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科学到体制

　　PCR，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是个不关痛痒的英文缩写；但对于专业的分子生物学家而言，它却是一项须臾不可缺少的重要实验技术。PCR即“聚合酶链反应”的英文简称，是通过操纵分子复制这一环节，沿着单链DNA的某些特定点起始和终止聚合酶活性，从而使目标DNA以指数形式扩增，在短时间内精确地复制成百万的该DNA片段，这就使曾经非常稀有的实验所需遗传物质变得丰富起来。从它的发明开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PCR已经成为全球所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PCR如今已成为生物技术史上的典范，而这一典范的制造者，并非名满天下的高等学院，科学院下设的实验室，而是成立于一九七一年的一家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对于习惯于崇敬学院体制，把一切光荣与名望归于学院的我们，这不啻于又一个神话的诞生。
　　《PCR传奇》就把这样一个极富美国西部色彩的科学传奇，细细地分解在我们的眼前，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教授，该书作者保罗·拉比诺目的并不在于让每个读者成为一个掌握“聚合酶链反应”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生。这是一本科学人文作品，而非技术专著。这个传奇故事更多的是思考并鼓励读者思考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大环境，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学与体制的互助与挑战关系。其中涉及技术、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法律诸多因素，正因为此，这本“传奇”更适合在政府公务员，国家科技决策成员、科技保障人员及科技从业人员中流传，并普及传奇之中的精神——以创新的魄力挑战日显苍老的学院体制。
　　PCR是这种挑战的成果。八十年代生物技术产业经过七十年代的艰苦开创，寻求创造一个有利于把纯科学转化为应用技术的新体制，这个体制就是加速形成大学和工业界相互交流的环境，逐步缩小两者在文化和地位上的差异；从而将科学变为高产出、高利润的产业。于是，八十年代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无疑就对即便一流的科学家们产生了吸引力——不必把时间浪费在寻求资助这类琐事上，公司资源丰富，并能立即或在将来获得高额金钱回报，而研究课题与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领域无疑是一致的。这一体制的转化，使许多诺贝尔奖得主都热情支持重新判定科学与产业结合的合法性。
　　新体制的合法性还来自另两个重要领域，即鼓励科研成果快速向应用转化的法规环境，修订积极推动科学界和工业界将发明创造商业化的专利法；以及政府资助研究与寻求投资的风险资本密切结合，为技术产业奠定长期雄厚基础。在一九八○年，美国最高法院认定“新的生命形式受联邦专利法保护”。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希望以此“努力推动形成统一的专利政策，以鼓励大学和工业界建立合作关系，最终使政府资助的发明成果离开书架，走向市场”。其直接后果是，在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四年间，来自学院与人类生物学领域相关的专利申请增加了300%。同时，政府资助力度加大，11%的资助投向了生物医学，是同期欧洲国家的五倍左右，而生物技术公司的总投资在一九八一年就达到八亿美元。新的专利法则直接保护了小小的西特斯公司在接受美国生物化学技术龙头老大杜邦公司的挑战时，牢固地拥有了PCR的专利执有权。
　　不难看出，是当时的科学家介入、科技立法、政府支持这几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营造了八十年代“科技爆炸”时的社会气氛，共同写就一部PCR的传奇，而同时还有更多的传奇流传至今——微软、网景、雅虎、Dell……
　　反观如今的中国，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为实验经费东跑西颠的诸多“老板”们，若有若无的专利法保障下频繁的专利纠纷，时断时续的科研拨款和人情世故的较量比拼，实为组装产品和盗版集散地却号称“硅谷”，以及门面林立、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科技公司”们……每一件都是中国科学界的尴尬。我们有自己的人才，虽然不多；我们有自己的技术发明，尽管还没有投产；我们有决然而起的雄心，虽然它极度脆弱；我们有奋力一搏的变革，尽管掣肘连连；我们有数目庞大的经费，当然经常得化整为零。那么，我们再不能把《PCR的传奇》只当做一段神话来瞻仰。它描述的虽是一个现代生物技术的传奇，但启示我们的远非一个美妙的传说，而理应是一种参照和修正的动力。科学和体制是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的调整也许会酝酿自己的传奇。所以，这本书也许更适合于科技决策层的人们去深深体会。
　　(《PCR传奇》，保罗·拉比诺著，朱玉贤译，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15.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