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戏说希腊神话之伪

　　周作人所译阿波罗多洛斯的《希腊神话》(《书库》)尘封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出版了。在书架上看到它就仿佛在小报上看到一句引自《圣经》的名言，这种另类中的诸多耐人寻味之处却又让人嗫嚅而止。这可能也是十年前《卢奇安对话集》问世后回响鲜闻的原因之一。止庵先生对作为译人的周作人与作为文人的周作人遭遇的冷热分明的对待略有微词。其实倒也正常，因为只有为数寥寥的幸运儿才能像费兹杰罗(Edward Fitzgerald)那样，凭一本翻译的《鲁拜集》而占据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书库》一书的翻译体现出一位学者型翻译家一以贯之的严谨。首先，周氏在版本上择善而从。流传至今的《书库》的后半部缺失严重，但有两个手抄本保存了内容基本一致的摘要。《金枝》的作者弗雷泽(James Frazer)整理此书时第一次把两个手抄本的摘要辑录成“节本”(Epitome)，原书所佚部分的内容也包括在内，人们始得以一窥《书库》的全貌。周氏所据底本正是弗雷泽的版本。此外，弗雷泽亲自为此书作注，注中详尽罗列了其他原始文献里提到的相关神话，以便和《书库》参照。周译本不仅保留了许多这类“太可佩服”的原注，还把译者自己在中国民俗学上的创获一并融入，可谓锦上添花。相信这些中西合璧、学养丰厚的译注对比较民俗学的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惟一遗憾的是，译本没有包括底本中细致入微的索引，这也是当前学术著作翻译出版中普遍存在的缺憾，在这里提出来算是得陇望蜀。
　　有细心的读者在译者前后两篇引言中发现了问题。写得早的一篇说《书库》是“西历一世纪的作品”，晚出的一篇又云作者是“公元前一世纪”人。该读者根据“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他是公元一世纪之人”而认定后一篇是译者“明显的记忆错误”。(《中华读书报》二○○○年一月十九日第二十三版)其实这不是周作人的错。
　　确切说来，阿波罗多洛斯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人，西方学界对此没有争论。公元前一八○年，他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约三十五岁以后移居雅典，卒于公元前一二○至公元前一一○年间。居埃及时曾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评注荷马史诗的权威萨莫色雷斯岛人亚里士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手下工作，到雅典后又师从斯多噶派的巴比伦人第欧根尼(Diogenes of Babylon)。他是古代又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所写的希腊编年史虽已失传，但由于是用三音步抑扬格的诗体写就，朗朗上口，因而传诵一时。此书的另一特点在于当无从稽考某人的生平时，阿氏惯于将其生平中可考的某一事件定为“主期”(prime)，再在此基础上前推四十年以作为此人的出生之年。这对后世的年代学影响深远，尽管这种影响弊大于利。《诸神论》是他另一部被广泛征引的著作，今传断片。
　　九世纪拜占庭的牧首福都思(Photius)最早把《书库》归附在阿氏名下。但这一论断已被晚近学者们锋利的考证之刀切得粉碎。通过比较《诸神论》与《书库》，他们发现与阿氏在《诸神论》中继承亚历山大学派的学风，喜用理性倾向解释古代神话大异其趣的是，《书库》仅仅满足于忠实地复述前人著作，而不顾其中抵牾参差之处。更为决定性的是，人们还发现书中转引了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纪年史家卡斯托耳(Castor the Annalist)的一段话(卷二章一节十三)。所以《书库》是一本道道地地的伪书，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一至二世纪。
　　所谓“伪书”(pseudepigraphon)，既不同于《列王纪》、《历代志》这些虽匿名但不托名的“隐而不托”之作，也有别于作家使用笔名之“托而不伪”，和犹太经典中那部被排除在“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以外的《伪经》(Pseudepigrapha)则是两码事。简言之，伪书是“托而隐”之作。屈原名下的《卜居》《渔父》可归属此列。古今中外的伪书不胜枚举，不失为中西文化史上一道诡异怪谲的风景。伪书不像伪画，“托而隐”的动机可以一目了然。考据的利器在语言学等磨刀石的佑助下固然能识“其伪”，但用来对付“何以隐”就难以再现势如破竹般的凯旋。文艺复兴时意大利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考证出托名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君士坦丁赠礼”实乃九世纪教会的伪造，旨在为教皇统治西欧寻求合理依据。教会作伪动机之昭彰在众多伪书中只属冰山的一角。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从不同角度对作伪者的主观意图臆测一二。
　　草色遥看近却无，站上社会经济思想的高度常常能摆脱置身山中的迷失。在略早于《书库》成书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批秦火焚书前密藏的经书，围绕它们的真伪问题掀起了众所周知的今古文学派之争。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把这一争论置于中国学术流变的大势下评断：
　　当春秋之季，孔子慨于“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梦见周公，自负后起，遂开诸子先河，为学术之滥觞，是孔子以“古”争“今”也。逮夫儒、墨攘臂，同言尧、舜，而庄周、韩非目击世变，痛论排诋，其极至于秦人，统学归政，焚诗、书，坑儒士，则又以“今”争“古”也。及乎汉兴，黄、老、申、商，厥势未衰，而公孙、董氏，重提古文，汉武从之，崇古黜今；而今文博士，曲学阿世，自为一阀，别有古学，崛起相抗；是同为以“古”争“今”也。东汉末叶，古学既盛，经籍之焰，势可熏天，会稽王充，独标异帜，讥切时俗，不蹈陈见，是又以“今”争“古”也。……学术之道，或反而求之于己，或推而寻之于人，“今”“古”之争，遂若循环而无端。彼汉儒恳恳，固亦无逃于此矣。
如此说来，真伪之辩的实质是对过犹不及的反动。读书善通古今之变，于此可见一斑。较《书库》晚出、成书于四世纪末的《奥古斯都史》(Historia Augusta)是一部有关公元一一七到二八四年间罗马皇帝的传记合集，也是今人了解这段罗马史惟一详实的原始文献。它有六个作者，但从文体惊人的一致性上能断定出自一人之手。其作伪的动机历来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参看Michael Grant，Greek and Latin Au-thors，800b.c.－a.d.1000，1980)有一种现代理论认为作者的写作年代恰逢异教被基督教打得节节败退、日见衰疲之际，而此书承袭由奈波斯(Nepos)肇始，到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手中光大的拉丁传记传统，足见作者受异教文化浸润之深。作者之所以托名是想在贬低基督教抬高异教的同时使自己免受人身攻击。这里透出的消息与陈寅恪先生在挽王国维词中所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有相近之处，解说得颇为通脱。另一种理论则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入手。二八四年军人戴克里仙在近卫军的拥戴下夺取帝位后，彻底抛弃了此前“元首政治”(Principate)最后的一点“秀”。元老院连作为皇帝在公众事务中的回声亦已绝响；罗马宫廷变得像东方宫廷一样浮华奢靡；军队对政权的干预变本加厉。而作者在书里不时流露出的对元老院的同情、对世袭君主制的反感、对军队干政的厌恶都迫使他必然要“托而隐”。当然，置身山外也有看不真切的时候。《书库》的作者只是一个信而好古之人，他并不相信有关希腊神话的口头传说，而是完全依赖古老、守旧的文献。这使他的作品包含了许多与史诗和抒情诗中所述神话有出入的成分，它们被认为属于古典甚或更早的古风(archaic)时代。从文体上看，此书叙事平易，不加藻饰，“是希腊神话及英雄传说的一种梗概”，所以不及《奥古斯都史》或新发现的《光明之城》(有意思的是，此书是真是伪尚未尘埃落定，已能听到“去伪存真”的高论)有那么多可兹发挥之处。善于索隐的人可能要失望，但他们知难而上的精神和探索真理的欲望说不定会愈发高涨。
　　从身后名的角度揣度伪书的作伪动机比较常见，也很有人情味。这世上恐怕没有比身后名更徒有虚名的东西了。曲园老人晚年不能忘情于他的“所著书”，还一再以此叮咛后人，就一度让年幼的俞平伯困惑不解，随着年岁增长，他才渐渐明白身后名还是“有点儿实在的”，因为“我们日常所遭逢的一切，远不如期待中的那般切实”(俞平伯《身后名》)。可见身后名之于平淡人生未尝不是一种慰藉和寄托，毕竟“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作伪者把自己的著作伪托在名家名下以期垂传后世的心情不难理解，《书库》的作者迈上这条通往流芳百世的终南捷径的可能性也很大，不过身后名说到底是自己的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文章拱手让人的高姿态非澹泊旷达之士莫能为之。但在希腊化时代以降的古典世界，这种人，若不是被时间之沙湮没，实在太少，而汲汲于名利乃至投机取巧的人却太多。
　　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诗人尤佛里安(Euphorion)在风格技法上摹仿希腊化时代极受欢迎的诗人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和最早把爱情作为史诗主题的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Rhodius)，但这种摹仿的频繁和有意识已到了被论家评为无耻的地步。有意思的是，作为卡利马库斯的学生，阿波罗尼乌斯曾整段整段把老师的作品用自己的风格移植过来，占为己有，而被乃师指责为剽窃。风格精致的罗马戏剧家泰伦斯苛责其粗俗的前辈普劳图斯粗心大意，在改编希腊剧本时竟然漏掉了整整一幕！他没有用“剽窃”一词，因为他夸耀自己比普劳图斯还要忠实于希腊底本。泰伦斯认为希腊戏剧家已说尽了所有可说的东西，自己的戏剧能介于创作和翻译之间已算不错了。不过，当有人批评他在剧本中又加进大量其他剧本的内容，从而“糟蹋”(contaminatio)了希腊底本时，他据理反驳，这个“理”竟是普劳图斯也这么干！这种拼拼凑凑的手段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古典作家们广泛采纳，正如墨丘利同为小偷和诗人的保护神所暗示的那样。其流风所及，连巴勒斯坦的犹太史家约瑟夫斯(Josephus)亦不能免俗。约瑟夫斯在定居罗马后开始潜心著述，后人发现他在东抄西抄时经常不加分辨地使用内容彼此矛盾的材料，致使同一作品前后矛盾，甚至还使不同作品在叙述同一事件时互有出入。《书库》中不一致的问题也出在作者与约瑟夫斯一样缺乏批判精神，学者们通过比较《书库》与所引原典的残篇，发现作者对原典的迷信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套用一句学界现在讨论热烈的话，这算不算剽窃呢？
　　“剽窃”(plagiarism)一词在希腊文中意为拐弯抹角、躲躲闪闪，卡利马库斯就是在此意义上批评其学生的。它的“隐蔽性”和拉丁文中的“抢劫、绑架”(这解释了泰伦斯避免使用该词的原因。)有微妙的区别。正因为这种“隐蔽性”，“剽窃”和“借用”之间的界限不易识别。但这条界限在弥尔顿的慧眼里清晰可辨，“文人间的借用，如借用者不能运用得更好，即为剽窃”。借弥尔顿的标准衡量，李维比上述那些人狡猾得多。李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其叙事之精湛、辞章之典雅有口皆碑。其实他在方法上也远比许多古典作家高明。他不仅在著作中标明自己的材料来源，还经常讨论这些材料的合理性，给人以言必有据、头头是道的印象；遇到不同材料不尽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时，他善于采取折衷的方法，“如果我们必须选择的话，这些极端之间的中间数目可能最接近真相”(第二十六卷四十九章)。所以他的《罗马史》连贯流畅，美仑美奂。直到文艺复兴时博大精深者如但丁还在称赞“李维不会出错”。至于柯林武德看出他剪剪贴贴的方法，那是上个世纪才有的事。相形之下，《书库》的作者虽然也不时标举所借用材料的出处，但其文笔之枯涩、行文之疏漏很难当得上“更好”二字。所以，不说他是剽窃，至少也是“低水平的重复”。
　　人性的复杂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古代世界既然有尤佛里安之类的恬不知耻者，也难保不会有一两个自知浅陋，虽有所作，终托而隐之人。《书库》的作者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尚能自见的人。既然深入作伪者的主观意图难免杂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不妨附会此说。我的戏说只想为寂寞的《书库》呐呐喊，权且充当失真的扬声器。反正再怎么戏说都无损此书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现在，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有关希腊神话的原始文献，从中“可以考见一般希腊人对于世界及本族的起源与古史之信念”；体现在过去，是在一个神话有着比成文法更广泛影响的社会中，它的编撰向希腊人集中展示了希腊的传统，从而巩固了他们之所以是希腊人的那种集体意识。由是观之，《书库》简直伪得可喜可贺了。
　　翁同文先生《追忆陈寅恪师》一文谈及陈寅恪论学喜好引申《世说新语·假谲》中的一则逸事。东晋僧人支愍度欲南渡传法，但惟恐如来旧义在江东无法求食谋生，遂与伧道人合创新义，伧道人后来未见南渡，可发觉新义欠妥，便寄语支愍度新义只可权宜解饥，切莫因此支离如来旧说。伧道人被证明有先见之明，支氏新义虽显赫一时，终因是一座背弃传统的空中楼阁而湮没不闻。翁先生体会老师的微言大义是不可妄立那些“违反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种种新义”。两相对照，《书库》作者之伪与支愍度之伪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而对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推崇正是苦雨斋主人不厌其烦，两次费心移译此书的苦心所在。
　　(《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著，周作人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