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反礼教”的误读

　　治中国古代文学者有时将自己的学科称“古代文学”，有时称“古典文学”。一字之差，却隐隐含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后者似乎更注重士大夫创造的精英文学，前者则将古代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都包括在内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将民间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史的一部分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如指出它几乎是各种文体的源泉、某些时期它促进了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演变等等。但同时也达成一种默契：精英文学毕竟仍是构成文学史的“正统”和主流；诗、文、词、戏曲，即使它们有一个在民间孕育的过程，一旦进入这种主流，就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从而在本质上与民间文学区分开来。
　　民间文学和精英文学作为两个独立的价值系统，却放在一本文学史中讨论，产生主次之分是理所当然的，但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以精英文学所表现的价值观为整个文学史写作的价值取向，将民间文学当作是对精英文学的补充和注释，而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独立地位和不同于精英文学的价值观、审美观。在文学史描述一些民间文学现象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类表述：某某时代的民歌体现了“思想上的解放”，某某小说表现出“反封建礼教”的倾向，某某戏曲体现了“对封建礼教的蔑视”。
　　钟敬文先生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分为三个层次：以士大夫创造的精英文化为上层文化，以社会底层潜流的民间文化为下层文化，介于二者间的市民文化为中层文化(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不同层次的文化间固然有相互交融之处，但更多的却是天壤之别。“封建礼教”显然是上层文化的产物，它固然可以通过“教化”的手段渗透到中、下层文化中，但是下层文化有别于上层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调适力，没有经过多少文化教育的百姓对自上而下的“政策”并非漠然受之，而是在种种碰撞和协调后，最终取得一个缓冲地带。在这个地带中，有上层文化的影响，但更必须满足下层文化的利益，否则必然难以达到平衡状态。下层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以自己的切身利益得失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故而一种政治或伦理制度倘若能延续两千年，势必在大多数时候保持这种文化上的平衡。以礼教中最为后人诟病的“妇德”为例，如果民间推行的真是上层文化严格界定的“三从四德”，后果不堪设想，势必导致社会结构的破坏。当然，下层民众会接受诸如孝敬、忠义之类的伦理价值观，因为它们是社会和家庭稳定之本，是人们在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的有效手段。但对于类似于夫死殉节这样的极端行为，人们可以将其作为理想，但在实际生活中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对社会的稳定并无益处。偶尔为之的“节行”就会受到特别的表彰，恰恰说明了它的不现实。因此，在下层文化中，上层文化的“礼教”往往只是一种理想形态，并未深入到日常行为中。
　　如果理解这种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调适力和“礼教”的理想性，就可以很容易理解：民间文学作品具有和精英文学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它是独立于“官方意识”的，是依照下层民众的实际需要和切身体会，在长期积累中形成的，它具有更强的稳定性，难以为一时的风气所左右。而文学史中所描述的所谓民间文学的“反礼教”现象通常并不是其本身性质的改变，而只是下层文化在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由隐而显的结果。
　　知识分子，或士大夫，因为传播媒介、习惯势力等原因，拥有“强势话语”，而民间文化传统则表现为一种“弱势话语”，“强势话语”拥有压制“弱势话语”的权力。运用这种话语权力，知识阶层有效地造成了历史(包括文学史)的表层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具体表现为“教化”和“言情”两个传统的稳定地位)，于是一旦产生某种异于精英传统话语、异于他们所创造的表层现象的话语，很自然地就被今人理解为违反礼教、申张人性的新思潮的出现。如将南朝时期民间情歌的兴盛归因于魏晋玄学，将“三言”、“二拍”的流行归因于明代心学。其实它们不过是一直被压制在底层的声音，偶尔进入主流的圈圈有机会让人们听见而已。玄学和心学的思想对上层文人起作用，改变了他们的认识，从而允许这些下层的文学进入到他们的圈子里，而并不是玄学和心学的思想对下层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改变了观念。这是两回事，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中都将它们混为一谈了。
　　由此可见，文学史著作中描述的在民间文学中体现出的“反礼教”并不是某种精英文化思潮影响的结果，而只是被纳入到精英话语中，被其“言说”的结果。其中包含了一个精英话语的大前提：礼教一直支配着底层民众的行为；一个小前提：这些作品有异于精英文化所规定的礼教的内容；由此得出结论：这些作品是反礼教的，以及推论：具有进步意义。其实整个论证的前提就是似是而非的。因而在解释非知识阶层创造的文学史现象时，如果不加反思地接受精英文化的话语，必然导致某种程度上的误读。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果：在民间文化、社会心态与当时的“主流文化”间始终存在一个距离，抹杀这段距离，势必造成对历史现象的误读，而这种误读又被精英话语所容纳，给后人的研究造成更多的障碍。
　　撰写文学史的人们本意是想提高民间文学的地位，结果经过这样一番误读，反而消解了它的独立价值。从现在的文学史撰写来看，似乎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