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赛先生”与国学

　　“赛先生”是“五四”人标举的两大口号之一，与我们今日基本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的是，当时人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而且这些“精神”和“方法”其实多来自生物进化论(对多数人来说恐怕意味着严复版的《天演论》而已)，又渐成为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其与“格致”一线之自然科学的关联反而是相对松散的。本来“科学”的概念在西方和近代中国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大体言之，可以说“五四”人意识中的“科学”与我们今日所说的“科学”有相当的距离。
　　而且，时人对“科学”角色的认知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实有区别：科学在欧洲仍像早年传教士所引导的那样与“物质”相连而常常落实在“技术”之上；但在中国则更多体现为“精神”，在实践层面更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造成这样一种异地两歧式认知的原因甚多，只能另文探讨，但理解时人这样的科学观则有助于我们认识“五四”后“赛先生”何以会走向国学和史学这一特殊现象。
　　“五四”人之所以特别注重“德先生”与“赛先生”，在思想上是前有渊源的。康有为于光绪三十年(约一九○四)曾广游欧美诸国，他当时就注意到中国“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实久得，但于物质民权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质民权，则急急补此二者可也。妄人昧昧，不察本末，乃妄引法国夙昔半开野蛮之俗、压制苛暴之政以自比，而亦用法国革命自由之方药以医之。安平无忧而服鸩自毒，强健无病而引刀自割；在己则为丧心病狂，从人是庸医杀人”。康口中的民权即今所谓民主，而他那时所谓的“物质”，实际多指“物质学”，即后之所谓科学也。这应该是较早将此二者连在一起视为中国最缺少而急需补救者，可以说开新文化运动的先河。
　　康有为此说主要是针对当时开始流行的“自由”和“革命”的观念，他主张中国只需引进民主而不需自由。这个主张是否合乎当时中国的国情暂不论，西学有限的康有为能看出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与自由的大区别，说明他的观察力确实相当敏锐。惟彼时中国“野蛮”已成众口皆出的共论，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针对野蛮的自由观念正适合于中国，有此想法的又岂止“妄人”而已。但后来的新文化人却相对忽略了自由与民主的重大区别，新文化运动早期得到提倡的个性和人的解放很快就为群体倾向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冲淡，正因为前者其实与自由的关联更密切，而后者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民主所包容。所以新文化人在具体主张上虽然与康有为大不相同，其标志性的口号实继承了康的思路。
　　说到物质和物质学，就牵涉到晚清思想言说中一个持续而重要的论题，即“力”与“学”之间的紧张及“学”与“术”孰轻孰重的问题。虽然有不少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实用，其实中国人轻术而重学有长期的传统(这与儒家所说的道、器关系也极有关联)。然而，近代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注重物质一边的言说的力量，本受今文经学影响的康有为一面要保“教”，一面又非常强调“力”或“物质”的作用，显然与时代语境的严重刺激相关。张之洞后来本梁启超的观念主张“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看似最重“学”，但时人的理解其实是中外之争的胜败之分在力，故虽以“学”为最初本源，最后却必须表现在“力”上面。这一学术史的演变相当曲折复杂，“五四”人正是在这样的学统之下思考和认识问题。
　　在这样的语境下，“五四”人专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这与民国最初几年实行西式宪政不甚成功故进而欲学西方文化直接相关，同时也远承了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那时梁启超讲科学就注重其“精神”，且落实在方法之上。但他同时也在关注科学与艺术、文化的关系，到一九二三年一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明确指出：西方人讲人生也用科学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只能“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梁同时也不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适于研究人生，他主张“文献的学问”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而“德性的学问”则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将西学区别看待固然表明中国学人对西方学术和思想的了解已较前深入，但同时也是针对那时中国思想界关于“科学”的讨论。陈独秀在一九二○年春曾说：“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也？)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他主张，“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
　　从陈独秀的话看，自然科学的威权在中国早已树立，社会科学却不然，所以他那时说到“赛先生”往往特别关注其所谓的“社会科学”。由于陈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思想界(包括支持和反对者)的注意力也开始向此方向倾斜。当时另一个鼓吹科学而影响巨大的人物胡适正提倡整理国故，熊十力后来说：胡适那时“提倡科学方法”甚为成功，此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但提倡之效，似仅及于考核之业”。结果是“六经四子几投厕所，或则当做考古资料而玩弄之”。这与前引梁启超将学问区分为“客观的”和“德性的”两种所关注的相同，即担心现代“学术”的专门化使“学”失去了原有的教化作用，学术即学术，也仅仅是学术，不再与“作人”有多少关联了。但熊一则曰“考核”，再则曰“考古资料”，实看到了当时“科学方法”的真正走向，即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多落实在整理国故之上。
　　伍启元后来观察到，文学革命运动后，其领袖人物“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胡适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同时梁启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许多国文教师和许多学者，都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本来新文化运动是以反传统著称于世的，为什么会在短期内出现这样的转折呢？这里原因甚多，而其中一个即是体现在具体治学方法上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衔接问题。
　　王先谦在戊戌维新时已说：“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王氏能知西学比中学更“繁重”，显然是下了点功夫了解西学的。他看出那时旧派反新部分也因西学繁重而思回避，尤有识见。在西学之内，又如严复稍后所说：“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西学比中学难，而理化等“科学”尤难逐渐成为清季许多士人的共识。
　　那时留日学生观察到的西学东渐的过程是：“其始也，西国之科学既稍稍输入；其继也，西国之文学更益益发见。”这样一种“今日之学由西向东”的趋势本来可能导致“支那文学科学之大革命”，但可惜中国士夫“其始以为天下之学尽在中国，而他国非其伦也；其继以为我得形上之学，彼得形下之学，而优劣非其比也；其后知己国既无文学更无科学，然既畏其科学之难，而欲就其文学之易，而不知文学科学固无所谓难易也”。且不论文学是否真的就更“易”，但可知“科学难”确是时人的共识。关键在于，“以今日之学言之，则欧美实世界之母也”。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大体即今人所说的文科。既然西学已成“世界之学”，而科学又更难，最佳者莫过于口称科学而实际从事(西式的)“文学”，这正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之师生两辈人中许多人的取径(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
　　胡适标举的杜威实验主义的吸引人处也正在此，杜威曾说自由主义即把科学的思想习惯运用于社会事务之中，胡适恰最提倡此点。当科学由具体的数理化转化为相对抽象的“思想”甚至“方法”后，人们就可以不必实际从事那较难的“科学”，只须运用此“思想”或“方法”于其所熟悉之学问，即可同属至尊之“科学”。因此，当最早系统论述“整理国故”的北大新派学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时，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学者仍操故技，实不过转变态度(具体方法上当然也有变化)，居然大家都“科学”且不甚难，又何乐而不为。可以说，理化等“科学”的难是科学走向原属“文学”的国学和史学的一个潜在原因。
　　尽管当时许多学人不承认国学是“学”，但真正说到具体治学时，学者们即发现比较有成就的还正是实际落实在史学之上的国学。顾颉刚就注意到“别的科学不发达而惟有国学发达”的现象，他认为这是因为国学方面的材料是极丰富的，“加以从前人的研究的范围又极窄隘，留下许多未发的富源；现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以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其实，别的科学不是更属未开发的“新天地”吗？国学之所以独有成绩，即因学术积累深厚，学者轻车熟路，才使“新眼光”有用武之地。缺乏积累和训练的别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便有再新的眼光也无大用。
　　然而，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太长，且始终具有“模糊不清”的特征。从根本言，“国学”其实并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更使时人困惑的是，这样一种认同模糊的中国“国学”已不能不与外国发生关系。鲁迅在一九二二年注意到，“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斯坦因已将西北的“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同时，若“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后来吴宓为清华国学院写的“旨趣”也明确指出，该院“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即在于他们要“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既然国学已与西学挂钩，且还不能不依赖西方汉学(以及日本汉学)，则其作为学术的存在价值也降低。
　　更重要的是，中西新旧之分到底是民初思想言说中一个带根本性的区分，无论用什么标签和怎样科学化，国学总是隐隐露出在近代文化竞争中已失败的“中学”的意味，且与“富强”这一晚清开始推崇的国家目标不相适应(甚至被认为有所“妨碍”)。结果，反对国学的意见越来越占上风。北伐结束后不久，国学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基本退出中国的思想言说。相比起来，史学虽然也不能对“富强”有多少直接的贡献，但在学科认同上毕竟比国学要超越得多(这在中西新旧对立的时代里有特别的作用)。本来整理国故时期的“国学”在具体内容或研究题目方面已逐渐向史学转移，国学的学术认同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趋势。而一九二六年《古史辨》出版并风行更将许多学人的实际注意力由“国故”向“古史”转移，也是导致史学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不论国学还是史学，中国学者真正得心应手的还是作为其基础方法的考据。整理国故能够一度风行与考据的“科学化”有直接的关系。民初中国学人的一个主要关怀就是要使中国学术预世界学术之流，而中国学术的“科学化”是预流的重要先决条件。梁启超在一九二二年自供说，由于“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学者多欲证明自己所治学科也有因果可寻，以成为科学。“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他承认其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具有想为史学“取得科学资格”的心态。观许啸天一九二七年所辑的《国故学讨论集》，在在均可看到将中国旧学用西式学科名词或当时流行的新名词来表述的“整理”意识，这些文章的一个总精神便是将中国传统“科学化”，以进入“世界学术”之林。陈独秀说其“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却甚能概括这些人的心态。
　　而国学的衰落也影响到作为其基础方法的“考据”，使其逐渐陷入困境。结果，考据究竟是否科学？若考据未必科学则什么是科学或要怎样研究才科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新的问题。从张东荪到程千帆这类未居主流的趋新派纷纷指出考据是“前朝学术”，不应在民国仍受推崇。其实，考据之名正，以考据方法治学者便言顺，反之亦然。北伐后不仅国学衰落，以考据治史学者也多只能在学院派的研究群体中仍具地位，而与社会思想言说更接近的非学院派学术中另一种重视理论的史学明显上升(社会史论战即是最典型的代表)，且对学院派构成巨大的冲击。
　　可以说，北伐后两种史学的竞争是更早就开始的思想竞争的发展和继续，早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开后来实验主义和唯物史观竞争的先河。这一竞争当然不仅是学术争端，而有着更广阔的关怀和社会、思想背景，非本文所能详论；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双方都自称“科学”而且试图证明自己更科学。当时的社会认知也大致承认两者都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伍启元后来总结说，“科学方法最盛行实验主义”，而“辩证法的唯物论至少也同样的重要”。虽然“实验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常常施以攻击，这两派的学者至今还常常互相争论”，这并不妨碍它们都是“科学”的分支，而且是当时最主要的分支。
　　张君劢在一九三四年认为陈独秀当年不过“借科学与玄学的讨论来提倡唯物史观”，如果确是如此，则陈独秀可谓相当成功。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还是中学生的唐君毅后来回忆说：北伐以后，“上海的思想界则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征服”。史家陈志让也认为，那次的论战科学派虽然取得表面的胜利，却不久即“输给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张君劢分析唯物史观何以“在中国能如此的流行”，恰因为“今日之中国，正是崇拜西洋科学，又是大家想望社会革命的时候”。这一分析极有见识，唯物史观根本就是论战时“科学派”的一个主要成分，而并非与“科学派”相异的另一势力，其能“征服”思想界所依据的正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更科学”的解释。
　　总体言之，本来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中学已被认为“无用”，而国学明显的是“中学”的近义词；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本身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那时许多人根本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相对比较中性的“国故”得到采用(尤其胡适明确指出选择这一词汇就因为其中性)，部分即因为国粹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
　　对已经边缘化并被“证明”无用的中学来说，即使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也已相当亲切。其实多数中国读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动荡于胸中，国粹当初即曾较有吸引力，惟不持久；到国故这一中性名称得到标举，并且是由留学且比较西化的胡适来表述，整理国故运动立刻如日中天。也就是说，整理国故能在全国不胫而走，既有中国学人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胡适虽曾否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说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只是学术工夫，“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但这未必是其全部的真意。
　　陈独秀确实看出了整理国故在这方面的实质，即“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胡适曾辩称他们的立场是中立的，但那只是将整理者自己置于一个超越的地位，即与所整理的国故似乎没有什么内在关联的地位。科学的超越性在这里得到凸显，整理者如果是科学家而不是具体的中国人，则国故也不过是研究的对象而已；但国故这一名称本身终揭示了整理者与被整理者之间不仅仅是研究人员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也正在于此，后来的反对者实际反对所有以“国”字开头的名目。反对派的观念很清楚：国故本无多少整理的价值，至少在那时不是当务之急，而且会妨碍引进不论以什么名目表述的西学这一中国当下最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个观念渊源甚早，至迟也可追溯到甲午战后的严复)。
　　有意思的是，如果依照民初人开始遵循的西学分类，国学或国故学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而科学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本具有“分科之学”和分科治学的意谓。但国学或整理国故如果不“科学化”，其实难以成为中国学界注目的(哪怕是短暂的)主流。因此，“科学”落实到以史学为中心内容的“整理国故”之上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国学“科学化”的进程；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虽然最后还是因不够“科学”而以下台告终)；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居然走向了“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论”，而“科学”这两大分支又具体落实为整理国故、古史辨和社会史研究这样的后果，即因这种种因素所促成。此时反思梁启超所说西洋学问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或能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有意无意间怎样结合得一新知。
　　二○○○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