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泰戈尔是幸运的

　　今年，是泰戈尔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和逝世六十周年。二十四卷中文版《泰戈尔全集》又刚刚出版问世，这大概是泰戈尔在世界上除印度之外，出得最齐的《全集》了。作为一个泰戈尔研究者，我自然有许多话要说。然而，这里我最想说的，不是他的诗歌有何意义，他为人类文学宝库做出了多大贡献，而是庆幸他的幸运。
　　大多数中国读者知道的泰戈尔，是一位鹤发银髯、慈眉善目的长者，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东方获得者，不少人还能吟哦《吉檀迦利》中的隽永诗句；而不大有人知道，泰戈尔曾是一位神童，一位充满自信和自负的少年写作者，他的有些作为，简直令人难以想像。
　　泰戈尔走上创作之路，完全是偶然。他出生在加尔各答一个最富有的书香之家。父亲生有十五个子女，他排行第十四，人生道路完全有多种选择的可能。可是，在他七八岁时，一位比他大得多的外甥，使劲鼓动他写诗，并教给他诗歌写法。他就在账房要了一本蓝纸本，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了起来。谁也没有料到，写作竟成了泰戈尔的终身职业，而且到生命终止，一直未改在蓝纸本上写诗的习惯。
　　第一个蓝本子丢失了，第二个蓝本子又渐渐写满了。后来，师范学校的一位名叫德特的老师，得知他会写诗，就经常给他一二行诗，要他续写完整。另一位叫戈温德的老师，吩咐他做一首关于道德的诗。第二天，这位老师带他到全校最高年级的班上，当众朗读。泰戈尔十五岁时，第一次代表泰戈尔家族，在一年一度的文化政治集会上，朗读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并将此诗署名发表。报道说，十五岁的英俊少年，“其抑扬顿挫的声调使满座为之倾倒”。
　　少年得意的泰戈尔，还做过一件“托古作伪”的事。他一直对毗湿奴派古诗十分神往，像着了魔一样，一心想掌握其创作秘诀。另外，英国十二岁神童诗人查达尔顿的故事也极大刺激了他。这位神童的仿古诗因难懂而不为众人理解，为此他在十八岁时抱恨自尽。除了自杀之外，泰戈尔决心效仿这位英国神童。于是，从十六岁开始，他化名帕努辛赫，在文学月刊《婆罗多》上陆续发表仿古诗稿，并在附言中谎称这是在梵社图书馆中发现的十五世纪诗人的手稿。所有人都信以为真。一位在德国的孟加拉学者，竟将《帕努辛赫诗抄》视为印度十五世纪诗歌的典范，并写了一本印度抒情诗与欧洲抒情诗比较的小册子，由此获得博士学位。这是一个很大的玩笑。但是，它并没有影响泰戈尔的成长。他在暮年编纂《泰戈尔全集》时，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诗收了进去，只是不无自我揶揄地“把它视为非法进入文苑的一个具体事例”。
　　由上可知，泰戈尔是个少年天才，但并非十全十美；他的成功，是由于得到了家人、老师、读者和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宽容，不然他以后的道路是难以想像的。
　　说起泰戈尔的学历，更是让人不敢恭维。他几次进学校和留学，但始终不能完整地完成学业。所以，他没有什么文凭。他众多名誉博士和荣誉教授的头衔，是在他成名之后追踪而来的。泰戈尔是自学成才的典范。
　　联系到当下国内因少年写作而吵得沸沸扬扬，我就觉得奇哉怪哉。
　　小女郁秀于一九九六年出了本《花季·雨季》，就成了少年写作的始作俑者。为“郁秀们”担忧、评判“《花季·雨季》们”的文章不绝于报端。其实，郁秀当年写作《花季·雨季》的动机十分单纯，单纯到了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想写而已。她也预感到压力，所以整个写作过程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家里和班上谁也不知道。小说出版后，她对少年写作现象有了明确态度。她说：“两年前我会百分之百地回答yes，因为我当时渴望我的行为得到认同。但两年后的今天，我会在yes后面多了个but，多了个下文。”她的下文是这样的：“我更鼓励中学生朋友多读书，读好书，多思考，培养对生活的敏感度，也多练笔。但是我希望他们写短篇，写随笔。因为长篇在时间上是相当耗人的。”(《郁秀和<花季·雨季>》)
　　也许，郁秀是少年写作者中的“好孩子”，受到的指责不算多，至于那个“坏孩子”，受到的责难就更多了。其实，“坏孩子”的过错并没有超过泰戈尔：辍学，他没有泰戈尔厉害；写作，他仅仿成人口吻，而泰戈尔竟伪托古人。看到中国当下少年写作者的处境，我真替泰戈尔感到幸运，他生活在一个宽容的民族之中。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讲中庸和恕道的民族，万事讲和万事讲忍，历史上对神童和神童诗不是也蛮推崇的吗？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是要有点儿奇人奇事的。今天，中华民族开始复兴，没有人出来弄点声响，能行吗？几个孩子，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折腾几下，在文坛上翻几个跟斗，无论如何是件好事。就像要过年了，为除旧迎新，孩子们在院子里放放鞭炮，岂不是快活喜庆！至于他们中有人说了些不相宜的话，做了些不相宜的事，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以后自己去评说。
　　在少年写作问题上，我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将个别与普遍区别开来。少年写作者是个别，而且永远是个别，永远是沧海一粟，不可能变成普遍，不可能变成沧海。许多人是担心由个别变成普遍，一粟变成沧海，这是新的杞人忧天。英国并不因为出了个查达尔顿，而英伦三岛布满了写作神童；印度也并不因为有了泰戈尔，而在印度处处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要知道，我们的社会所以是正常的，是因为在普遍之外存在个别。对这种个别，社会应尊重和宽容。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讲，出现少年写作现象，绝对是正常的。这才有点儿像要进入新世纪的样子。我们应以平常心待之，不可打杀，不可捧杀，更不可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