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尚望登堂入室

　　《浪漫的补天者》——这大概是最近的一本梁漱溟传记了。
　　梁漱溟的第一本传记，是美国人A.艾恺写的《最后的儒者》，书成于一九七九年，作者还来得及面见其人，做半月余的长谈(一九八○夏)。中国人则是从九十年代起写梁先生的传记，在他谢世之后，迟的缘故不言自明。
　　到目前为止，梁漱溟传、评传已出了七八本。十年之内为一个人写这么多本传记恐不多见，这表明人们很有兴趣认识他，且觉着别人的认识尚嫌不足，于是也提笔写一本。这之中，惟有袁阳先生直接标出了对传主的认识——一个浪漫的补天者。没有认识固然不会这样写，若不觉得自己有准头大约仍不敢这样写。
　　这同时也表明，真切地认识人需要一定的时间，仓促之间恐难做到。而只要不设障碍，则纵使其人难以认识，终会认识。
　　研究梁漱溟之不易，在于须要拨开云雾，且不止一层云雾。如果曾经把他定为右派，那倒好办，帽子摘去，自可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梁先生没有帽子可摘，是毛泽东在盛怒之下指派为“反面教员”的，是政治上“一贯反动”的结果。这句话至今没有宣布失效。然而这层云雾几乎不需传记作者费力便自行散去。不过本来面目是什么，怎样描绘还是要费力气的。自打新文化运动时起，就有一层云雾笼罩着梁漱溟，虽有人将他从国粹派里分别出来，但是把他排在什么地方呢？数十年来这排队是以“左”为尚，而他的思想主张似乎左右皆不是，或说左右皆不似。“定位”不易，大可不定，人们已渐渐觉出动辄给人定位并不好。梁先生传记的作者大多这样做的。
　　一语道破梁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其精神、其个性、其异于他人之处果何在，则是另一番功夫了。这要拨开第二层云雾。
　　这第二层云雾不会自行散去，它是梁漱溟毕生的言论和行动，如今是一堆白纸黑字任人解读。不止是他的左右皆不似使人困扰。他的亦佛亦儒不特别吗？连自己也知道自己不长于做事，偏要主动介入政治，不特别吗？人们发现他骨头硬、觉得他狂，这股劲是从哪儿来的？在这些不易解的背后，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而不那样做？
　　现在袁先生给出一个解答，原来他是浪漫的补天者！
　　这不仅和过去人们给他画的像不相像，和他自己给自己画的像也不相像。梁先生勤于自我剖析，全集里专门剖析自己的文章就不止一篇，行文中顺带着剖析自己的话更多。屡次说自己笨，还说“我是步步踏实的”，说因为自己心中的问题都是从实际中来，一旦得出结论必然要回到实践中去。这和浪漫不是一回事呀！
　　然而，梁先生确有一句言志的话，恰好证明补天的意愿真的在他心中：“我生有涯愿无涯，心期填海力移山。”但是请注意，这句话所含悲悯众生、佛家发愿的意思和浪漫的补天者有别。不是很大，但是有。
　　这个差异表明，尚待认清梁先生的踏实和浪漫之间的关系。它们必然是看似矛盾实是相通，它们必是对自己的要求、期许与实际做得到的有差距。但是其中必有主导的一面，如果没有，不仅难以有为，干脆难以度日。
　　袁先生叙述、评论了胡适和梁漱溟两人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生的批评与反批评，便是看到了这种差距，指出梁氏“大倡大颂不计利害”，“实际表现却耿耿于怀”。笔者窃以为袁先生不曾留意梁氏在这次反批评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是没有敌人的。”
　　这话不单是说当时与自己观点分歧者不是敌人，(“在这个时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都是一伙子！”)这是无对——“仁者人也”，“仁者与物无对”。胸怀博大至极。然而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态度，以这种态度生活，是中国古人对人类文化的贡献。“除非中国人数千年白活了，于人类文化无所发明、无所贡献则已，如其有之，则我敢断言，便是他首先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认识了人的无对。”他说，有此认识的不只是孔子，中国古人谨守这一认识“前后相承，勉力趋赴，影响所被演成前所谓人生第二态度”。做到无对不容易，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一生力求无对，却叹息自己不能时时做得到(《梁漱溟全集》卷五第83页)。
　　袁先生以一章的篇幅介绍梁氏抗战期间所做全民团结的努力，谓之“政治补天”，此言甚是，可惜未尝点明他正是以无对的态度对待国共两党，以无对的态度对待共同组成第三方面的各小党派。梁氏政治补天的努力是浪漫的一大表现。政党活动岂能无对？
　　张中行先生纪念梁先生时写道：“我总是认为，梁先生的眼镜是从Good公司买的，于是看孔孟好，看人心不古的今人，还是好，直到看所有的人心，都是好。可是就这样的他眼镜中的好人，集会批判了他。”
　　这说的是梁先生浪漫的又一原因——坚信人性善。相信别人心肠好，是个性，但亦有文化传承在其中。照梁氏的意见，中西文化不同还可从西方的宗教、政治、法律都认为或假设人性恶见出，而中国则否。孔子未尝直接说人性善，孟子则是明明白白讲人性善了。
　　梁先生看自己踏实——先比较了两种文化，又分析了两种社会构造，这之后才采取行动。而袁先生看他是浪漫，竟想补天。两说皆可成立。为什么呢？置身相斗之局，他力行无对，别人方在计算他，他说，“与我主张不同的人，我们都要原谅他，并要承认对方之心理也是好的，不应做刻薄的推测”(《梁漱溟全集》卷二第64页)。
　　古往今来都有浪漫的人，出自天性的浪漫。浪漫是学不来的。但是梁先生的浪漫，殊非此种率真。“最后的儒者”，艾恺先生看他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没有错，梁先生认为无对和性善说同是中国人对人类可贵的贡献而身体力行。金岳霖先生说得更明确，在中国哲学家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
　　袁先生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一层，因而未见加以阐述。人们在读过《浪漫的补天者》之后，可以问：何所据而认为他浪漫？是因为他去做了力所不抵的事？又为什么赞之为补天？
　　正是因为还没有充分把握梁先生的个性和思想以及两者的一体性，在分析行为动机上时有成功与不成功。
　　一九四六年梁先生决意退出现实政治，对此，袁先生分析说：“在香港脱险的历程中，他已经强烈而清晰地感悟到他的天赋使命乃在文化创造，虽然受更紧迫的现实社会责任感的驱使和受政治热闹的诱惑也曾使他尝试社会、政治补天之功，但他的前途和承载天命的领域还是在乎现实而又超然于现实的文化探索。因此，他退出政坛去从事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意义的退隐，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
　　一九五三年的斗争会原决议给予处分和做出检讨。后来都不是出于无意地没了下文。梁先生踏实，写了检讨无人要看。从《梁漱溟全集》卷七和卷八日记提供的材料看，当时梁氏思想上有一个转折。两位门生问他准备怎样发言，“不肯与谈，但笑谓你们晚间再来，且看胜负如何”。眉生云“不当言胜负。我点头承认他的话”。“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两天后(星期日)“恕儿、宽儿先后来，为之谈此次事。宽儿出其所见娓娓谈数小时甚好”。这就是汪东林在所著各书多次引用的那段儿子劝父亲自省的话。《浪漫的补天者》也引述并进而测度说：“一人闯祸，最怕的就是祸及亲人，梁漱溟在检查之前先提自己的悔悟是得益于儿子的帮助和启发，则这份检查无疑具有保护亲人不受牵连的功用。”
　　同日日记有如下一段话：“忽悟菩萨止于悲之理(如为人止于孝之`止')，在儒则只有一片恻隐之心。悲与所悲似相对之两面，然所悲一切众生，自己亦在内，且超过利用与反抗，即是无对。无对而有对，有对而无对。动亦定，静亦定。永不落于被动而恒时是主动，换言之，始终有心在。气动即是失心，心在则气为心用。”(《梁漱溟全集》卷八第503页)梁氏这段以“忽悟”开始的自省，大异乎我们常见的检讨。他觉察自己动气了，陷入有对了。动气、失心，在儒家看来是人常不免会有，但那是很不该有的错误。
　　梁氏悲悯自己仍不免陷于有对，袁先生设想他在设法保护亲人。
　　袁先生的书，只谈到梁氏学问的奠基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九二一)，后此数十年的著述更重要、更成熟，却未见涉及，这是可惜的。若是考虑到自己把握不大，莫如不写，这种态度我们也很赞成。袁先生从远处端详梁漱溟，约略觉出那竟是一个浪漫的人，又顺着这有所见而写出一本传记。尽管时而逸出自己认定的浪漫之意，仍不失为一个成功。可不可以将这看做研究梁漱溟的进展，或竟不妨说上了一个台阶？或找到了门尚待登堂入室？
　　细想起来，看梁漱溟浪漫，未见得十分切当。其所以未见得切当，是因为粗看梁漱溟一生行事，其意味有似浪漫实则较浪漫沉稳。至于悲悯众生包括自己在内，自是浪漫者所没有的。
　　二○○○年五月七日写于京寓
　　(《浪漫的补天者》，袁阳著，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版，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