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面对董桥

　　对香港名家董桥先生，我一直有种矛盾的感受。我曾经喜欢他，现在依然如此；曾经反感他，现在仍然如此。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过去没有想过。今天思考了一下，发现问题有点严重。
　　喜欢董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学养丰厚，文笔花俏，语意顾盼，情感充盈，对中国文化熟稔到有能耐从《本草纲目》中读出心旌摇荡的内容，对英伦风情又有着亲切真挚的体验，可以用与谈论曹雪芹差不多的口吻谈论查尔斯·兰姆。作为读书郎的董桥，也有着常人无缘幸致的经历和更难企及的长处。如果说“一连好几个冬夜在伦敦寓所读马克斯·韦伯的书”尚算不得书林艳遇，在伦敦图书馆读卡尔·马克思时居然能品出“一丝微醉的感觉”，便非常人能及了，至于发奋读维特根斯坦时竟至于“满心温馨，几乎想哭”，则更让人惊奇叹服。那几乎是源出钱钟书一流的文脉了。在文字上，董桥属于一种极为罕见的类型，他不想让笔下每一个词、每一句话在纸上白白地走一遭。他的语言凌厉佻荡，风趣典雅，显示出旺盛的好胜心和征服欲，语言对于他除了表情达意的工具功能外，看来还兼具让别的作家知所羞惭、住口封笔的用意。这类作家的标志性特征是，他们绝不会把一个笑话、一个妙喻时隔二十年之后再说一遍，让他们安分守己地用一次成语，真比杀了他们还难受。——说起来我恰好对这种型号的作家一直充满好感，也特别愿意在他们逞才的地方多加逗留，一次也不想错失分享作者智力的机会，所以较之那些马虎的读者，我也许更有理由喜欢董桥。
　　照国内个别作家的标准，董桥是算不上大作家的，因为他不写小说，尤其不写长篇小说。当然，这个孩子气的标准如果成立，连莎士比亚都得靠边站，更别说韩愈、柳宗元、契诃夫、鲁迅之辈了。好在我们没必要太当真，因为该标准的制定者不是别人，恰恰是国内几位偶尔写写长篇小说的爷们，这便正好提醒我把王小波的话再引用一下：“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再说，正如我们喜欢的女人未必都能沉鱼落雁，我们喜欢的作家，也可以与伟大无关。对伟大的作家，我们当然得摆出一脸崇敬来，可不能像对小姑娘那样，只满足于说一声“你真可爱”，再亦庄亦狎地摸摸她的辫子，刮刮她的脸蛋。——董桥正好属于可爱的作家。
　　然而说来荒唐，我一度对董桥的反感，正与他过分可爱的语言有关。董桥的文字是炫技和好斗的，读他的文章我们会格外觉得“闲处光阴易过”，会不断地想“这家伙风雅得没治了”。他笔下充满李义山所谓“见梅齿软”、“腹大师尼似有孕”之类奇思异想，但说到振聋发聩的思想，启人心智的见识，却较少见到。他的语言岂止是有味道，简直是太有味道了，以致我们的阅读快感全集中在唇吻之间，无法上冲脑门，下抵心灵。他的心态雅致而轻松，趣味唯美而休闲。借用他的一款书名，他的‘文字是肉做的”，冰肌玉肤，吹弹得破，三围波俏，性感十足；但作为副产品，我不得不说，他的文章多少也肉麻了一些。董桥天赋之高无可争议。但他似乎仅满足于将自己伟大的天赋用于渺小的目的，他的心力过于集中在使文字显得聪明伶俐上，结果一次也没有让我感到其中有什么铮铮骨节，汤汤热血，我感到的只是风情万种的文字在T型舞台上袅袅款款，挺胸摆臀。看看他具有招牌特征的董氏标题罢：《林青霞表示……》、《猪小姐与巧克力蛋糕》、《浅尝那杯女儿红》、《心口上那颗朱砂痣》、《性感的品味》、《美女答曰：哪里哪里》、《你有没有长的内衣？》、《临去秋波那一转》、《在中国情怀下亲一亲脸》、《不穿奶罩的诗人》、《鸨母高呼：见客啦！》、《多带一条裤子备用》等等。应该承认这些标题都起得精致好玩，都带有些‘有贼心没贼胆”的“性骚扰”，都能逗人加速阅读。这些标题会让人自然想到所谓“小女人文学”，虽然我们立刻又发现，那些大陆的“小女人”(“小男人”也一样)可没能耐把标题制作得如此精美，把“性骚扰”控制得如此婉而多讽。它们像一道道广式早茶上的点心，摆在香港的报纸专栏上，每天诱引人们品尝一块。人们阅读时会一边莞尔，一边不住地佩服作家的才情才思才力才华。当然，正如诱人发笑的熊猫并非也能诱人沉思，向世人提供美感文字的董桥，也不一定非得同时提供形而上的思考。套用董桥先生的另一款标题，我也许可以斗胆指出，他的文章同样有一种‘肤浅的文字优越感”。
　　以上是我对董桥文章的一点非议，看官大概早已看出，即使我的指责完全成立，也不足以构成对董桥的贬低，反感云云，更不知从何说起。是的，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理，所以接下来我便应思考另一个问题：究竟是潜意识里哪种心态作祟，使我产生了这份苛刻？
　　我暂时找到的答案，与董桥先生是香港人有关。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内地政治文化经济领域发生的一切，在他们只是一系列传闻，一个借此表达同情、困惑、理解或迷惘的题材，他也不妨对此视而不见，就像我们一般也会对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事业视而不见一样。他一面和我们分享着方块字、唐诗宋词，一面却完全摆脱了内地文人身心两方面遭受的巨大创伤。结果是，在我们与董桥之间，仿佛横亘着一种时间差，我们与他无法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谈论‘这一代的事”。由于各自生命形态上的经历太过悬隔，导致彼此文学上的轻重观也发生了差异、偏转和倒置。我对董桥先生的理解，不管我如何试图加以纠正，事实上仍不能不受到我自身轻重观的左右。无论喜欢还是反感，出发点上都已先存了误会。比如对我们来说，面临总体上仍处于百废待兴的社会政治环境，晚明小品文风格的作品便总觉得不合时宜、隔靴搔痒，有“隔江犹唱后庭花”之嫌。我们下意识地追求一种充满使命感的文学、有腔有调又吼又叫的文学，这使我们即便发不出黄钟大吕的伟大声响，也会不惜仿效瓦釜雷鸣，先弄出一拨声浪再说。反观董桥一类作家，窗外风光迷人，春色正好，触眼均是美女香车，争先恐后往笔尖上凑泊的，当然只能是查尔斯·兰姆那一路散淡机智文字了，“很有深味”地‘与闲章、印石、古瓷、书画结缘”。他置身的环境富庶温和，自然会使任何形式的呐喊显得不合时宜，同样的汉字，在我们这里是制作匕首、投枪的青铜，在董桥眼里则是可供打磨、玩味的珠玉。
　　可以再稍稍说得具体些。近几十年，中国老一辈作家基本上有过一次集体搁笔的过程，这过程是痛苦的，但似乎也是势所必然的。原因在于，虽然他们口头上(甚至内心)愿意接受文学为社会服务的全新理念，愿意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愿意将自己的个人创作纳入意识形态的轨道之中，但在个人习惯上，他们却怎么也做不到。这是由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即使他们诚挚地想改变这个规律，也仍然逃不脱规律的制约和惩罚，结果他们中除极个别作家外，普遍放下了笔。——不必说，董桥对此是陌生的。董桥置身局外，而且是彻底的局外。
　　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中国作家对于自己的位置，有一种本能的心知肚明。文学是否属于迷人的事业、和平的事业、美学的事业，可搁置不论，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文学首先是一项高危职业。——这一份内地作家独具的文学观，董桥先生同样木知木觉。他不妨在那座迷人的城市里写他“肉做的”文字，中他的“田园的毒”，而我们则宿命地知道，文字是血做的，文学超然不得。
　　鉴于不同地域的作家生命体验上有着太大的出入，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也就必然会有分歧，我上面对董桥文字所下的“肉麻”判断，不可能不带有我的地域局限。在我面对董桥的时候，我应该时刻警惕这一局限，我有责任这样设想：我们的文学观与董桥先生比较，是已经受到“污染”的，比如，虽然理性上我也能认识到文学与别种艺术(如绘画、音乐)一样，审美属性应该高居首位，战斗属性则必须退居次要、从属的地位，甚至未必是必需的，但在我视董桥的文字为“肉麻”、‘轻倩”的时候，我事实上无意间仍然抬出了自己的战斗标准，我仍然因董桥文章的纯美色彩而腹诽不已。就像人的生理局限使我们即使知道飞翔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却仍然长不出一双翅膀。
　　内地作家的宿命在于，他们一方面因文章的战斗性吃足了苦头，一方面无意识中又将战斗的文艺视为当然乃至必然。谁都知道现代不可能再出现鲁迅，谁都不能像鲁迅那样出言无忌地谈话作文，却仍然愿意视鲁迅为楷模、为追随的目标。而无论董桥还是余光中，对鲁迅先生只有礼节性的尊重，避免引起麻烦的尊重；对钱钟书先生则是十足的折服拜倒。想来原因不外是，他们置身的环境对战斗性文字要求不高，周围没有那么多让人不时联想到鲁迅的社会现象。在个人性向上，他们便自然地趋向了机智、博学的钱钟书而不是激烈、正义的鲁迅。顺便说说，这一向，我们不时听到的对钱钟书先生的一种指责居然是：在‘文革”期间过于韬光养晦，只满足于经营自己的《管锥编》，而没有成为思想烈士。——当然，这拨先生若生活在汉代，大概也会要求司马迁“引刀成一快”，根本不必写什么《史记》。君子嘴脸，正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食人兽。
　　董桥没有我们的经历，我们则没有他那种唯美的文学感受。他是轻松自在的，他完全不妨把自己从事的文学理解成一把音质超群的瓜内利小提琴。对社会性创伤缺乏体验的董桥，(那本来就不是一位文人必然要体验的东西，不然，难道因为“大难出诗人”的缘故，天下文人都应该在内心渴望社会不公正？)根本没必要在文字里夹杂些我们始终想夹杂进去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行，我们的经历、记忆和置身的环境，决定了我们无法具备对文学的超然心境。我们以为文学天然是要载道言志的，而董桥他们却认为文学有着固有的轻灵，本不必承受如此之重。在没有亡国之恨的时代，隔江传来的‘后庭花”，原本就是艺术的正音。但内地作家则觉得文学仅仅是文学，是一件说不过去的事情。他们想通过文字证明别的东西：思想家、经济学家、宗教裁判家、人格大法官、社会良心的义务巡警等等。我们的文学总体上仍是一种题材的文学，而董桥们则更注重体裁。换句话说，我们强调的是写什么，他们讲究的是怎么写。
　　用我们的标准，董桥活脱脱就是一个‘丧志到底”的小文人；用董桥的标准，内地的文人则多气质粗鄙，趣味寡淡。文学对于董桥们依旧是一门传统手艺，对于某些内地文人(现在已扩展到艺人)则恐怕已成为一种“厚黑”的手段。因为参照董桥文章提供的“手艺”标准，我们会发现，国内媒体上的大量喧嚷，确实有在文学底线之下狂欢之感，南郭先生正大行着其道呐。
　　二○○○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