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帝制中国的媒介权力

　　如果说，媒介权力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存在物，那么，当人类步入现代化进程，媒介权力就几乎无孔不入，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一个进入现代转型的古老国度来说，媒介权力的社会构成和运作形式，总归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媒介权力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反映的是社会阶级关系的结构，是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权力的附庸。技术决定论者认为，媒介权力是传播科技的物质力量的自然延伸。管理决定论者认为，媒介权力是媒介体制和组织的管理模式或运行机制。女性主义将媒介权力视为文明时代性别奴役的主要形态。总之，对媒介权力的研究和批判，正是现代社会批判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人类的历史中，媒介权力曾经是个人专断或家族世袭权力，随着社会发展，媒介权力逐渐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实体力量，成为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意志冲突与平衡妥协的产物。媒介权力通过控制信息载体，来传播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系，建构人们的认知概念世界、价值系统，形成对人们社会行为的隐性支配。大多数人文主义倾向的学者，都试图反抗媒介权力对社会个人的操纵，并揭露由媒介权力所营造的统治的虚假的合法性，揭露媒介权力所掩盖的政治经济的利益结构。对于媒介权力的研究证明，西方从启蒙时代就奉为圭臬的个体自由主义权利实在是一个幻影。即使在市场资本主义标榜的“言论自由”的媒介空间里，媒介权力仍是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更不必说，在极权主义制度的社会里，它发展为符号暴力的强制，直接的精神奴役。
　　媒介权力是指支配者通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迫使被支配者(大多数是在不完全知情或自动赞同的情况下)在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上顺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对于媒介权力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分析层面和切入角度。媒介权力内部研究，如媒介权力的掌控主体、权力和语言、权力和文化符号、媒介资源配置方式、媒介体制和媒介组织中的权力关系、权力和传播议题的设定、人际互动中的权力支配关系、组织中的传播控制、性别或身份角色的传播权力和利益、媒介权力结构和人的认知结构的关联等等，都是关于媒介权力构成研究。媒介权力外部研究，如媒介权力与政治经济权力的功能比较、媒介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媒介权力的实施对象和实施环境、媒介权力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稳定或社会革命的关系、媒介权力的利益的社会实现方式、媒介权力对技术的依存关系以及对文化生存发展的影响等等，涉及的都是媒介权力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运行问题。
　　我们借助现代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媒介权力理论，在中文传播的语境中讨论媒介权力的形成和演变。中文传播的媒介权力来源于由特殊的符号系统建构的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变迁和革命的历史，也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
　　概括而言，中文传播中的媒介权力甚至比中文本身还要久远。大量的文献和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早期历史曾经有过一个巫教文化盛行的阶段。这是“萨满”式文明。萨满是宗教仪式的执行者，他的能力在于能掌控特殊法术(媒介)与超自然力直接沟通。萨满本身就是神的代言工具。巫教文化从属于一个严格的统治秩序，并且谋求建立整体的世界观和道德价值体系。从时间上说大约在传说的黄炎时期(据典籍传说年代推算距今约五千年至四千五百年左右)。就考古年代而言，相当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良渚文化和山西陶寺及河南濮阳龙山文化类型，距今五千年至二千五百年这一时段。此一阶段还没有文字，却出现了“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就是巫教文化的媒介权力所依托和服务的基础。有些历史学家将这一实体称之为酋邦。中国进入文明，在国家组织的发育方面所循的是“酋邦模式”，而不是过去所说的“氏族联盟模式”。酋邦模式的根本特点是个人专断的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政教合一的统治秩序，以及对于神谕的垄断解释和军事独裁。酋邦首领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他对于通神的媒介工具和沟通技术的垄断。酋邦社会的建立及武力扩张，与萨满式的巫教传播并行，互为推动，这恰恰就是中国国家文明建构的关键所在。
　　因此，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垄断的媒介权力。此时媒介权力被看作是某种神秘性、超常性的能力。当时主要的“沟通关系”是在天人之际、人神之际。超常的沟通能力一旦被偶然事变的结果验证，就自然获得了精神震慑力量。掌握媒介就掌握了对天意的解释权，从而就掌握了对人的支配权。《国语·楚语》记载了颛顼帝的巫教改革，禁止民间巫术活动，直接掌控巫术媒介，规定巫职人员身份，令其职能专署，并能世袭，实现了对巫教文化的媒介权力的垄断。这是中文传播的神谕传统形态。媒介权力等同于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由最高的酋邦之主以及依附于他的巫职人员所垄断。在观念上，这种垄断披上了天赋神授的绝对合法外衣。
　　殷周时代，从巫教文化发展到礼乐文化，神谕传统被整合到礼仪祭祀的体系中。此时，已经产生了文字。文字符号开始只是作为神谕的记载，它是由占筮人员独占使用的。识字与否，代表着在媒介权力方面的支配或被支配的地位。对于文字的全部神秘性、崇高性的说法，比如苍颉造字之类，多半都是媒介权力的垄断者所制造的神话。如果占筮技术高度垄断化世袭化，就可能利用占卜解释神谕而形成对执政权力的制约。如果占筮技术服务于执政权力就使世俗统治获得了合法性。巫教文化解体之后，礼乐文化代之而起。春秋时代的士大夫曾经对礼乐文化的象征体系的意义，作过解释。所谓“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正是表现了符号象征体系对政治权力和道德体系的制约。
　　文字的神秘崇高性也和它当时的书写、传播方式有关。文字通过铸造、镌刻、烧炙等方法书写在石头、铁器、甲骨、玉器、竹木之上，成为永恒不朽的象征。对于文字记载的控制，是最主要的媒介权力。文字无疑是由贞人发明整理的。贞人原本的职责是对朝廷遇到的自然灾害、战争、农事、异象等进行占卜，测定吉凶。于是，占卜记录就有了记载时间和事件的功用。王朝版图扩大，事务繁多，便分化出专门记言和记事的史官角色。媒介权力的重心就渐渐移到史官方面。
　　从神谕传统到史鉴传统是中文传播的媒介权力的重要演变。神谕在很多情况下，有解释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如果政治权力受制于贞人集团的解释的支配，不仅政治状况过度依赖偶然的神秘的因素，削弱了执政的权威，而且无法建立相对理性化的政治伦理，这不利于国家发展，也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史鉴传统的建立是政治伦理和行政理性化的重要的条件。史鉴观念应当起于周代。但是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制度是逐渐完善的。从贞人集团到史官身份，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职业的世袭性和垄断性。从政治制衡的角度来说，维持这种对媒介的世袭性的职业垄断是必要的。一个城邦国家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只能有一套合法的历史叙述。这个历史叙述，由于只能出自史官世家之手，也就无法被当权者随意篡改。也就是说，当权者可以用暴力威胁史官的身家性命，但是不能任由自己的意志叙述历史。被认可的只能是世袭的史官记载。如此才可能产生所谓“董狐直笔”、“书法不隐”之类的传播思想和事例，形成对现实执政者的舆论的威慑。
　　口语传播是一种流动性强、意义模糊多变、无法进行垄断的传播方式。对于执政者来说，口语传播蕴藏着叛逆颠覆的危险。历史上许多次民间起义都是利用口语传播来宣传发动或协调行动的。对口语传播的密切监控(兼及对人际交流的监控)是媒介权力的实施范围。儒家把周王朝的“采诗观风”的施政措施说成是“以民为本”的德政。孰不知，这也是统治者对口语传播的监控方式。所谓“听胪言于市(胪言，即集市上议论执政善恶的传言)，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就是从根本上戒除乱政惑政的妄言，又戒除骄奢淫逸的弊政。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听政传统面对的“沉默的大众”，是缺乏干政参政能力的广大民众。民众的情绪和愿望，如“风”一般，可以起于青萍之末，也可以聚集成摧枯拉朽的狂飙。言论的主体是广大无形的，而清议的主体却大多是有干政参政能力的集团或阶级。最早的类似清议的事件，是春秋时代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乡校原本是农村公社里礼仪祭祀活动的场所，能在乡校里议论执政的人，不是一般大众，而是当时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国人，他们都是有身份的自由民或下层贵族，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就是从这里面产生。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的看法，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当作非常明智的政治谋断，就是将自由言论极力限制在一定的层次或范围。清议传统，由士大夫阶级发动和延续，是在野的清流派对于政治的监督。中国的士大夫即使没有入朝为官，也能够作为“符号精英”来行使媒介权力以制衡政治权力。
　　符号精英依靠其掌握的符号资本行使权力。他们有相对的自由，可以决定话语的类型、风格、题目和表达方式。他们是公共知识、信仰、态度、规则、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帝制中国的知识精英以儒学经典为思想和行为的归依。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和宇宙观成为执政的思想道德基础。在制度的安排上，通过察举、科举等不同的方式途径，使媒介权力和政治权力有可能互为配置。但是，清议不是帝制中国政治生活的常态，而是一种非常态，是政治危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汉末党锢、明末社团等等都是清流士大夫阶级比较极端的政治表现。清议活动采用的媒介，如谣谚、民歌、招贴、诗词、话本等多半是通俗化的文字，有比较强的鼓动性，对于民间大众有一定的煽动作用。如果不是政治极端黑暗，士大夫阶级无处正常表达政治主张，一般都不发动清议，而是通过上书或庭诤的方式影响朝政。上书和庭诤既然是正常的表达政见的渠道，它的特点便是百折不挠，冒死谏言，以达圣听。古代的言官制度，形成了一种道义的威慑力。
　　中文传播的媒介权力，由神谕、史鉴、清议、谏诤一路发展过来，主要是一种教化力量。教化的对象有所不同，有时是城邦居民、普罗大众，有时是执政君主、朝廷命官。传统的媒介权力，道德和知识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结合成一个权威。从世袭巫师到书香门庭，专业知识教育和社会伦理信念的培养双管齐下，共同培育媒介权力的掌管人。媒介权力总体上说，是一种依附性的权力，是供政治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驱使的。但是，媒介权力比较其他的权力形式，有更高的道德的优越性。正是由于这种道德优越性，才使得媒介权力对其他权力有一定监督制衡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媒介权力丧失了道德优越性和职业的独立性，它本身就会比其他权力更加邪恶。帝制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文化，在媒介权力早期的神秘性和垄断性逐渐淡化以后，用社会道德理性和知识主体性的增强来维系媒介权力的信誉和力量。长期以来，媒介权力对于专制君主制度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才导致政治权力对媒介权力的一再镇压和诱导。但是，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看去，政治权力在要求媒介权力的依赖的同时，也深深地依赖于媒介权力。媒介权力装饰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形象，证明着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儒家对于文化精英有很高的自觉和期许，强调道德主体意识是文化精英行使媒介权力的良心依托。孟子认为，他自己的长处有两点：“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将掌握传播规律和注重道德修养两方面结合起来。中文传播后来形成的讲究“气盛言宜”的传统，强调传播的道德力量，都源于孟子。儒家还特别注重维护正统的符号—意义体系。“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也。”符号系统的整理，是统一人心的前提。正名，是媒介权力精英的首要责任，是对社会进行思想统治的基础。概念厘定需要知识权威。由此将意识形态的统治与社会认知结构紧密整合。
　　但是当社会传统的道德体系崩溃，秉承儒家理想的媒介权力的相对独立性瓦解，无法实现维系人心、矫正弊政的作用，统治者就会转向刑名一致的法家主张。法家曾经提出过一种政治力学理论，认为，人性都有六欲之淫，如果治理国家的人顺应人的六欲，任由其膨胀，国家必然贫弱。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四难”：经济生产、扩张战争、缴纳赋税和告发奸邪。其之所以“难”，就因四件事都悖逆人性贪图享乐的本性。帝国要提升“综合国力”，执政者必须善于将人性的欲望集中到对国家有利的方向。根据这个政治力学原理，法家特别重视社会舆论的管理和控制。简言之，就是“以言去言”。前一个“言”是指完全代表国家利益和君主意志的言论、教化；后一个“言”则是指私家之言，指社会的自由议论，与国家利益根本相左的异端邪说。只有国家颁布的法令才叫做“言”；公布、讲解、宣传法令，才叫做“教”。这样一来，顺理成章，政府官吏就成了最有学问的知识权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注重现实功利，蔑弃知识传统。媒介权力发生易位，即从世袭的文化精英手里转到新兴的行政或军功暴发户手里。媒介权力直接和行政权力合流，对于全社会形成黑暗的精神统治。
　　帝制中国主导的媒介权力的立足支点，是人伦道义力量、理性逻辑力量和实用效验力量的结合。媒介权力丧失其神秘性和超验性之后，能否得到社会认同，主要看它是否具备这三种内涵力量，并在实行中求取平衡。媒介的操纵和运用，毫无疑问需要知识、情感、技巧、艺术和谋略。大凡失去了三种内涵力量的平衡表现的媒介权力，最终会被社会抛弃。儒家的媒介观念不尽注重实用效验力量，而法家的媒介观念又轻视人伦道义力量。不被认同的媒介权力是不存在的。丧失了内涵力量的媒介权力，只能迅速堕落为媒介暴力，成为腐败的行政权力的遮羞布，它的过度膨胀，只能压抑社会的正义力量，毒化社会道德环境，刺激社会的逆反的想像。
　　在漫长的古代帝制中国，传播媒介的进步对于社会政治变迁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文字始终是一种难于学习的符号，它天然地保护了统治者的权力；另一方面，帝国政府对于文化思想的密切监控、钳制和镇压，使媒介权力维系着封建伦理的道统。一般来说，对传播的严密控制，会降低国家机器管理社会的效率和敏感度。但是，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阶段，效率问题并不突出。帝国很早就发明了一种传播体系的分决管理的方法。一个是对社会民众的教化式传播，另一个是行政机构的管理式传播，二者严格地区分开来，用不同原则处理。在自然经济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分决管理，不会因为限制了社会的信息交流影响到社会效率。分决管理使涉及社会危机的信息只是在行政机构内部的传播渠道里流通，不至于引发社会恐慌和骚动，社会稳定得到了保证。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信息传播的分决管理是古今一律的。但是，当社会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改变，极端的分决管理，形成的愚民化的传播控制，必然使社会丧失自主监测、自主调节、抗御风险和广泛合作的能力，不仅有碍于社会民主和自由公正，最终也将丧失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