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海洋亚洲：网络化的地域史

　　迅猛发展的全球化，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认知世界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全球化的展开有两个突出特征，这就是超国界和网络化。这种连接人类的新方式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就连向来被认为最保守、最迟钝的历史学界，也有感觉敏锐的人开始改换眼光，以这种新的认知方式来重新看待从历史中走过来的这个世界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首先在欧美史学界开始出现了“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一反以往史学家以有着确定的政治实体和地理疆域的国民国家为基本单位来描述历史的旧框架，而代之以超越国界的，将世界视为一个由某种秩序原理组合而成的互联互动的整体体系，来重新解读以往的历史，特别是近四五个世纪以来由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而使世界日益连为一体的人类历史。这种由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界、网络化的新思维方式，对传统历史学在“国家史”基础上所形成的一整套思考框架和认知范式提出了挑战。
　　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史学界也兴起了一股“海洋亚洲”论。一些有感于世势变迁，以及日本面临这种变迁的危机感的史学家，也开始以超国界、网络化的新思维方式，来重新审视日本所在的亚洲，将这个近代以来由海洋通路连接起来的亚洲，视为一个超国界的地域整体，以网络化的眼光，重新认识这一地域内部构造和相互关系的历史，重新建构立体的海洋亚洲，改写亚洲的近代史，他们因而被称为“海洋亚洲”论派。经过十来年的积聚和开拓，随着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一学派异军突起，在日本史学界颇为人们所注目。
　　日本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滨下武志，就是倡导海洋亚洲论最力的一位学者，他近年编撰出版了一系列海洋亚洲论的著作，成为这一新兴学派最为活跃的代表人物之一。今年初的一个冬日，我和滨下先生在东京大学赤门对面一间欧式风格的咖啡馆里做了一次长谈，我们从中日近代历史的互动，谈到海洋亚洲论。他从海洋亚洲论的酝酿兴起、发展流变，谈到他个人的思路、构想，乃至他的学术生存状态与海洋亚洲论的关系等等。从他的侃侃而谈之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位全身心沉醉于学术创新之中的学者的精神魅力，也使我对于海洋亚洲论学派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的了解。
　　九十年代初，滨下及另外几位研究日本史和西洋史的史学同道，有感于日本史学界沉闷及老套的研究框架，难以回应当今世界一体化所提出的日本面对的一些时代课题，决心要改变历史研究的视角，用超国家、网络化的海洋亚洲地域这一新框架来重新审视近代以来日本身处其中的亚洲历史。于是他们分头做起，后来发展为海洋亚洲论的三支流派。
　　第一支派可称为“西洋派”，即认为近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海洋通道来到亚洲，以资本主义贸易为先头，以西方资本主义秩序原理而建构起亚洲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在海洋亚洲地域建立起了一个超国家的、西方主导的非正式帝国秩序，一个“海洋帝国”。近代亚洲各国就在这一西方主导的帝国秩序之内展开自己的近代历史。
　　第二支派可称为“日本派”，即以日本为一个中心视角，来构筑日本与海洋连接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来往与互动的历史图景。由近代以前日本作为一个边缘国，与中心国中国，及同属边缘的朝鲜及东南亚国家形成的亚洲内部的地域秩序，到近代以后，转换为以西方为主导，进而由仿效西方而发展起来的日本为中心的地域秩序。
　　第三支派即滨下教授所倡导的“亚洲派”，更强调亚洲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强调亚洲整体地域的主体意识，注重亚洲内部的网络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与前近代的内在连续性。在滨下等人的倡导主持下，这一学派近十年来吸引了一批研究亚洲各方面历史的学者，编撰出版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香港——亚洲的网络都市》、《地域史是什么？》、《统治的地域史》、《东亚世界的地域网络》、七卷本《从亚洲思考》(与沟口雄三等合编)，及六卷本《海洋亚洲》等一系列关于海洋亚洲地域史的著作。这些著作描绘了一幅与以往大为不同的网络化的海洋亚洲地域史，它们从亚洲主体地域史的研究框架，到网络化的思维方式，直至多学科的立体化研究角度，都具有鲜明的特点，给人们旧有的历史认识以强烈的冲击。
　　首先，突显亚洲的整体性和主体性。他们摈弃以往的国家史视角，而把起自欧亚大陆东端的东海，南至东南亚海域、印度洋海域，西至红海，这一由海洋连接起来的广阔亚洲地域，视为有机相连的历史总体来把握，考察这一地域数百年来形成的超国家的网络关系和地域秩序。认为自近代以前的十五、十六世纪，这一地域就以中国和印度为轴心，以东南亚为媒介，形成了一个由对中国的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及民间贸易构成的多边贸易网，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到来的近代以前，这一亚洲地域就已经形成了内部的市场和地域秩序，即自主自发地形成了亚洲市场和亚洲秩序。他们摈弃以往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代之以亚洲为主体来思考亚洲的近代，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近代亚洲市场，并非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使亚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仅仅是由于西欧加入原有的亚洲市场，以及亚洲市场自身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这个市场在近代世界市场里占有特定的位置，并在对西方冲击的边抗拒边接受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地域秩序。因而这个近代的亚洲市场，是前近代亚洲市场的一种继承形态。这种整体的、主体性的近代亚洲观，对于以往只是作为西方殖民体系和附属形态的传统亚洲观提出了挑战。
　　其次，他们以注重多方面联系和互动关系的网络化的研究视角，把海洋作为跨越国家、连接国家之间的网络纽带，国家只是网络上的节点，注重考察其间的网络关系和秩序。他们重点考察了东亚的地域网络，认为近代以前，在东亚存在以中国为中心，以日本、朝鲜、琉球等小国为边缘的华夷秩序，以边缘国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及相互间的官方互市贸易及民间贸易的形式，构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和文化圈。近代以后，这种东亚秩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中国趋向边缘化，中心与边缘相互交替，从而构成了新的东亚秩序。这种网络化的观察视角，代替了以往边界清晰的国家焦点，以及单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线性联系，或以某个国家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的地域关系，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重连接、有机互动的东亚地域世界。
　　最后，他们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网络化研究方法，力图描绘一幅立体的、动态的、多面交错的亚洲地域历史图景。他们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同时也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概念，运用多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就是由多学科专家合作完成的。比如，自二○○○年底至二○○一年陆续出版的六卷本《海洋亚洲》一书，就是由滨下武志，以及一位人类遗传学家，一位东南亚社会经济学家，一位伊斯兰经济史学家四人共同主持的。参与撰写的其他作者中，除了有日欧交流史学家、阿拉伯史学家、伊斯兰文化史学家、印度史学家、亚洲建筑都市史学家等各专门史学家之外，还有文化人类学家、英语圈及比较文学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多位有关海洋方面的专家如生态学家、生态人类学家、海洋物理学家、国际海洋法学家、海事史学家等，甚至还有摄影家、映像作家，乃至诗人、作家等等。从这个庞大而五花八门的作者阵容，也可以看到撰写这套书的笔也呈现一种网络化。于是，我们从书中不仅看到了“从西边看到的海洋亚洲史”、“从东边看到的海洋亚洲史”、“从印度洋展开的印度圈社会”等对于海洋亚洲从多方位观察的历史描述，还看到了“亚洲海洋环境与生态体系”、“海与疾病”等有关亚洲海洋与人类生活关系的描述，以及诗人用忧伤的文学语言，记述的过去因战争和贫穷被迫离乡渡海谋生的“渡海的女性”，还有摄影家拍摄的广布亚洲各国器物和建筑物上造型相似的精美的凤凰图片，和他撰写的解说这些图片的文字“凤凰沿海路飞渡”。这真是一幅海洋、飞鸟与人共生，大自然与人类历史变迁交织的广阔鲜活的东亚图景。就像其中一册书的套封上所写的一句充满诱惑力的话：“从梦幻与浪漫的海洋，向人与自然交错思考的海洋，去探寻亚洲的新魅力！”
　　海洋亚洲，就是通过这网络化的地域框架，网络化的思维方式，及网络化的描述形式，展现了一幅全新的网络化地域史面貌。同时，网络化的思维方式，也影响着这些投身其中的学者，近年来一直沉湎于海洋亚洲研究的滨下先生，就是其中一位突出的典型。记得三四年前滨下先生访问我们研究所，所长邀请他做学术报告，大家本以为他会讲他的老本行——中国近代经济史，但他报的题目却是“网络化与历史研究”。一时大家以为他要讲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好几位图书馆正搞计算机编目的人员也跑来听，但他却大讲了一通网络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实则他正由于找到了“网络”这个词，正好对应他近年来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历史研究的新思路，就如同获得了科学新发现一样兴奋不已，因而热衷于随处宣传倡导。
　　不仅如此，他的生存方式也呈现一种“网络化”状态。比如，他同时兼任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这日本两大名校的教授(其中一处不领薪水，纯属“义务奉献”)，因而来往穿梭于东京和京都两地的办公室和教室之间，一周在此，一周在彼，以致他的研究班课程也是以隔周一次为节奏。他的研究班课，除了他带的来自世界多国的研究生轮番做报告之外，更多的是来往于这里的各国专家学者做学术报告，如我参加的几次，就有美国、法国、韩国、印度、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学者做报告，当然我也未被放过。报告讨论的语言是英语、日语、中文并用，且无需翻译，堪称一种网络化的学术交流。滨下就借助这种网络交流形式，使他自己和参与者从中获取最新信息和前沿动态，滨下的研究班可说是一个高效能、高流动的活的学术交流网站。他的生存网络还不局限于日本本土，他是业内闻名的一位“飞行教授”，经常飞往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地区进行学术活动，他在中国的北京、广州、香港、台湾，以及韩国、东南亚等地都有研究据点。所以他戏称自己已经“超日本化”了，他的这种生存方式大概也可称之为“海洋亚洲”化了吧。
　　海洋亚洲论学派的兴起，也许有一点日本地域特色的因素，即日本作为一个海洋环绕的岛国，人们世代面对周边辽阔的海洋，易于产生有关海洋的遐想。然而，这种跨越国家的海洋地域联想，特别是网络化的思维，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以往未被发现的亚洲历史的新图像，也拓展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新思维空间。
　　二○○一年十二月五日于京西紫竹院
　　(《东ァジァ世界の地域ネットヮ—ク》，滨下武志编，山川出版社1999年；《海のァジァ》六卷，尾本惠市、滨下武志、村井吉敬、家岛彦一主编，岩波书店2000年11月—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