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关于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及与其相关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近期动态的分析文章里(《读书》二○○○年第五期)，刘禾对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提出了如下质疑：“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中国人在与大英帝国交战中犯了‘错误’，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那么我们能不能问，为什么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犯了错误，而惟独英国人没有犯错误？”
读了茅海建的书，我不由想到茅海建在完成《天朝的崩溃》后所发的感慨：“在性理名教走向崇高之后，事实真情，反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天朝的崩溃》，354页，以下只列页码)
“全球视野”或“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视野”
茅海建的原书在发过上述的感慨之后，经过若干分析指出，“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看，此种主‘剿’，不过是一种浪战。我们不应当因为它与今日反侵略宗旨相符，而不加区别地无条件地赞美之。”(356页)在军事学术或政治体制等(非意识形态)层面上，以今人的“常识”和理解，对当时的人与事提出种种“假设”，并在“假设”基础上探讨为什么今人的假设在清朝当时的政治外交事务处理中是普遍、甚至是绝对的盲点，这正是茅海建此书具体操作中的主要设论方法。在全书的整体结构层次上，他又把这种方法结合于对国内一般鸦片战争史研究中常常沿袭的若干神话的拷问。借今人达到的共识揭示前人思维中的独特逻辑及其派生的盲点，以原始资料外加涉及古今中外的比较来挑战成见，可以说是这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两个重大特点。由此，作者得以给出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对鸦片战争的讲述。
不过，这样谨慎的表态，恐怕还难以证明茅海建已经多少有了一些刘禾所期望于中国学术界的“全球的视野”或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视野”。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再多引一点茅海建的原文。在梳理鸦片战争的起因时，茅海建力图穿透长期以来关于林则徐的种种神话，他的调查是在挑战现有结论的前提下开始的，而新的结论则是在调查事实之后做出的。因此，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前，道光帝和当朝主要大臣思考禁烟措施时，“他们并没有看到，英国的阻挠才是禁烟真正的终极障碍”(94-95页)。而在评价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时，他说：
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林则徐的方法是否“过激”，而在于林的方法是否有效，即真能收剿鸦片。……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英国的鸦片商人和政府借封锁商馆一事大做文章，挑起对中国的战争，他们使用的是殖民主义的标准和帝国主义的逻辑。
事隔一百五十年之后，即一九九○年，美国总统布什以巴拿马国防军司令诺列加贩毒至美国为由，出兵巴拿马。与林则徐的禁烟方法相比较，布什的方法可谓“过激”数万倍。同样是围绕毒品案件，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在相隔一个半世纪之后，却是如此的不同。不管今天的人们对这两次战争持何种看法，做何种评价，但是，贯穿在两次战争之中始终未变的原则是，国际政治中的强权(110-111页)。
在书的绪论中，茅海建已经提到：“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十六世纪西方人初至，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即使是在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第7页)而在最后一章里，一个重点分析的课题就是：中日两国当年对西方战舰威胁各自主要海口时的不同反映。书中说：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也遇上了与清朝同样的麻烦。一八五三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Mathew Calbraith Perry)率军舰四艘由上海驶入东京湾。其在日本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十三年前英国军舰开抵大沽口。掌权的德川幕府面对着培里送来的国书，其神态犹如道光帝手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他们不知所措，采取了软弱的姿态，约定次年再给予答复。……
第二年，培里又来了。这次带来了七艘军舰，装备更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条件，签订条约，被迫开国。
决口由此被打开，西方的洪水汹涌直入。至一八五八年，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权益。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557-558页)。
对原书不做具体分析，就简单地声称这样的研究是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全球的视野在这些领域里是多么缺乏，现有的结论中隐藏了多少关于‘西方’和‘东方’的成见”(刘禾文，68页)，未免太武断一点了。
“谁没有犯误”(之一)
在评论中，刘禾提出了一个绝对正确的命题：“在历史研究中(国策研究自然另当别论)，‘谁犯错误’或‘谁没有犯错误’，就不能不是伪问题。”确实，茅海建在其绪论中就以黑体字强调指出，他认为，“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又强调，他认为，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中，我们看得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首先需要说明，我并不同意他对历史学的判断。我以为，历史学能否使人们少犯错误是一个很可疑的命题。不如说，历史学可以使后来者对自己的现实处境增加了解，减少盲目；增加一些自知之明，减少一些狂妄自大；认识自己由来有自，也认识自己面对的“历史局限性”。一句话，确认研究对象以及自身所具体占据的“这一个”“中间物”的确切形态。也因此，历史学才既可能为了解当前世界提供借鉴，也可以为形而上的哲学反省或理论开拓提供基础。可以说，承认并保持历史学的开放性，允许批评，接受质疑，对这个学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茅海建的第二个命题，则在最低限度上，也需要对照他如何具体阐述他所谓的“这个过程中”的那些“错误”。在第八章的后部，他说：“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578页)很显然，他希望的是找出所以能“制夷”之道，尤其是能使人们用心致力于对实践经验进行有“理性”反思的社会文化环境。尊重他的这个判断，再看他全书的最后一句话：“不管历史将做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一百五十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583页)两相对照，就会承认，这里的“差距”并不具有绝对价值判断的意义，而且，无论是他的研究前提还是他的研究结论，都并没有假设一个“西方人没有犯错误”的前提。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并不在是否以“西方”为绝对标准，而是“现代化”对于非西方国家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拿刘禾对“夷”字翻译所做的研究来说，她的研究所揭示的，主要是“夷”被翻译成英文后，对英国刚刚暴发的资产阶级的冒犯，以及对欧洲人“面子”所代表的想像中的尊严的挑战。她认为，这主要是由当时充任翻译的若干西方传教士造成的，特别是同时参与鸦片走私的传教士和大鸦片商，利用这个翻译在煽动战争中起了极大作用。之后，她表示并无意把鸦片战争这样“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仅用一个翻译事件来解释。很显然，这里的前提至少有两个。首先，“夷”字的中文原义相对单纯，仅指“外(国)人”或“生人”，不具“野蛮”这样“化外之人”的含义。其次，她的研究重点在于观察英方反应，把视线从清廷移开。这样的研究无疑有其自身的价值和贡献。然而，如果因此以为清廷方面和中文原义因此没必要进一步探讨，或任何针对清廷方面的探讨都是“没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视野”地盲目追随“西方中心”的理论框架，那就未免把目前中国的历史研究看得过于简单了。
在茅海建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奏折引文：“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573页)或是这样的皇帝批复：“……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论……”(213页)而当“大皇帝”决定用“抚”策时，“夷”或“逆夷”不见了，代之以“外藩”：“……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174页，类似例子亦见160页)“夷”字在清朝君臣政治外交实践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的往来文件中不时带出的贬义，可以说无可回避。更重要的是，茅海建通过解读中英来往文件，重建了当时两国对“国际交往”的不同理解和不同外交实践以及这样的应变机制对战争进程及条约文字拟定过程的实际影响。其中，最为发人深省的，恐怕就是他对于“天朝”体制中“人臣无外交”的洞察性分析，及因为沿海各省官员拒绝收受、转呈英国外相致清朝宰相书，在战争初起时被延误的最起码的“知彼”(159-161页；关于道光帝在林则徐广州禁烟三年后才想到要了解英国的问题清单，见429-430页；关于清朝未设宰相，见168-172页)。
实际上，从档案文件中重构鸦片战争给清朝君臣在“外交”意义上带来的反应和转变，既是茅海建此书极有意义的贡献之一，可是和军事方面的分析研究对比起来，又是此书中相对薄弱的一方面。在军事方面，作者不仅大量搜集了有关数据、奏折等原始资料，而且详细对照了不同记载，考察辨析了各种数据资料的可靠性和可靠程度，双方官兵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战时的具体反应等等，令人信服地重构了各次战役的实际进行状况。而在“外交”方面，最出色的分析基本都是在军事冲突结束之前出现的，尤其是在认定“剿”与“抚”两套传统程序的逻辑性与局限性上(第三、第六章)，在官员个人态度由主“剿”向主“抚”转化上(424页)，及由据实上报到随意捏谎的转化(如第三章第三节)等普遍存在的现象上。这些分析表现了作者驾驭大批量原始材料、有效简约问题、善于转换视角的能力。可是，当直接的军事冲突告一段落时，第七章关于条约谈判的叙述就失去了前面的活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失去了进一步追究探讨清朝官员在亲身参与谈判时，是否尚有我们作为“今人”而难以直接想像、尚未充分理解的行为逻辑，而这种追究和探讨，正是本书前面大半部分最为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我对于此书第七章的批评可以简化成：“军事侵略以外，作者假设在条约起草和签订过程中，英方及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大国虽然处处钻空子，但没有犯错误；只有清方犯了错误，无知地创造了更多的空子让人钻”，本来作者是在以今人的认识和逻辑去对照探讨前人的言行逻辑，结果到这部分时，变成了以今人来衡量评价前人，缺少了一些分析的眼光和观察的距离。
“谁没有犯错误”(之二)
事实上，刘禾直接针对茅海建的评论不足十行文字，在刘禾主要是用茅海建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一般情况：在这些领域里，“隐藏了多少关于‘西方’和‘东方’的成见”。简言之，刘禾在介绍《白银资本》的同时，也给出了她对“中外史学界”，特别是“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一般性评估，并据此认为，在这些领域里，一个“必须变革的时刻”已经到来。
无独有偶。破除成见，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也是茅海建开始他的鸦片战争研究的重要学术动机之一。他说，“站在世纪末的高度，社会科学家就不应当仅仅憧憬着新世纪的辉煌，而有责任对本世纪的学术进行一番总结。我以为，此中第一个需要总结的，正是历史学”。而他的总结，首先是针对这样一种鸦片战争研究的现状：“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对于资本主义的挑战，现已有了足够多也足够好的著作和论文。本书叙说的重点，是作为其反面的清王朝。”在考证史实、评论人物的同时，“对种种陈说予以分析”(25-26页)。而针对“陈说”提出的第一组问题是关于琦善在历史记载中，由遵旨主持谈判的宰辅大臣，到与“忠臣”林则徐相对的“奸臣”，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变成“卖国贼”这样一个过程。在茅海建看来，问题出在“‘善善’‘恶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准则”，“史学理论中反神话、反鬼化的学说，与史学著作中的神话或鬼化的实践，同时并存不悖”，造成“为警世而作的历史著作和文章，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宣传”。很显然，茅海建同样认为，在这些领域里，一个“必须变革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和刘禾的不同，主要是在对这些领域的具体评估上，而在我看来，这两种评估中显现出的根本性区别，绝不仅仅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中国今日“史学界”的各领域，不管是明清史、近代史还是上古史，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之一，也就是说，全部可以归结为近代以来“西方化”或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但是，因此而假定所有中国“史学界”现存的“成见”都源于由西方传教士、商人、远洋船长的写作，源于西方思想家在从未到过中国的情况下的臆想，以为中国对鸦片战争进行研究的历史不会超过费正清，就未免有些过于从“西方中心”的观点看问题了。或者竟不如说，过于以“美国学院的中国研究领域为中心”来看待中国学术二十世纪以来为建立自己传统而走过的艰难道路了。就拿茅海建的书来说，从绪论到结语，他多次引用的蒋廷黻的研究，全部是三十年代发表的，其时，费正清还只不过是到中国实习的一个学生，“大名鼎鼎”的他和他参与编辑的《剑桥中国史》都还没有登上中国研究的正式舞台呢(《剑桥中国史·隋唐卷》的作者们也还要等着考察陈寅恪等中国现代学者开拓的研究方向并征引其成果)。这还不算茅海建大量引用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正是九十年代中国研究领域里中日学术交流趋于兴盛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种交流在美国汉学界的直接反映至今也还只能说是极为有限。
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发展，过去二十年里，中外史学界正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德里克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唐小兵关于梁启超全球空间观念的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及日本学者和美国西海岸汉学同仁都曾热情参与过的各辑《学人》发表的很多文章等等。以考古学为例，罗泰在美国考古学会专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界的起源和现状的分析，就很实际、详细、透彻，充分考虑了早期学科内部的革命性转变和教育体制稳定后引起的普遍惰性，并指出了传统历史观念对维持惰性的关键性影响，以及学科建设亟须研究活力的紧迫形势。确实，刘禾的著作(《跨语际实践》)研究的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不过，她关注的重心一贯在于语词跨地理文化界域的旅行，因而研究“个案”时并不理会对人物的总体评价(即，不否认也不在意在具体事例中有以偏概全、以今人衡量前人的可能)，不关心对历史事件的总体解释(即，不否认读者有得出以偏概全印象的可能，但未必是作者的责任)，甚至不关心各词语的具体词义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微妙变化及其所可能反映的社会文化变化(她在前言中明确说明不是威廉·雷蒙[William Raymand]式的研究)。
说中国“史学界”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之一，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必要对由“西方中心论”造成的有关“东方”、“西方”一系列成见保持警惕。问题在于，只有认清中国“现代学术”在确立过程中，有着“非西方”文化不可避免的起点上的“被动”，才能辩证地看待现代中国学术领域中种种牵涉到“西方”的概念、观点、立场，承认今日的中国学术界在近一百年中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某些特定的传统，而且这些传统的建立基本上是在中国学人与西方学术以及传统学术之间不断碰撞协调(negotiation)的过程中完成的。
“全球视野”或“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视野”
如果说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则茅海建所做的是对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官方反映的案例分析，属于微观历史(虽然他也注意到对鸦片战争做比较性的考察和研究)。可以说，无论弗兰克的著作多么伟大(尽管其伟大的真实性也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和证实)，都不足以否决其他学者的微观历史研究。事实上，刘禾在这方面的批评可以进一步分解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即上述宏观与微观历史研究的关系；是否因为英美在国际上始终遵循了强权政治的原则，中国的学界就可以满足于指责批判英美，而不必对历史事件的其他方面(比如中国自己当时的反应)做具体研究了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没有任何宏观历史研究可以绝对取代一切微观历史研究。相反，如果没有足够的微观历史研究做支撑，恐怕任何宏观历史命题都难以真正立足。这一点，就是在弗兰克自己的研究中，也表现得很清楚。第二部分要更复杂一些，牵涉的是尚未工业化的国家和民族自十九世纪以来就无法回避的“现代化”问题。首先，在史学研究对象的意义上，尽管类似《白银资本》这样(以及王国斌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的经济史著作可以证明，十八世纪以前欧洲经济在世界上并不领先，亚洲当时的“问题”也不是“停滞”或“落后”，十八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对全球的冲击却仍是难以证伪的历史现象，与此伴随的，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共生的“民族国家”等政治现象。这些普遍被标以“现代”标签的历史现象，对西欧北美以外地区的冲击，在政治领域里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观察。在国际上，“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和外交规范的普及和发展，造成了此前“帝国”(奥托曼、清帝国等)形态国际交往基础的瓦解，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的观念性基础，也是“万隆会议”、“不结盟国家组织”、“七十七国集团”等国际性政府联盟组织的观念性基础，并不依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变化。
在各国国内，“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的合谋，瓦解了君主制的政治合法性，“民族”成员的共识与“国家”公民的参与成为政治统治合法性难以回避的观念性基础，造成了国内行政、司法、国防军事等各方面的变动。“民族国家”内部对“民族”成员共识和“国家”公民参与的仰赖(即民主课题的不可避免)，是已具备国家形态的民族必须面对的政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他们必须面对经济上的工商金融业现代化具有同样的紧迫性。虽然各国具体变化的轨迹有很大不同，但如果我们听取弗兰克关于注意全球共时性的劝告，就不难注意到变动内部的一些共通的问题。对历史学特别是“近代史”领域来说，考察这样的“现代化”现象，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研究，都属于题中应有之义。茅海建的书揭示了这个“现代化”过程在中国被迫起步时引起的外交内政各方面的危机，针对的正是极具普遍性和理论潜力的问题。其可贵之处，亦在相当有效地揭示了传统政治制度不能不终结的历史原因(416-417页及第四章第三节)。
研究对象的问题以外，还有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如何定义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本质处境？日本前代学者竹内好说：“东方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转引自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9页)伊藤虎丸在引述的同时论道：“什么是‘双重抵抗’呢？用竹内所说：‘西欧在通过东方的抵抗把东方纳入世界史的过程中，承认了自己的胜利(文化、民族或生产力的优越)。’‘在同一过程中，东方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失败是抵抗的结果。没有不经抵抗的失败。而抵抗的持续则是失败感的持续。’这种在抵抗过程中所产生的‘失败感的自觉’，则‘是通过对于这样的再次性的败于自己的失败的抗拒，也就是通过再次性的抵抗而产生的。在这里，抵抗是双重的：对失败的抵抗，又同时对不承认失败的抵抗(或是对忘却失败的抵抗)。这是对理性的抵抗，又同时对于不承认理性的胜利的抵抗。理性的胜利，不承认是不行的，但这惟有通过双重的抵抗才能被承认’。”(同书，12-13页)伊藤同时认为，具有“自我(民族)之个性”的、非西方国家独立性的“近/现代化”，是“如竹内所说，‘自我之个性之发现’，首先必须是‘精神(不是实体)’之发现。所谓‘固有文化’必须是惟有通过‘不愿改变自己(这不光是精华，而且包括糟粕)的意志’，即‘抵抗’这一精神的持续作用，而达到的新的自觉和创造。不经过这一‘抵抗’就不得成为‘自我’。”(同书，5页)
对这两位日本学者的看法，尽可以有不同意见。重要的是，这是对“非西方”国家“近/现代化”处境的哲学性思考，而这种思考是起源于对鲁迅的研究，对于鲁迅复杂的精神立场进行深层解读的结果。鲁迅，在他们眼里，首先代表着中国思想界在承认抗拒后的失败时，也反抗拒绝承认失败的态度；在承认自我(民族)的固有精华时，也承认糟粕，并在双重承认、双重抵抗的基础上，以持续的抵抗精神，致力于自我(民族)之个性的新的自觉和创造。“抵抗”和“承认”是通向“自觉”的起始点，是创造“自我(民族)个性”的希望所在。也就是说，虽然“近/现代化”是“被”西方“近/现代化”，虽然其中的若干历史逻辑盖难回避，但各国具体的“现代化”道路却是要在承认“固有”的基础上以自我独立的精神去探寻。如果说，不加批判、忽略自我(民族)个性的“全盘西化”、“全盘美国化”是错误的，则其错误是在承认失败的同时否认抗拒，不比根本否认“失败”的“民族主义”更好，也不比类似的自欺欺人更糟糕。就历史研究而言，对本国现代化历程的反复叩问乃是建立“自我(民族)个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向理论、哲学思考和当代国策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延伸，却并不等于同时抹杀了自己思考的独立性。
很可惜，多年来，鲁迅在美国汉学界声誉不高，如果不是东欧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合作，推崇鲁迅的声音在美国恐怕就更小了。孰料，到了九十年代，鲁迅竟然经过日裔学者(酒井直树等)对竹内好的介绍在英语世界引起了新的注意，而且是跳出以往的“文学”领域，在有关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思想史意义上的注意。这是否会令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思想研究者多少感到一点压力呢？
结语
茅海建在感慨清朝政治文化氛围对官员和一般文人思维的局限性时这样说：“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205页)
新世纪开始的日子里，我们正在看到更多的刊物出版，更多的文章和著作问世，更直接更激烈的思想交锋吸引着读者。作为作者和学者，在这样的写作出版热潮中，应当是靠独立的思想和智慧来争取读者。每个人都不妨时常问问自己：我是否正在借助外在优势来诉诸“性理名教”的挞伐而忽略了“事实真情”与细节，忽略了细节中包含的启示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