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无画处皆是画

　　思想史常常不愿意叙述思想仿佛停滞或显得平庸的时代。从思想史的叙述形式上说，也许是因为天才思想的缺席，使习惯于过去按照思想家来分配章节的撰述者觉得无从措手，于是使思想史不得不出现“空白”。从思想史的叙述观念上说，也许是因为进化论的乐观主义使思想史家相信，这只不过是可以省略的时段，他们的责任是把思想史写成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大链条；从思想史的写作心情上说，也许是这个时代的平庸难以激动历史学家，千人一面的沉闷打消了他们深入探究的欲望。可是，这一方面是由于“由今溯古”的思路，今人预设它是“空白”，往往是因为先已在心中预存了一个对思想历史的价值判断尺度，另一方面是“因人设岗”的写法，撰写者断定没有足够设置到章节的思想家。于是，把这些“二三流”的思想一概忽略不计，于是，思想史仿佛有了断裂，有了空白。
　　可是如果换一种思路，也许，“断裂”恰恰是一种有意思的内容，而“空白”恰恰是一种有意义的连续。在中国书论画论中有一种据说是最中国化的理论，就是画的空白处也是画，字的笔画断处即见精神，纸上未曾着色的地方，可能是云天水色，也可能是需要阅读者以体验补充与想像的地方，蕴涵了最富有包孕性的内容，飞白处恰恰特见意断笔连的意趣，笔笔丰润饱满，反而可能有夯实之嫌。问题是，思想史并不是艺术性的书画，它不能总是一笔带过，去指望阅读者自己想像和填充思想史的空白，照理说，思想史不仅要写那些“变异”和“凸显”，而且要写那些“绵延”和“蛰伏”。
　　可是，似乎思想史写作者常常很看不上那些看上去平庸和停滞的历史，于是思想史也留下了一些空白，然而这些空白并没有像书画中的空白和飞白那样，给人深刻的意味，却使得思想史显得上气不接下气。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并不正常的现象。思想的历史常常在保持存在和改变存在之间来回摇摆，表面上看来有起有伏有张有弛，所谓稳定秩序和改变秩序之间的紧张，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打破固有的社会架构之间的紧张，每一个思想时代都被这两种倾向所笼罩，时而寻求保守既定的文化秩序，思想史表现出平庸似的稳定；时而努力寻求创造新的文化形式，思想史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跳荡。在“变异”与“绵延”、“凸显”与“蛰伏”之间，思想始终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因而，在那种似乎停滞的年代，思想的历史恰在前行，“空白”的背后，其实写满了未发表的文字。
　　传统的思想史写法背后，隐藏有“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这一想法的阴影，而“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这一想法背后，又有思想史价值判断的观念在暗中支持。当一个时代没有产生能在“进化系谱”中充当进步或转变的象征性人物时，思想史就不愿意屈尊降格，去写那些“二三流”的人物，仿佛写了他们就使思想史不堪重负。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思想史不仅是叙述历史，而且也在评价历史。历史仿佛光荣榜，不是谁都可以轻易上榜的，一旦录取分数降低，就好像开了后门。于是，思想史会变得很庞大，而攥定收录人物“宁缺勿滥”的尺度，就好像可以使历史标的高悬，不仅精简了写作数量，也把定了历史的标准。
　　这虽然是一种相当可以尊敬的写法。但是，它一方面是把人文思想的历程当成了建筑工地上制作的进度表，好像没有节节登高的进化，它就不够资格上榜，另一方面，它把旧时代历史学的“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褒贬原则从后门放了进来，似乎表彰错了就会误导思想的取向。问题是，人们一直不曾去追问：思想史上这种一流、二流之分是思想史上原来就有的，还是在思想史撰写者写作时被陆续凸显出来的？思想史写作真的是为了表彰和复述这些精英的思想？为什么其他思想现象构不成思想史的章节，而一定要以那些被认定是精英的人为章节？
　　举一个例子，关于唐代思想，尤其是七至八世纪两百年间，以儒学为中心的主流知识状况和思想形态在普通生活世界的影响，在很多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中几乎是空白。我们看比较有影响的几种著作：一九一六年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二编下，从第六章“文中子”、第七章“唐代哲学总论”、第八章“唐代佛教略述”，就一下子到了第九章“韩愈”；一九二九年钟泰的《中国哲学史》作为大学用书出版，这部后来很快失去了影响的著作在其卷上第二编中，从王通说到隋唐佛教宗派，接着就到了九世纪的韩愈；差不多同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这部至今还影响着研究者的著作对于隋唐，也是在仅述隋唐佛学思想后，于第十章对七至八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则简略地用数百字叙述了隋代王通之后，一下子就跳到了中唐的韩愈。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前研究界不约而同的写法，也许受到国外的一些影响，像当时在中国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日本远藤隆吉《支那思想发达史》、高濑武次郎《支那哲学史》、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等，也几乎都是从王通到韩愈，中间加上一段隋唐佛教。这种写法后来几十年间并没有什么改变，篇幅最大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则在加上了吕才和刘知几之后，也一下子到了韩愈，而较晚出的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虽然加了傅弈等唯物主义无神论、刘知几进步的历史观、李筌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军事思想这几章，但以上两种增加的这些人物，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唯物”或“进步”，可是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中真正影响深远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知识与思想，却也如前两种书，从隋代到中唐是一片空白。但留下空白却并非仅仅由于他们的思想立场和政治倾向，因为在海外出版的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与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与上述各书也完全一致，同样从王通跳到韩愈，除了佛教之外，中间留下了两百年的空白。显然，这种空白的出现是整个思想史写作中的普遍问题。
　　这让我想起“道统”的建构。从韩愈到朱熹，从中唐到南宋，那一段重建道统的过程，现在想想也真像是在重写思想史的系谱，他们上溯的尧舜禹汤文武四帝二王，这里不必多说，因为近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种古代的系谱是他们在先秦的前辈就已经建构了的，但是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接着到了韩愈、二程以及朱熹，却是他们自己建构的新谱，仿佛他们重写了一遍思想史一样。他们说，孔子以及《论语》、曾子和《大学》、子思和《中庸》、孟轲和他的《孟子》，就是这部思想史连续的人物与文本，四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四部伟大的经典，在孟子以后，就断绝了它的传承，直到韩愈或者程颢、程颐才又发潜德之幽光。于是这部思想史中间，有差不多千余年的空白。不过，后来就有人小心翼翼地发出疑问，如果按照历史学的考察，什么四帝二王也许是可疑的传说，“道心惟微”那十六字传心要诀来自伪古文，曾子与《大学》的联系是不可靠的，至于子思是否撰写了《中庸》，真是要打问号，所谓从孟子到唐宋新儒学，千余年之间的递进衔接，绝不是这么一续就续上的，历史学是否需要说明历史在时间中的连续？可是坚持这个以思想的连续性为主轴的“道统”的人却说，尽管这里的历史事实和文献依据是有问题的，但是因为“道统”说成立的真正基础在于“千圣传心”，即此心此理的体认，所以，时间上所缺的那么一大段，就是因为这千余年间没有找到传心的人，既然真理的系谱曾经有这么长的中断，那么“道统”就只能留下空白，而恰恰在这个空白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儒与先秦儒的连贯性”。
　　尽管后人可能会说，这连贯中有“似断实连如草蛇灰线者在”，但是对于习惯从实在的历史事实中讨论思想传承的人却总觉得以心传心的说法“过于玄虚”。有一种说法，现在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写作，历史渊源恰恰可以追溯到《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而《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的形式又正好可以追溯到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追根到底，原来老祖宗关于学术思想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的，当然现在的思想学术史也可以这么写。不过，正是在这里，思想的立场与历史的立场在这里有了差异，站在思想立场，没有“思想”的时代哪里会有思想史，思想史要凸显的是一个需要表彰和阐扬的“道统”，即一个真理的系谱；然而，站在历史立场，没有哪一个时代没有思想，就像无画处也有画一样，它不必怀着某种意图来扬此抑彼，也不必考虑什么“道统”的建构。于是，执著于思想系谱的连续性和执著于历史过程的连续性之间的紧张就开始凸显，也许下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就是：思想史究竟应当是思想还是历史？
　　先把这一追问悬置在一边，来讨论一下思想的平庸时代是否有被思想史书写的意义。
　　事实上，在思想史中，没有那些看上去平庸的、自足的、守成的时代，也激活不了那些精英与经典，也不能唤起人们另类的“历史记忆”，这就像始终停留在幸福和满足中的人很难想起忧患和变革一样，对幸福和满足其实并不容易珍惜。有时候，那些未来应付变异环境的思想资源常常在潜藏蛰伏的状态中，并不进入历史记忆，更没有被做另种解释的必要性，因此很多时候它们的意义无法凸显。据说，当历史不再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当时间中不再有异乎寻常的人物，这个时候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历史的。刻板和平庸的过程很平缓，人们在回忆历史的时候，仿佛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历史忘记了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也忘记了什么事情对人有过影响，所有一切都融化在一个灰色的影像中，时间变短，甚至消失，于是在事后的回忆中，以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甚至会忘记这曾经是一个世纪、甚至两个世纪的时间，是好几代人的历史。直要等到直接震惊的危机真正出现，后人才会有深刻的思考和痛苦的追忆。可是，那些使回忆和思考都被深深埋藏的时代，难道就应当被省略么？“月有阴晴圆缺”，如果画月亮只画那些皎洁明亮的部分，去掉了那斑斑驳驳的部分，它还能成一个月亮么？
　　思想也许应当一一表彰，不让它们从我们的历史记忆中逃逸，但是历史也应当一一叙述，不应当让它们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被忽略。事实上，不仅精英和经典需要思想史浓墨重彩地书写，很多没有思想亮色的一片灰色中，可能也是值得思想史家深深思索和着力描绘的时代。远的不说，近的，就像“文革”时代，那个时代可能只有一种思想，亿万人挥动红色宝书“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同“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因此，尽管有遇罗克、顾准、张志新等等让人想起来就肃然起敬的人物没有停止他们的异常想法，但是，我不能不遗憾地说，就是他们，思路也并没有超越那个时代，从论证的逻辑到叙述的词语都让人想起那个时代的风景；可是，那十年不正是一个思想史要用浓墨重彩去叙述的时间段么？如果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因为这个时代没有杰出的思想家而省略了那个时代，那么这部思想史还成思想的历史么？
　　人们都在思想，无论这种思想是否伟大或渺小，也不管这些思想能否进入历史或被人遗忘，它们与那些后来想起来就肃然起敬的思想一样，曾经在同样流逝的时间中存在过。所以，需要我们暂时抛开光荣榜式的写法和进化论的思路，在思想史追溯和叙述历史的时候，如果不是想把思想史变成思想家的光荣系谱，如果不是要按照某种预先设定的标准想像一个进化的路线，那么，它应当对所有思想的时间做平等的扫描，也要重新估量这些思想的意义。其实，有时候那些平庸得让人一眼就忘掉的思想，可能背后恰恰有相当深刻的内容。那部被人很称赞，至今在亚马逊网上书店还列为普通读者评定为“五星级”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其实英文名字就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意思是“1587年，一个没有重要意义的年头”，尽管我对这部书另有看法，但是这个名称中寄寓的一种历史观念，我却很赞成，所以我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中特意设立了“盛世的平庸”一节来专门讨论盛唐时代的思想，目的就是要说明，这种没有特别精彩思想的时代也可能有的思想史意义。其实，大凡当知识、思想与信仰遭遇到一个全面合理化和系统化的总结之后，都可能会出现一个“定于一”的时代，所有的知识、思想和信仰都无以逃遁“一”的笼罩。于是，这种看上去似乎相当圆满的结果，就导致了洞察力和批评力的消失，而这种洞察力和批评力的消失，难道不是思想史应当讨论的历史现象么？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结论感到不快，对于“盛唐气象”的历史记忆曾经是我们自豪的遗产，不过从思想史上看，这种盛世无思想的状况，却真的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当深刻的启迪。同样值得深思的是，如果一种思想成为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而笼罩一切，这时，会有一些空洞的套话反复再现，这些话语不仅会常常写在书里，而且会成为背诵的教条，甚至当做生活的金科玉律，那么，是否它就没有思想史的意义呢？可是，正是在这种重复、空洞、千篇一律的背后，书写着一个相当重要的暗示“除此之外，切莫作声”，以及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任何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都在犯罪”。所以，我曾经相当注意明代和清代初期，皇权同样运用普遍主义的真理观念对思想的垄断和遏制，这种遏制可能并不主要是靠文字狱实现的，而更有效的是靠真理话语的占有而实现的。在明代前期，由《孟子节文》、《大诰》和《性理大全》等等，在清朝前期，则由《大义觉迷录》、《拣魔辩异录》、《名教罪人》等等充满了正义和道德的文字。这些文字中包含的绝对的普遍的真理话语，其实比文字狱更厉害地压制着知识、思想和信仰，因为这些真理的天经地义性质，在没有另类思想资源挑战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反驳，只能认同，而对这一真理的认同，恰恰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力的臣服，而且是心悦诚服地臣服。当真理只有一个，而皇权不仅占有权力的合法性，还占有了“大义”、“名教”等等真理，批评者只能成为“魔”、“异”和“罪人”，等待着皇权来“觉迷”的时候，人们只好承认这一真理的权威，并连带地承认它的占有者的所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就连通常是权威真理话语的民族主义，如“夷夏”之分等等都无法抵抗。
　　思想史难道可以忽略这些并不高明，可能只是一般水准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么？我们可以看到，当这种平庸、空洞、重复的东西成为笼罩一切的思想，这个时代就取消了异类、瓦解了批评、抹杀了深刻。可是，正是这种状况，又恰恰可能引出新的思想史新变。一种可能是重新思考，通过另类资源的引入，一些不甘平庸的人在另类思想资源由边缘进入中心时，从中诠释出新的思想，像从中唐到宋代的思想史变化，像晚清诸子学和佛学的重新诠释；另一种可能是，表面上取消个人思考，使真正的思考变成私人话语，与公众话语分离，成为潜在的思想资源，或者使学术话语与思想话语分裂，抽去思想话语的知识背景，使它成为悬置在高处的空中楼阁。我觉得清代考据学的背景，就是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的分裂。表面上，人们都在说着普遍的真理，公共场合官样文章社论语言非常通行，道德、伦理的普遍原则设立的崇高标准，使人人在公开场合都只能做尧舜的模样；但是，私下却我行我素，心灵深处也在想方设法地逃避真理的控制，当“公共空间”并没有存在的余地时，以注释经典取得合法性的学术话语，就成了智慧和心灵自由活动、自我操练的领域。于是，在公共话语的掩盖下，生活分裂成两面，直到这种分裂再也维持不下去，最终导致精神与生活世界的全面崩溃。
　　据说，一种方法是按照精确的刻度来计算时间，不管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发生引人瞩目的事件，时间依旧流逝，还有一种方法是按照事件来记忆历史的，如果这段时间里没有引人瞩目的大事留在记忆中，时间仿佛就没有过去，尽管我们在历史著作的编纂中应该是按照前一种来书写的，但是我们在对历史记忆的感受中却常常是按照后一种来体验的。于是，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没有发生过令人激动的事件、没有出现过令人景仰的人物的时候，就被我们的记忆筛掉了，成了被记忆遗忘的角落，人们总是发掘自己的记忆来编纂历史著作的，而问题在于，人们的记忆又常常是按照一种历史积淀的标准和当下需要的价值来筛选事件和人物的，这种标准和价值也许并不见得那么永恒和正确。
　　其实，从有史官的时候开始，历史就在不断筛选它应当记载的东西，记载和忽略、记忆和遗忘始终相伴，因为历史时间中曾经发生的事情和曾经存在的人物太多，历史学家没法一一登录在案，就连给皇帝写“起居注”的官员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笔笔入账。预设里的“重要”、“次要”与“无关紧要”总是在支配着书写，思想史只记载激动人心的时代便是因为它对某个时代感到“激动人心”，以及觉得它应当继续“激动人心”。可是，究竟什么是“激动人心”的事情、人物或思想？各个时代各种背景中的叙述者可能理解并不一致，各种后设的价值都在支配着选择的目光，《伊洛渊源录》撰者看到的宋代思想史，《明儒学案》撰者眼中看到的明代思想史，《清儒学案小识》撰者看到的清代思想史，其实都各有所偏，就像后来的思想史要放大王充、范缜、王夫之的存在一样，所有的眼睛看东西，都是焦点凸显而背景含糊；可是，世界上其实本来无所谓焦点和背景，只是观看者有了立场、有了视角、有了当下的兴趣，这时回头看去，便有了焦点和背景，面前的世界于是有了清晰的和模糊的差异。
　　因此，每一次思想史写作，都可能需要重新建立一些采撷和写作的价值标准，我总觉得，如果思想史还属于历史，那么它不能无视那些过去被预设为“空白”的时间段，因为这里可能有过去的眼光忽略的东西。当然，这并不等于书写思想史的时候应当不加拣择地把所有人类心智活动都囊括在自己的菜篮中，而是说应当尽可能地梳理历史的脉络，警惕那些习惯的挑选眼光垄断了对文献的阅读，也要小心叙述者的无谓好恶独占了对思想的评价，特别是不要让怀有某种过于现实的政治意图来垄断这种历史的叙述，也防止层层积累已久的思想史观念遮蔽了那些空白的时间，让空白依然空白。这就仿佛哲学家经常追问的“回到原初之思”、“回到事物本身”一样，历史学也应当像福柯在关于疯癫史研究中所说的那样，“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开端”，在没有经过皴染和涂抹的历史时间中重走一趟，再度确定“我”所看到的思想的历史。其实，这一方法并不是西洋人的独得之秘，古代中国的禅宗也有一句话很精彩，禅师教人说，“平生学解，记忆多闻即不问，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将一句来”？它也要人去追问“父母未生”的本来面目，换句话说，就是回到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还没有形成之前，从头走上一遭。
　　不过，尽管我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在真正进行思想史写作的时候，我还是总觉得力不从心。例如，我曾经感到在元明之间，有一些值得重新理解的思想现象，比如在异族统治的时代，当传统意识形态连同传统知识阶层都稍稍边缘化一些的时候，当汉族民族立场被蒙元皇权瓦解，被天下一家的新异族观念挤到一边的时候，当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中有各种族群在交流思想的时候，中国曾经发生过一些有意义的思想变化，可是思想史却没有细致地书写这一段历史，在过去若干种思想史或哲学史中，十三世纪后半叶到十五世纪前半，也就是横跨元代及明代前期的一百多年间，大约是最被忽略的时代；当清帝国中断了明代思想文化的绵延，使得历史看上去转了一个弯的时候，其实历史却在悄悄地延续，西洋的思想与知识在相当深的程度上进入了中国的知识世界，这种“进入”使得一些知识人心里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思考背景，也有了一些新的焦虑和紧张，到底这种紧张和焦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清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过去的思想史似乎也没有细细描述这一段历史；宋代除了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给后代留下的理学遗产之外，这种超越生活的高调的道德理性背后，是否还有一种类似近代的“文明”观念作为背景，唐代以前的那些看上去不文明的现象在宋代日益消退，以及所谓文明的生活伦理在宋代的全面扩张，是否就是支持这些理学观念的土壤？思想史似乎过分热情地把笔墨倾注在那几个理学家身上之后，也没有余暇关心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史中的思想了，以至于思想史仿佛断了桥的溪涧又恰逢涨水，要想渡过历史时间之流，只能依靠几个凸出的人物当做石墩三跳两跳地越过溪涧。
　　“无画处也是画”，关键看叙述者如何理解和解释思想的历史，“理解”是每一代人的理解，“解释”也是每一代人的解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诠解历史，像我们一些蹩脚的评论家赏析水墨画一样，用自己的想像加上陈词套语，把那些不着墨色的地方一律解释得云山雾罩。尽管历史无言，但历史的存在始终制约着理解和解释的限度，我所说的在“空白”处描述出思想的历史，也只是指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把过去视为“平庸”、“落后”的思想，也当做思想史现象来进行叙述，因为思想史并不只是承担给精英思想和经典文献树碑立传的任务，而是在叙述历史；二是把过去没有被浓墨重彩描述的思想，作为一种潜在资源放在它重新凸显的时代加以叙述，可能这些思想在它的时代并不那么辉煌，但是当它作为被历史记忆重新发掘的思想资源，在另一时代出现的时候，它可能恰恰充当了思想的桥梁，使新知识和新思想暗度陈仓；三是把过去推向远处当做背景的思想现象拉近，放在视觉的焦距处加以叙述，可能每个时代撰写思想史的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关注的焦点也不同，这种不同使一些精彩的思想现象因此就被放在了被遗忘的角落，但是也许一转身它就在我们面前。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可能需要对过去思想史不常涉及的畛域和文献进行细致的打捞和爬梳，用细心和耐心，更要用另一种观察历史的立场、视角和眼光。这样，也许我们可以真的“使历史既建立在它所经历过而又表现出来的实处，又建立在它所经历过却没有表现出来的空白处之上”。
　　二○○○年九月十七日于清华园北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