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城乡差别—怨恨　情结—社会变革

　　通读了《读书》二○○○年第五期上陆学艺的《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下称《走出》)和孙波的《回首再读<收租院>》两文，我突然有一种写作的冲动。不管是编辑的有意安排，还是绝妙的巧合。读罢两篇文章，我脑海里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城乡差别—怨恨情结—社会变革”的逻辑推论。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差别。虽然我们现在还远没达到这一步，我们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在向共产主义社会奋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初级阶段的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时期，城乡间的差别理应逐步缩小。而事实并非如此。“五十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并“逐步固定化，加上有户籍、身份制划分标准，就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城乡间所执行政策的明显不同和体制方面固有的缺陷，导致了城乡间在许多方面难以缩小的差异。当绝大多数农民刚刚解决了吃饭问题并仍在为维持温饱水平而奔波时，城里人已经兴起了减肥热潮；大部分农村居民日常还跋山涉水走羊肠小道，城里的媒体正铺天盖地谈论轿车的品牌性能。城里人伤病医疗费国家给予补贴，乡下人伤病了若付不起医疗费用，就只好等死；城里人现在五十岁退休后领着退休金安度晚年，而六十岁的农民绝大多数还是主要劳动力……这些城乡差别，怎能不教乡下人“拼命”往城里走？可是，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存在，农村人永远也只能是农村人，最终几乎所有进城的人又都回到乡下生活，尽管他们有许多的不满和怨恨。
　　从政治意义上讲，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生活水平和社会身份等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别部分是政策、体制方面的“垄断性”和“权力性”因素造成的，通过现实生活中的比较感受，农村居民必然会产生不满情绪和怨恨心理。随着社会互动频率的增大和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这种心理会越加强烈，甚至演变为敌对仇恨。作为一种人性的心理情感，怨恨是有指向目标的，比如怨恨“自己命苦”，怨恨“有钱人”，怨恨“城里人”，怨恨现行体制，最终指向政府和整个社会制度。这种具有指向心理诉求的情感随时都在搜寻释放的途径和宣泄的标的，一旦得到有效的动员和调动，就会演化成社会群体行动，导致社会的局部性或根本性变革。近年来，一些地方频繁发生抗纳税、拒缴公粮、围攻政府部门、打着“扶贫”旗号组织黑势力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怨恨情感的理念被人有效地动员了起来。因此，对这种情感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从总体战略的高度、从政权稳定的高度，负责任地把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摆上议事日程已时不我待。本文有三个建议：
　　第一，大力加强以农村电网、电视网、自来水、村屯街道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生活环境方面逐步缩小城乡差距。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办法，将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投资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
　　第二，积极探索新的农村生产组织形式，要允许、提倡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或定期出租，推行庄园式、大片承包式、工业生产组织式等经营机制，让有大规模经营农业实力的人一展身手，成为管理者、“庄园主”；让有其他行业特长的人放心离开农田搞创收，建立农村社会新的分工协作格局，促进农村生产力获得更深层次的解放。
　　第三，“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制’的格局”(自《走出》)，彻底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更加开放的、流动性更强的劳动力市场，淡化城乡身份标识，“打开镇门、城门，放心大胆又有步骤地让农民进来”(自《走出》)，同享资源，公平竞争，共同参与，真正建立起一个团结互助、奋发向上、其乐融融的大国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