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性与民主

　　过去人们常常认为，维多利亚时期，性压抑十分严重。社会遍布着对性的压制性话语，有各种各样的审查制度、监督机制、惩罚律令、道德呵斥、忏悔仪式、讯问方式乃至教育手段。而这一切都试图将性，尤其是以享乐为目的的性压至地底，试图让它沉默、灭绝、销声匿迹。人们将这一性压抑的意图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资本主义的整体化和秩序化意愿，都同纵欲式的享乐格格不入，享乐是对劳动力的耗损，是对组织、秩序、纪律的骚扰，最终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趋势的阻力。于是，繁殖后代之外的性活动被严厉禁止，性只限于对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它的合法性依赖于它的工具性，享乐和快感则要被彻底地清除。
　　这一常识式的观点遭到了福柯的抨击。福柯在《性史》中将上述论调称之为“压抑假说”。在他看来，这一“压抑假说”是有问题的。不错，维多利亚时期遍布着各种各样对性的压制性话语，但是，这一压制性的权力话语仅仅只有单向的否定性吗？权力话语只是监管和压制性的吗？它真的只是让对象沉默、收敛、萎缩乃至彻底灭绝吗？这就涉及到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核心。在福柯看来，权力/话语既是压制性的，也是生产性的；既是否定性的，也是肯定性的，既是驱逐、排斥性的，也是滋生、激励性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性话语正是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权力的两面性。它在压制性享乐的同时，又滋生了性享乐。
　　福柯这样来论证他的观点：一些反常性行为，也即是说并不能导致生育而是以快感为目标的性行为(它包括各种各样的性倒错、性变态，以及替代性的满足行为)，因为遭到性话语的压制而奇特地获得了一种命名，因而也就获得了一种存在性。话语在施展它的压制权力时，也务必界定、命名、划分它所要压制的对象，压制对象就在这种命名和分类中获得了切实的存在性，获得了具体的身份，从混乱、沉默和边缘处脱颖而出。偷偷摸摸的同性恋或者手淫突然以一种特有的类型、一种具体的性实践浮现出来，而且轮廓清晰。话语愈是要压制它，它就愈是会获得一种焦点、中心性和明确的自我意识，同时，它在躲避压制话语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扩散、奔突、四处逃逸，并在这种驱逐—躲避的游戏中不断产生吸引力，最终，它成为一种永在的固定的东西似隐似现地存在下去。压制不会导致事实性的消亡、灭绝，相反，它导致对象的成型，成熟；它不是将模糊的东西擦去，而是使其变得清晰巩固；它并没有抑制性快感，而是激发性的紧张感和快感，性因此进一步成为一个社会的嬉戏性话题。而权力在和性的追逐中，也不可自制地沾染上喜剧色彩，沾染上性本身的享乐气质：讯问者在反复地盘问受讯者的享乐细节时，往往也沉醉于受问者的享乐回忆中。权力最终被性快感所俘获。
　　就此，福柯认为，维多利亚时期，性没有受到压制，相反，它受到了激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迷恋。福柯的这一推论雄辩有力，它一直主宰着近些年来对性所做的各种思考。然而，这一观点受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挑战。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f Inti-macy，1992)中固执地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压抑十分真实，“压抑假说”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
　　吉登斯对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不以为然。福柯说权力既是压制性的，又是生产性的，对于吉登斯来说，这太神秘了。而且，福柯只是在权力、话语、身体这三者之间大做文章，而真实历史及其主体在他那里却罕见存在。吉登斯批评了福柯的理论方程式。话语理论在史实面前常常是脆弱不堪，吉登斯更相信活生生的事实，他将其出发点限定在具体的历史及其主体上。他的证据是，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期，绝大多数人没有读写能力，受教育的人少之又少，而当时对于性的讨论，主要限定在出版的文本中，这些文本根本无法触及到普通民众，性话语离他们非常遥远，它只是在一些乏味的医疗机构中流通，这怎么谈得上话语的压制和生产呢？也许，更真实的说法是，民众处于一种自发的性蒙昧主义状况中。“很多妇女根本没有任何性知识，并且只能忍受男人的性欲望”，也许性蒙昧才是彻底的性压抑，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中，哪里飘洒着享乐主义的气息？
　　吉登斯对于福柯的另一批评是：福柯由于陷入了抽象的权力概念中，而根本未考虑到性别和爱。而性别和爱同性的关系十分紧密。性别不同，受压抑的程度就不同，受压抑的结果及压抑的象征性也不同，妇女的性压抑状况尤其具有象征性。吉登斯肯定地说，维多利亚时代及其之后的妇女受到严重的性压抑，这种压抑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社会对于性的普遍压抑，这样一种压抑同男性所受的性压抑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另一重意义是男人对妇女的性控制和性征服。妇女所受的这两种性压抑，如果不同时摧毁，那么与性获得解放有关的亲密关系的变革就不会到来，不过，吉登斯略感自慰的是，妇女现在不仅摆脱了普遍意义上的压抑，还开始摆脱男性压抑，因而亲密关系开始变革了。
　　这种变革的证据是一系列性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当然，吉登斯也借助于虚构性的自助文学所透露出来的新近的性观念。吉登斯根据卢宾(Rubin)一九八九年在美国的一份调查发现，青少年女孩对性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前几代人，女性的贞洁观是致命的，婚前贞洁是女性的美德，也是好女孩的标准，好女孩的声誉取决于她们抵制性诱惑的能力。但是对有些女孩来说，这样的贞洁标准和美德标准不再适用了。很多女孩感到她们有权在适当的年龄从事性活动，而不再过多地考虑她们婚姻与否，而且，有些女孩公开地无所顾忌地模仿男性行为，女孩对于性的态度变化明显地大于青少年男孩。不过卢宾和其他的调查一起构成的最惊人的发现是性活动和性实践也多样化了，以前法律禁止的性行为现在广为流传，倒错性行为纷纷出场、叫嚷，要求合法的政治性，而且它们和纯粹的快感要求挂钩。女性性行为不再局限于传宗接代，她们期待着接受和提供性快感。同男人一样，她们也有婚外冒险的愿望。总之，男人和女人在性要求和性关系上愈来愈趋于平等了。
　　吉登斯对女性的这种性态度的变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如果说男人要求性快感是与生俱来的话，那么，女人性快感的获得则历尽艰辛。在避孕术发明之前，对女人来说，性并没有夹杂着快感，而是混合着恐惧，伴随着死之威胁。因为性总是与怀孕联系起来，而怀孕在某种意义上常常同死亡相伴。同时，婴儿的死亡率则居于压倒性的高比例，在性行为中，死亡恐惧驱除了快感享乐。但是，现代避孕术的发明，则祛除了性和死的联系纽带，避孕将性和生育分离开来，也和恐惧分离开来。这样，性就回到了性本身，它成了自律的东西，它也就有可能享受到它本身固有的乐趣，可以变为个体或个体之间的某种特质，可以变得灵活多样，从理论上说也可以变得为所欲为。就此而言，避孕术导致了性的解放。
　　性同生育的剥离，从而获得快感，女性就此获得自治性，这样，她们才可能同男性达成一种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纯粹关系剔除了权力的控制性因素，它使双方——无论是异性双方还是同性双方——在性和感情方面处在平等的位置，双方都获得一种自治能力。这种个人的自治性可以有效地控制自我在关系中的个人空间界限，同时也能对对方保持尊重，并意识到对方的发展潜力并不对自己构成威胁。总之，在纯粹关系中，暴力、威胁、虐待被平等、关爱和尊重所替代，这样一种纯粹关系现在不再只是限定于性领域，而且还波及到父子关系、亲缘关系和友谊关系等等。
　　吉登斯对于纯粹关系的强调就使自己同福柯、马尔库塞和赖希等人区别开来。马尔库塞和赖希只是在谈论一种抽象的性解放，对于他们来说，性受到了压抑，这里的性是普遍意义上的，不分男女，是人们共通的一种性能量；而吉登斯更注重的是关系中的性，即男女之间的性征服、性控制，在他这里，压抑是性别之间的性权力压制，马尔库塞和赖希所说的压抑是社会对于普遍的性能量的压抑，在他们那里，压抑没有性别之分，而且，他们根本未考虑同性紧密相关的爱，这样，他们的理论就将性别与爱置于一边，将性关系置于一边，将具体的性形式置于一边，他们只是将抽象的性能量与压抑性的现代文化和规训社会对立起来，并对后者的规训堡垒进行攻击敲打，而且还着手鼓励、培养怪异的非传统的性形式，并视之为性解放的先驱和未来的希望。
　　吉登斯对这种性激进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没有必要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这样一场革命无助于性的解放，它的手法和目标都弄错了。即使是社会完全扫荡了性压制力量，但妇女倘若没有自治性，没有和男人达成平等关系，没有获得快感，那么，性的解放就无从谈起。既然压抑首先而且主要是性别压抑，是妇女受到压抑，那么革命首先应该在两性之间发生，而不是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发生。事实上，这样一种植根于两性之间，植根于个人生活的基础结构之间的革命已经在悄悄地进行着，这样一种基础结构的革命，如纯粹关系的出现，则可以蔓延和扩散开来，从而对整个社会体制的转型产生影响。就此而言，吉登斯发现的或者说倡导的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是个人性关系的革命导致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赖希等人的革命则是“自上而下”的：首先对压抑性的制度进行革命，然后才导致性的革命。
　　那么，吉登斯的这种“自下而上”的性解放或者性革命到底会导致怎样的社会变革或者转型？纯粹关系出现的社会效应如何？正是在这里，吉登斯表达了他的最终意图。性和感情平等的纯粹关系使个人生活的大规模民主化成为可能，最终，性被纳入现代性规划之中，它有利于扩散民主概念，强化公共领域中的民主意识，并同全球性的民主政治语境相吻合。
　　吉登斯采纳的是赫尔德的民主观。它旨在稳定个人之间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它包括这样一些因素：每个个人都应尊重他人的能力；不滥用权威和武力，这保证决策的协商性；个人参与决定相互联系的条件；个人能有效地实现其目标。而实现这些的基础正是个人的自治性原则。这样的民主因素毫无疑问可以在纯粹关系中找到相应的机制，也即是说公共领域中的民主完全可以适用于个人生活中的纯粹关系。比如：关系双方也应相互尊重，男人或者父亲也应禁止对妇女或孩子使用暴力；关系双方都应敞开胸怀，向对方直抒胸臆，从而共同决定双方的关系。此外，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政治民主的这一基本律令也适用于纯粹关系领域，只有对方承担责任，保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情况下，权利才有助于消解武断的权力。
　　这样看来，公共领域、国家政治层面上的民主为个人关系、纯粹关系的民主化提供了本质条件。但反过来亦如此，纯粹关系的民主化，自我的自治性发展对于重大群体的民主实践涵义深远。同时，在更宽泛的层面上，个人生活的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中的各种民主可能性之间存在对称性。比如，在今天的全球政治语境中，既有强烈冲突的极端性，也有温和的商谈性，前者类似于个人之间的非纯粹关系、权力关系、控制和征服关系；后者类似于个人间的纯粹关系和亲密关系；如果依照纯粹关系中的自治性原则行事，全球语境中的冲突性可能转化为更民主的商谈性，冲突双方可以以发现相互的基本关怀和利益开始，而对对方持一种尊重和支持态度，最终就可以达成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纯粹关系。
　　性关系就此和政治体制、全球语境联结起来。但是，性和体制不再是一种冲突关系、对抗关系、压迫和被压迫关系。性和政治体制构成一种对等关系，相互激发，相互强化关系，它们有共通的民主化倾向。尽管完全的民主化还路途漫漫，还是一个远景式的乌托邦，但是，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生活、家庭关系以及逐步成型的个人生活政治确确实实获得了一定的解放。这样一种民主化的生活政治，这样一种纯粹关系的形成出现，这样一种亲密关系的转型，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制度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在其中情感满足取代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的世界极其不同于我们眼前所知晓的世界，对性现在产生影响的这些变化是真正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
　　这本书在不露声色的中性描述、叙事和分析中，却偷偷地洋溢着乐观的调子。吉登斯的理论出发点迥异于其他的理论家，它建立于一个技术的支点上：避孕术。按照吉登斯的说法，这一步至关重要，是“将手指扣在历史的扳机上”。避孕术的发明，导致性与生育的分离；性获得自主性，且以浪漫之爱为基础，女性同男性达成一种平等的纯粹关系；这种纯粹关系是一种民主化关系，最终个人生活政治的民主化导致对社会世界的颠覆性影响。这就是吉登斯在本书中的逻辑论点。但主要的问题是，纯粹关系的形成——如果我们确实有这种纯粹关系的话——难道主要是避孕术的结果吗？一种性和感情的平等关系的形成难道不受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一种社会的选择性行为事实真的如吉登斯所言，与权力全然无涉？吉登斯大力推荐的女性在观念上的开拓性难道仅仅是因为她们的性与生育的分离而与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毫无关系？吉登斯在这里全然没有涉及到斗争，没有涉及到意识形态机器，没有涉及到六十年代的摇滚、反战、毒品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性解放，没有涉及到任何真实的观念性的文化革命，没有涉及这个革命的枝枝节节。在这里，历史没有回声，有的只是对案例、家庭细节、个人关系以及爱情传奇所做的叙事和分析，而这些，似乎都只是局限于关系本身，局限于家庭，局限于吉登斯所说的“下面”，它们砍断了同历史和“上面”的绳索。也许，避孕术只是纯粹关系兴起的一个必要条件，但绝非一个充分条件，而我更愿意相信，亲密关系的转型——它表现为两性平等、个人自治、生活政治民主化、激情的私有化、快感要求、反常爱恋形式的涌现——是一种综合力量的结果。避孕术并不一定使妇女获得性快感，性快感的获得也许还要对心理禁忌进行克服。克服禁忌绝非一个工业技术问题，甚至还不只是一个观念和意识形态再生产问题，禁忌可能被压缩成为本能，倘若真的如此，它可能还同一种精妙的精神分析有关。妇女的自治性从来都不是唾手可得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女权浪潮就是明证。
　　民主化远未彻底来临，吉登斯说得对，但也可能永远不会来临。性民主远远不够，它既没有充分实现，也无力承担激发公共领域民主的使命。今天，在全球语境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压抑控制。这些压抑形式，都在迫切地等待着民主化，但是，同性压抑一样，它们不可能彻底民主化，因为权力是民主的死敌。对于福柯来说，权力是神秘的，它无影无踪，而又无处不在；对于尼采来说，权力是意志，是近乎本能的东西，是一旦遇见了弱者就要扑上去的东西，在某种具体的关系中，真的有非权力的纯洁性吗？
　　(《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五月出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