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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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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互联网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栏目网络时代粗议
作者胡泳
期数2000年09期
  前苏联解体以后,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在俄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宫廷政变”。
  革命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革命的亲身感受者在革命的正在进行时态中所做出的判断与革命过后对其进行的历史观照也一定不同。托马斯·潘恩一七九一年在《人的权利》中写道: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为政治学注入了崭新的因素。“从前被我们叫做革命的事件只不过意味着人事的更迭或地方环境的变迁。这些事件自然地起起落落,在其存在或宿命中不具备任何使其能够扩散到发生地以外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中,看到一种对事物自然秩序的革新,一套像真理和人的存在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体系,它将道德与政治上的愉悦和国家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不到半个世纪,马志尼已开始怀疑法国革命的意义。他认为法国革命毋宁是一份总结,而不应当被当做一份纲领;毋宁是一个行将消失的时代的最后处方,而不代表新时代的开端。在十九世纪,甚至在二十世纪,革命者们所企图实现的不过是法国革命未能达到的目标。
  他们谈论的都是政治上的革命,而政治上的革命今天已普遍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我们的时代是科技的时代,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另一种革命——科技革命。斯图尔特·布兰德说:“科技是今天惟一的新闻。每天翻开报纸杂志,读到的不外是来来去去的他说、她说,政治、经济、时装……都不停地在兜兜转转,翻来覆去,正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的天性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只有科技真的在变。”
  但布兰德又如何能够断定,科技的变化不是“兜兜转转,翻来覆去”?“革命”(revolution)来源于天文学和几何学,其科学含义与它现在的流行义非常之不同。它的原义是“循环往复”,就像四季更替一样,或“时起时落”,像潮水的涨退一样。因此,它在科学中意味着变动中的不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是开始又是结束。然而,今天我们使用“革命”一词时,是在描述一种持续性、恒久性的终结,一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新秩序,一种旧有的、熟悉的事物与新生的、迥异的事物之间的断层。这个对我们的头脑和心灵影响如此深广的词是怎样经历词义的巨大变迁的,对历史学家来说将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不过,在争辩互联网是否带来一场革命时,我觉得“革命”的古义和今义或许对我们同样有启发作用。
  一是,不管我们为互联网戴上多少桂冠,它也不过是另一场技术革命,与此前的革命遵循着同样的发展轨迹——像电的发明,或电报、电话、铁路的普及一样。历史的确重复自己,这就是说,我们在这次革命中的位置及将来的走向是可知的,就像天体运行自有其规律。在“.com”的疯狂之中,我们可以预期又一轮生产力的重大飞跃和人类社会的更加繁荣。
  二是,技术革命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无法分开的。信息革命所表现的并不仅仅是技术。这场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知识的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革命引发的范式转移改变着我们工作、娱乐和从事其他许多活动的方式。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尔·维瑞安认为任何技术革命都要经历五个阶段:实验——资本化——管理——高度竞争——巩固。互联网终我们的一生来说,确实是崭新的东西,但同样的行为模式在此前其他技术的发展中一再出现,包括蒸汽机、电报、汽车、飞机莫不如是。
  在实验阶段,企业家是第一批认识创新技术潜力的人。进入壁垒在一开始很低,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产业在车库和地下室中诞生的原因。一旦新技术的构建模块出现,一批批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模块进行多种组合,由此产生新的价值。比如,今天的网络企业家把芯片、软件和网络功能结合起来,找到了无数种创造新价值的途径。
  有时主要的技术创新代表着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今天网络上的许多实验都围绕寻找正确的商业模式进行:订阅,网络广告,链接,捆绑,特许权经营,拍卖……投资商急切地等待着实验的结果。一些实验(也许大多数实验)肯定会以失败告终。像此前的新技术一样,会有大批的人在网上弄得血本无归。
  从一九○四到一九○八年,二百四十余家企业进入汽车业,想为“不用马拉的车”寻找最好的“用户界面”。卡尔·本茨一八八五年推出的第一辆车有三个轮子,状如马蹄。今天我们在博物馆中看到这样的车会说:“多么有趣啊,那时的人竟把汽车造得同马车一样。”五十年后,我们的后代会看着微机说:“多么有趣啊,他们竟把计算机造得同打字机一样。”
  企业家也许是技术实验背后的推动力量,但他们需要钱做事。对资金的渴求使金融家们加入了游戏。风险投资家总是第一批下注的人,而巨大的财富一定是由于赌对了才会快速聚集起来。赔钱过程也同样摆脱不了赌性。铁路的早期投资者发了大财,后来者从未做到完全收回他们的投资。
  金融家提供了让企业家走出车库、到达大众市场的资本。然而为了实现大众市场所需的规模,产业的运营变得比创新更为重要。创新者必须了解什么时候走下前台,让“成年人”来掌控局面。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企业家最难做的决定之一是什么时候把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
  许多新兴的互联网企业都仍然处在实验阶段,竭力界定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范围。很少几家转入运营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能经受考验的运营系统,创造品牌,并造就忠诚的客户群。运营、市场营销、执行和联盟都至关重要。一些企业不可避免地陷入运营的困境。金融家抽出资本,这些企业在竞争中消失,或者可能被领先厂家吞并。至此,高度竞争的阶段开始了。
  经济规模现在变成具有决定意义的竞争要素,它以多种形式出现。传统的供应方的经济规模仍然有用——企业越大,单位生产成本越低。但在许多主要的新产业中,需求方的经济规模更有意义——拥有的用户越多,企业产品就越有价值。这一效应最有力地体现在电信业(电话、网络)和那些互操作性和标准占重要地位的行业。在某些情况下,供方与需方的经济规模相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正反馈循环,领先企业因此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收益。
  但假如事物走向反面,后果也是严重的。落后的企业注定更加落后,最终,只有少数几个赢家。为什么一些企业成功而另一些企业失败,常常既依赖于精明的算计,也依赖于运气。
  当高度竞争阶段过去的时候,赢家的工作变得日常化,产品形成了标准,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活动正常进行。针对市场的竞争变成了在市场中的竞争。市场份额开始固定化,企业的策略专注于削弱对手的实力而不是发动全方位战争。公司领导发现他们有众多的课题需要处理:工人,律师,消费者权益保护分子,投资基金,股东,记者和政客都想就产业的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互联网商业的成熟,将来的市场结构也许是这样的:有几个大赢家(AOL,Yahoo,Cisco),有几个大输家(不知该谁倒霉),还有大量的专注于特定市场的小企业。网络的力量体现在企业能否销售高度新异化的内容和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的基本提供者也许会吸引大部分人的注意力,但最主要的商业机会存在于为个人定制的服务和有高度精确度的媒介中。
  现在我们有四百多家拍卖类站点。仅卖鞋的电子商务站点就有一千五百家。有多少能够生存呢?高度竞争阶段也许会延续十到十五年。问问那些“.com”企业的CEO们,有多少人准备打为期半年的仗?更不要提十年规划了。有多少人用毅力取代了热情?
  从一八五五年到一八六一年,美国的电报公司从五十家减至六家,缩水了百分之八十八。在不到十四年的时间里,大型电力公司由十五家减至二家,缩水了百分之八十七。如果历史可以借鉴的话,现有的四百家互联网上市公司最终会剩下五十家。
  纳斯达克股市在春天的暴跌第一次显示了互联网经济的冷酷一面。如果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是一个“泡沫”,那么这一泡沫何时会破裂呢?许多人对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与“泡沫”相对的是“真实”。关于泡沫的讨论中有一个突出的东西,即“泡沫”与“真实”的区别在哪里。
  一个泡沫,如果它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会产生真实的效果。互联网的繁荣是由一九九五年八月网景公司的上市启始的。如果你在五年的时间里,把数以百亿计的金钱交给那些成心给现行经济和社会秩序制造混乱的企业家,那就一定会给社会打下永久的烙印,即使这些金钱中有相当一部分血本无归。经历会塑造社会,也会塑造人类本身。
  在美国,一九六八年以后出生的人被称作“X一代”,这些人在九十年代的早期还以懒散著称,他们鄙视他们的父辈,认为“婴儿潮”一代过于沉醉于金钱和地位;但是,互联网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快速致富的机会。短短几年之中,一代年轻而不安分的美国人变得在思想意识上与他们的父辈毫无二致。
  在中国,年轻人白手起家的神话一度似乎从来只属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但今天已实实在在地在眼前展现。随着一些网站在美国上市,网络时代的财富故事也来到了中国。“财富”成为今天中国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而这个词汇在使用时又大多和“光荣”、“梦想”等等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忘记,仅仅在若干年以前,“财富”还是一个令谈论者闻之色变的字眼。当我们想起这一点的时候,能估量出社会潜流的波动程度吗?
  互联网改变了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一些涉及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另外一些则涉及人们基本生活态度的微妙转移。这些变化会持续下去——就算网络繁荣是一个泡沫,就算这个泡沫明天就会破裂。
  股市的暴跌与一些网站的破产的确表明,一场大动荡正在来临,所有关于互联网的夸大之辞、激动和狂喜都将被一扫而空,成千上万年轻网络企业家的梦永远无法成真。历史像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迈克尔·施拉吉所说,走到了“开端的终结”。但毫无疑问,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终结的开端”。
  围绕互联网有成堆的夸夸其谈,它们部分地消解了互联网革命的力量,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场革命的意义。这并不奇怪。历史上的每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大量的噪音,无论是电报、电话、电力还是铁路都被认为会在全球造就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由此在地球上建立新的伊甸园。
  互联网陷入同样的泡沫中是必然的。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它的内部运作鲜为人知,而且人们仍然在试图索解它的意义——它是什么,它将能做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自然会自由地做出我们的解释,不管这些解释多么荒唐可笑。媒介由于它们抢新闻的本性,必然会放大所有的夸大之辞,资本市场的投机者们也惟恐事情不热闹,因为他们要制造故事和戏剧。我们所犯的错误当然是在阅读那些富于刺激性的头条新闻之后,在观察远离现实的股票市场之后,根据这些东西得出我们对网络的结论。我们很少能听到在噪音之中出现的更为理性的声音。
  互联网本身不会把世界变成乌托邦,不会造就民主,也不会重写资本主义的规则。但是,它能做到迫使公司重构它们的供应链和消费渠道,降低生产和服务的成本,创造真正的全球性市场。它也会对权力和财富予以重新分配,可能更加加深穷人与富人的差距。
  伴随着互联网而来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如果你倡导创新,就会对现状提出疑问。如果你为企业家戴上桂冠,就会轻视“组织人”。如果你使资本自由扩散,就会剥夺投资商的权力。如果你认为变革最有价值,就会对墨守成规深恶痛绝。如果你十分向往未来,就不会抱住过去不放。
  有一个比喻说得好:如果把互联网比作待剥的洋葱,所有有关网络的神话只不过是那薄薄的一层洋葱皮,里面的东西将会让你流下眼泪。
  《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月刊,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向以引领思潮而闻名。
  《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多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