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来者可追否？

　　英语世界最伟大的史学家吉朋在他死后两年出版的《自传》(一七九六)里记述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缘起。他二十七岁那年曾独自坐在罗马卡匹托尔山的废墟中沉思，赤足修士在近旁的朱庇特神庙唱着晚祷曲。眼前的景物触发了苍凉的历史感，他顿时萌生了撰写那部皇皇巨著的念头。吉朋的文字从容而雄辩，细细品味，其乐无穷。尽管如此，读者还是意识到，历史遗迹或实物图片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力量。魏源在编著《海国图志》时有“左图右史之愿”。“左图右史”在此指插图读本，清代学人称其好处是“不独考镜易明，且便于记览”。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授权出版的《人类文明史图鉴》(译自英文一九九○年原版，以下简称《图鉴》)收有精选的地图、照片和绘画数千种，每翻开一页都能见到备有说明文字的插图，直观效果极佳，称得上地道的“左图右史”。
　　然而一部优秀的世界史只有图片还远远不够。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即商务出的译本《风俗论》)、赫·乔·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该书单卷本配有各种插图五百余种)都以作者独特的叙事视角和价值观取胜。这部《人类文明史图鉴》是多人合作的结晶，系带有普及意义的专家之作，欧美出版界常常推出这类图文并茂、有收藏价值的大开本书籍。《图鉴》不以可爱的个人特色(或怪癖)见长，但是通盘的编排谋划周到细致，足以作为补偿。作者们都是讲述故事的能手，擅长小说笔法，往往从一个具体生动的场景切入展开对一个时期或人类生存某一侧面的论述。在谈到人类面临全球性环境危机时，作者从美国中部开荒种地造成土地沙漠化开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某一天，一位旅行者驱车穿越美国大平原时看到附近沙丘上有一顶帽子，仔细一看，帽子下露出一个人头。“那位旅行者问道：'看来你好像遇上了麻烦，让我送你到城里去吧！'那个沙丘上的头回答道：'谢谢！我可以自己来，我骑着我的马呢！'”一味向前看的社会对过往历史有一种无知的冷漠和傲慢，也许这种特殊的叙述方法能激起一点温故知新的热情。
　　《图鉴》共二十四册，前二十册记叙了从人类在东非的起源至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后四册分别从城市、家庭、战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四方面审视文明史的演变。每册都有专名，一般由四至六章组成，每章后面大都附有短论一篇，卷后的彩色大事年表十分醒豁，所列参考书目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阅读的线索。这套图书卷册较多，翻译、校对难度自然较大。译名的统一是尚需解决的问题，个别卷册讹夺颇多。有的历史文件的译法是大有讲究的，译者似不够敏感。第二十卷《独裁的阴影》第二章所附短论《重返应许之地》介绍了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立国过程。短论引述了英国一九一七年《贝尔福宣言》中的一句话：“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这里的“国家”系原文“national home”(民族家园)的误译。英国在三四十年代曾限制欧洲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导致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袭击和暗杀，以色列的一些领袖人物当年曾被英方作为恐怖分子通缉。英国在一九四七年联合国讨论以色列立国时仍持反对意见，这一立场并不违背《贝尔福宣言》的基本精神。现在以色列国力如此强盛，重提“民族家园”和“国家”(state)的差别不致对她造成任何伤害。《圣经》中的“应许之地”迦南不应只是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土地，不然大家都成为原教旨主义者了。今天我们更关心的是巴勒斯坦人立国的权利和联合国决议在军火实力面前蒙受的羞辱。
　　读一部以英美史学家为主写成的世界史，当然会特别留意欧洲中心的倾向。汤因比曾引述古希腊诗人、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点：埃塞俄比亚人的神是低鼻梁、黑皮肤的，色雷斯人的神是白皮肤、红头发的，假如牛马能像人那样作画，那么牛马的神祇必然像牛像马。汤因比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历史思考不能缺少相对的意识，一位来自某一文明的史学家不能把自己所处社会的特殊价值观当做普世适用的判断标准。汤因比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暂且不论，他起码提醒了史学家多多关注自己的局限和盲点。在《历史研究》里有一幅插图揭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穆斯林来访者在古罗马废墟中面对麦加礼拜。世界历史各种事件无比纷繁，如何取精撮要并无成法可依。《图鉴》作者对西方文明优越论或以西方为中心的史学观是有所警惕的。全书大致上有一种地域上的均衡，在第二卷《神王时代》，作者谈到两河流域、克里特岛和尼罗河两岸的文明相继颓败，然而处于夏商时期的中国却“在混乱骚动中携着她无可怀疑的主权和完好无损的传统脱颖而出”。
　　《图鉴》中不少见解读后感触很深。文艺复兴与所谓中世纪的分界线并不像布克哈特设想的那样明确，中世纪并不是停滞与黑暗的时代，文艺复兴也不是漫长的隧道外一片光明。作者认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充满矛盾并错失机会的年代，动荡的政治和腐败的风习招致外族入侵。法国查理八世不费吹灰之力占据意大利，莱奥纳多·达·芬奇最终只得靠法国国王的救济金度日，在异邦的宫廷里为孩童变变戏法，偶尔还负责安排烟花燃放等事宜。在欣赏那段时期的艺术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重温教士萨沃那洛拉对时代的谴责和伟大的意大利爱国者马基雅维利惊人的发现：切萨雷·博尔贾是严厉乃至残酷的，但他却给罗马尼阿带来秩序和统一，并恢复和平与忠诚。
　　第二十四卷《自然的过程》是名副其实的压卷之作。书中没有十九世纪自由派史学家(如麦考莱)沾沾自喜的乐观精神，处处是谨慎的反省和清醒的前瞻。在论及欧洲向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作者并不回避探险“英雄”的贪婪与残忍。知识就是力量，地图等于财富。航海技术的改进看来无助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寻求财富的欧洲人终结了阿兹台克文明和印加文明。“征服新大陆”其实也是一种生态侵略，早期欧洲人到了美洲就说那里尽是蛮荒之地，而一位印第安首领却说：
　　我们不认为开阔的大平原、美丽起伏的山峦、蜿蜒的小溪是一片蛮荒，只有对白人来讲它们才是荒野。对我们来说，它们温顺而美丽。我们是在神的护佑下生活着的。
以文明人自居的欧洲人向自然索取漫无止境，他们拒不接受印第安人的“神的护佑”，毫无节制地开采矿物，毁林垦田。天道好还，美国中部农垦区一次次的沙尘暴向“征服自然”者宣告人定胜天的哲学的破产。
　　也许这可以称为一部“绿色的”人类文明史。作者不以“进步”、“落后”等迷信概念来评断不同文明。讲述当今全球残存的一些“原始”部落生活方式的文字背后没有那种工业社会慈善家居高临下、急欲施舍的姿态。作者指出，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选择承袭远古传续下来的生存方式，应得到我们的尊重。他们所代表的不是愚昧、落后和失败，而是一种成功的、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经济体制，那体制并无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功利实用主义和拜物教的消费文化举世滔滔，“绿色的”史学观与时下支配全球的经济观格格不入。笔者一位朋友访问某小国后抱怨说，那里太穷了，穷得连垃圾都见不到。贫富仿佛是判断事物的惟一标准。艾略特在三十年代就写道：“建立在私人利益原则和破坏公共原则之上的社会组织，由于毫无节制地实行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代后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无须浪漫地看待野蛮人的生活，我们会谦恭地发现，在有些我们蔑视为原始落后的社会中，社会-宗教-艺术的复合结构却在起着作用，而这正是我们应该在更高的水准上力求达到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进步'视为永远完整无缺的东西；然而我们还必须知道，只有依靠比社会认为需要施于其自身的大得多的努力和约束，才能在不丧失精神知识和精神力量的情况下获得物质知识和物质力量。”
　　培根有言：读史使人明智。但是“以史为鉴”只是愿望而已，历史在各种力量的冲突与平衡中“前进”，其势头绝非明智的史学家或黑格尔所说的理性所能左右。翻阅《图鉴》时不免感到人的有些品性恒久不变。我们从第十卷《宗教之战》里一幅十三世纪法国绘画手稿看到，十字军攻打小亚细亚穆斯林罗姆苏丹国首府尼西亚时，基督教士兵为恐吓守敌、传播疾病，用投石机把被杀的突厥将士头颅和各种污物抛入城内。类似十字军信仰的意识形态仍在以不同的名目制造灾难，投石机无非是隐形飞机、集束炸弹的低效的前身。在第五卷《崛起的帝国》，古罗马讽刺作家朱维诺评论罗马民众的一段话也适用于今天：那些被赋予各种权利的民众到头来只是热切盼望两件东西——面包和娱乐。两千年前，罗马平民最大的乐趣就是观看血腥的残杀——动物之间的残杀，人与人之间的残杀，人与动物的残杀。他们大声叫嚷，无比兴奋，吵闹几小时后安静地上床睡觉了。每次庆典都要向这些幸福的人们奉献大量人和动物的牺牲。现在娱乐性的残杀都升格为虚拟，它们带来的满足感却不亚于斗兽场上的肉搏。“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古罗马毕竟为后人留下了壮观的建筑，我们留给后人的又是什么？是十六世纪画家勃鲁盖尔画笔下象征了人类野心的巨大而丑恶的巴比通天塔，还是美国二十世纪初画家内因森起源于现实的噩梦——没有灵魂、只有商业精神的城市？
　　《图鉴》向世人发出梭罗式的忠告：抛弃成见，未为晚也；古人有古人的事业，今人有今人的事业。这温和的劝说也是对数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文明的质疑，它的实效如何还不得而知。人们已踏上追逐财富与舒适的不归路，他们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增强对生存环境的控制能力，殊不知这种能力越强，对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越严重、越持久。有“归去来兮”决心的人士难以在全球范围产生真正的影响。个别发达国家的民众把浪费自然资源视为天赋人权，如果一位美国政治家胆敢提议，鉴于美国对全球温室效应“贡献”最大，应把提高油价所得用于全球环保，那么他是在寻找政治上的自杀。发展中国家一些百姓在奔小康的路上心急火燎，追求短期效益无所不用其极。京郊某地果农，为维护私家果园边缘地带的地力，竟把公路旁一排排的杨树剥皮处死。其他令人痛心、令人发指的行为擢发难数。政府如果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督促全民担负起社会责任，环境恶化的局面不会有根本的起色。不受任何干预的市场是大自然的坟场。
　　英国十八世纪作家沃尔浦尔在引用拉罗什富科的名言“人总有各种办法使自己成为傻瓜和恶棍”后说，这是写下来警示后人的，但至今尚无一人因读了它而得益。《图鉴》表明人们没有失去自省的能力，然而真正“绿色的”史学观却可能是讨嫌的苏格拉底式的牛虻，世界格局里的无情竞争和普遍的延长生命(甚至长生不老)的欲望不允许它成为主导的力量。来者可追否？我们对此虽然未敢乐观，但或许仍可从身边细小的事情做起。
　　写毕于二○○○年世界环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