立了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也没有完全消失。在民主主义已经获得完全正统地位的现代日本，如果法西斯主义再度来临，那么可以想像，新的法西斯主义一定会披上民主主义的外衣。丸山真男认为，担负着民主主义使命的应该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即脱离天皇和国家的影响，作为独立自由的主体对政治进行批判。“二战”结束时，法西斯主义势力已解体，新宪法也已制定，但当时的日本人几乎没有民主主义的体验，而且大多数人生活于贫困和封建的乡村。因此丸山真男认为，肩负民主主义的不是人民，而是了解欧美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少数知识分子。但是，像以往的日本先进知识分子那样，全盘否定日本原有的传统思想，全盘采纳包括民主主义在内的欧美启蒙思想，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既然是各种思想混乱杂处，无论传统的反动思想或者欧美的先进思想，其作用都差不多。所以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以后的著作中，采用“传统思维方式的转换性的创造”(李泽厚语)这种方法，从传统的反动思想中寻找革命性的萌芽，从服从的教义中寻找反逆的契机，从此确立日本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