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失落的文明”与失落的选择

　　中国西南部三星堆的青铜时代文化，是近年中国考古学上最轰动的发现之一。它的遗物现在又可以在中国以外观赏了。美国西雅图美术馆举办的“古代四川——失落文明的珍宝”大型巡回展，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展出了。这个展览的文物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1986年中国考古学家在三星堆发现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祭祀坑，里面堆满了烧毁和被毁坏的青铜器、玉器、象牙，其中有两米半高的站在象头上的铜立人像，奇特的巨大面具，像外星人，眼睛突出，头饰奇特。
　　这些发现大部分是前所未见的，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新的研究。发现地三星堆现在有一所博物馆，但文物的原件不一定完全看得到。尽管如此，前往观赏非常值得。三星堆的发现使得以往对历史的理解动摇了。就在这样的地方，远在想像中的蛮夷的黑暗中，却存在过一个独特的青铜雕塑传统，完全可以和东方的华丽文物相媲美。按传统的理解，中国国家产生于现在中国的东部，在那里，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绵延至公元前500年左右，生产了无数精美的青铜器。相比之下，世界上很少有什么文明像古代中国那样对青铜器情有独钟。青铜器被使用于敬祷祖先的礼仪中，又被当作王和贵族之间建立权力关系和富有等级意义的礼品。这些青铜器实际上是中国这个国家古代政治过程中的跳板，也就是说它们是这个过程的工具。
　　三星堆也发现有这样的礼器，它们和原来的政治中国发生过关系，且有相似之处。包括三星堆在内的考古新发现证明不能将中国当作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来理解，而应视为包含着欧亚大陆整个地区的一个过程。中国并不是由某一种特别选出的人民创造出来的，他没有一个狭义的种族、文化或者民族的基础。
　　配合展览的规模很大的画册，应该说是有关三星堆研究目前为止最好的概括。此书也收录有四川被包括在新的秦汉帝国时期的美术品。这类美术品有一部分也在展览中。但这并不完全成功。把这样的文物也包括进来，可能是地方主义的一种体现。更加值得质疑的是展览中所谓“失落的文明”一词。这样的宣传，好像是把考古发现当成好莱坞电影中大西洋城那样的一个个偶然发现，而不是把人类历史当成一个可以弄懂的东西来追求。这种宣传实际上也表明我们所知道的“现代”这种状态一点也没有结束。因为现代意识中就包括把“文明”和“文化”看成孤立的精粹，像生物物种那样产生和灭绝。也就是把“文明”当作一种现代人能够在历史的深渊中潜游下去可以用手电筒照耀的化石鱼。只有在这种态度的基础上，才会把三星堆说成是“失落的文明”，而不是一种可能研究甚至可能了解的连续性。所以，有人提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面具代表外星人也不奇怪，因为外星人是现代的我们所认识的最极端的“他们”。
　　展览可以质疑的地方，跟中国式的文物修复和文物展示思想有关。还有，跟这些文物如何按西方式的思想被命名为美术品也有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的美术概念，并不是自由创作意义上的那种美术，而是说把文物偶像化，把展品放进“监狱”的做法。
　　在三星堆发现几年以后，我自己曾去参观当地的文物修复工作。文物修复在中国的追求达到极致。“修复”一词有修理复原的意思。应该说这是基于一种歌颂古典的传统的孔夫子主义。这包括很多不同类型的文物，四川的宝物、鉴赏家之间流传的美术品甚至包括考古出土的文物。它们会被修理，会被擦亮得像新的一样。目的并不在于看到其原貌甚至现状，而是修成它们似乎应该被看成的那样。最近新开放的耗资巨大的上海博物馆也是一个例子。整个博物馆的楼房本身被设计为一个巨大的体现威望(prestige)的青铜器。馆内陈列的青铜器也经常修复得令参观者怀疑，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像标签所说的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古代四川”展览中的展品，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我们瑞典目前已经对考古文物的过分修复过敏，修复最多是为了防止文物的自然损坏。我们瑞典宁愿允许看得出它的三千年历史。也许这种态度与我们斯堪的纳维亚人往往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区有关。因为缺少华丽的可以夸耀的文物，使我们不得不谦虚一点，但是我们对文物修复的态度或许更多地跟整个西方世界现代意识中崇拜原物的价值观有关。工业主义、大众消费的年代里更要追求真物。而人人以为博物馆跟商业主义对立，以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庙宇，人们为这里的真实性而崇拜。博物馆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最有代表性的机构，是一个包括整个社会的博物馆化过程的大本营，它远远越过博物馆的门墙。可以说在越来越现代的中国，博物馆化的凯旋，已经在出现，只不过还没有波及青铜时代的发现。所以时代的牙齿的痕迹还是要努力清除掉，裂缝要很好地缝合，沙砾要刷掉，曾经火烧的祭品遭受到的颜色的变化应由古代青铜器所应有的绿调来代替。一切为的是弘扬祖国古代的灿烂文化。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归纳为博物馆“文物”的遗物，是一种威信和地位的游戏中的棋子，还是努力了解人类过去的“工具”？文物修复过度，不仅损坏了对真实性的那种怀旧的条件，而且使真实怀旧派的利益受损，因为中国对修复的积极性和“古代四川——失落文明的珍宝”的展览方式，实际上相互配合着使得三星堆变为新型的体现威望的文物。站在古典中国的角度看，这样做并没有错，因为青铜器本身就是为了夸耀而制作的，而现在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奥林匹克比赛的“选手”，一个国家或省份能够展出最了不起的古物，它就可以获得金牌。这里的运动项目是西方现代美术馆的传统展览方式和中方目的的密切配合。正是因为考古遗物被命名为此类美术品，像在大都会一样，它们被人为地调离历史环境，置于博物馆庙宇之中，孤零零地单独地在打扫得很干净的玻璃柜里静坐，镀了金的青铜面具最为闪亮。但正是在这里，将它们安置在消毒得过于干净的博物馆展柜里的方法，严重妨碍了这些遗物发挥其所拥有的传达它们自己及它们和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的潜力。要是我们回去看发掘现场的照片，我们会发现这些惊人的青铜器并没有在祭坛上陈列，也不是秩序井然的陪葬品。相反，它们是以暴力方式打碎并放在祭祀坑中，且这损毁并不是任意的，而是被导演的祭祀。考古记录表明，这些祭祀坑是有意制作的，损毁的祭典是一个有意的措施，有意停止这些东西在人间的使用。这样果断的措施，也就是祭祀和人与人之间的礼品互送的主要区别。
　　“古代四川”的展览作为一种媒介，是否本来可以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跨越我们和他们之间三千年的鸿沟，这当然应该是展览面临的挑战。但是展览背离了这样的课题，在博物馆门口把一副经过美化的三星堆祭祀坑的原貌照片放大，并不起什么作用。展览的方式总而言之仍然妨碍我们追求对三星堆问题的回答。展览实际上是我们当今时代把自己的奖杯按西方思想的设计在“现代”庙宇中排列起来，在它的需求面前投降。这样一来，三星堆的遗物也就变成“现代”晚期博物馆参观者一个接一个崇拜的偶像。我想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通过这些遗物连接我们和我们几千年前的同类的生活和思想的机会。
　　有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考古发掘的遗物与在世界古物市场上漂浮的遗物不同，则确实存在一种其他的选择，那就是把原有的空间结构当作出发点。请比较一下中国另外一个博物馆如何应对这样一个挑战。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陈列馆同样面临着如何展览的问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年轻的研究院曾经发掘商代王墓，获得众多的陪葬品。现在陈列馆改建博物馆重新开放的时候，一个个设计巧妙的展厅就抓住了原有的空间分布，使博物馆从夸耀地位的青铜器的陈列一变而成观众了解人祭的指南。连故宫博物院这样的博物馆，都要去寻找其他的选择。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陈星灿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