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墨西哥的危机

　　墨西哥的政治模式立足于一九一七年颁布的宪法，实施代议制民主，政体为联邦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总统权力很大，根据宪法拥有立法动议权、立法否决权、召集议会特别会议权和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权。政治根基牢固而广泛的革制党执政后，总统实际上还拥有超宪法权利，如修改宪法权、操纵选举权、干预司法权和撤换州市长权等。因此，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受到削弱，中央集权占主导地位。
　　革制党是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政党，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人民的利益，但本质上是为墨西哥革命后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服务的。鉴于革制党强大的政治地位，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始终占有绝对多数，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对它已失去了制约作用；多年执掌政治、经济大权，而它本身又未能建立有效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机制，结果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新的权贵阶层：政府各级官员、工会农会的负责人、村社和公社的上层、国营企业的经理、文教卫生及其他部门的领导或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同工业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企业主(工商业和农牧业)共同分享政治经济权利，并彼此进行权钱交易、以利益为纽带编织起各种关系网，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温床。
　　一九八二年，墨西哥爆发了债务危机，资金大批外逃，企业倒闭，生产下降，国家财政赤字严重，国内生产产值下降5%，公开失业率高达7%左右。债务危机是墨西哥经济长期内向发展的结果，为了克服危机，政府紧缩财政，减少公共支出，并实施经济转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转变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大力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降低关税壁垒，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开放经济；采取措施使经济和国际经济接轨，一九八六年加入世贸协定，一九九四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些措施对于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正是因为采取了上述措施才使得墨西哥不仅能顺利克服一九九四年的金融危机，而且使九十年代的墨西哥经济发展始终处于拉美地区的前列。但是，经济改革的一些措施也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冲击：
　　(一)国营企业私有化、放开物价和减少福利补贴影响到已在债务危机中受到伤害的低收入阶层的利益；经济自由化又导致了利益的重新分配；这种利益分配的变化本是正常合理现象，问题是一部分人趁经济转轨之机利用不公平竞争暴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据统计，到九十年代中期，20%的富有者拥有的资产占全国居民拥有资产的80%，其中三百个大家族几乎控制着全国50%的产值，而占人口18%的穷人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文盲率高达10%以上。
　　(二)经济转轨，新的经济法规尚待建立和完善，再加上政府在反贪方面的措施不足，力度不够，本已存在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加剧。一些官员在利益的驱动下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甚至和毒品集团等黑社会相勾结来聚敛钱财。在贫富反差强烈的背景下，腐败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腐败之风的蔓延不仅毒害了社会环境，也降低了民众对革制党的支持度。
　　(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南、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墨西哥北部地区历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商业和商品农业大多集中在北部地区。南部和东南部为多山地区，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实施经济开放以后、特别是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后，外资和技术主要流向北部地区，南部地区几乎被排除在资本市场之外，而政府又未能制定和实施开发落后地区的发展战略。第二，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差距拉大。六十年代以后，墨政府执行重工轻农的发展政策，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陷入危机。实施经济自由化以后，农村地区特别是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户很难依靠自身的积累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外资和商业资本由于投资成本高、回报率低，不愿对传统农业投资，政府也无力投入大量资金；一九九四年墨参加北美贸易区以后，由于墨美农业生产水平差距巨大(如，墨农牧业人均产值仅为美国的4%，美国生产一吨玉米仅需要十二个劳动小时，墨西哥为十九点一个劳动日。协议有关条款规定对墨农产品保护期限分别为五至十五年)，墨西哥农业承受巨大压力，因此农民反对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区；传统农业区依然是单一农业的经济结构，综合发展水平很低，农业是惟一的就业渠道，因此农村失业和隐性失业高达40%；农村失业人口大批涌向城市，而城市的经济发展又难以吸纳，结果不仅造成农村社会矛盾激化而且也给城市带来不安定因素。
　　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制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受到了冲击和挑战：
　　(一)私有化冲击了革制党执政的根基，经济体制的调整和私有化的推行，国家经济职能减弱，大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和国家行政部门缩编，一些公共部门官员和国有企业的领导阶层的利益受到触动；部分与国有经济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中产阶层的经济收入暂时下降；失业和收入的两极分化使广大劳工和低收入阶层感到焦虑不安，甚至连小私有企业主也因失去间接的国家补贴和贸易保护而采取观望态度。其中，农民利益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受到的震动最大，从而导致农村社会矛盾激化，一九九四年南部恰巴斯州印第安农民起义给墨西哥造成了旷日持久的政治问题；革制党在二○○○年的大选中的失利和失去农民的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由此可见，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进行，革制党赖以长期执政的政治联盟受到削弱和动摇。与此同时，在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阶层需要政治格局做出相应的反映来代表和保护他们的利益。革制党本应采取措施巩固其原有的政治联盟并扩大其政治代表面，但革制党在这方面的动作迟缓，重视经济改革，忽视对经济和政治关系两者之间的协调，体制改革滞后，未能及时调整政治构架。(二)党内在经济自由化问题上分歧，在野的左翼和右翼政党联手冲击，八十年代以来，革制党内在经济自由化的问题上发生分歧，以前总统萨利纳斯为代表的党内势力主张彻底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卡德纳斯一派反对经济自由化(他于八十年代中期被开除出党，并另组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党内的分歧导致派系林立，矛盾激化到采取暗杀党内总统候选人的地步。革制党由于党内的纷争受到削弱。在野党也以经济自由化问题而分成左右两翼，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历来代表大企业集团的利益，主张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左翼的民主革命党主张继续实施土地改革，反对私有化，因而得到农村和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左、右两个在野党的主张相佐，但都打着反腐败和反对分配不公的旗号向政权冲击，革制党受到左右夹攻，左右政局的能力削弱，并在议会中失去绝对多数的优势。(三)美国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向墨西哥出口美国的“民主”，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甚至指责墨西哥革制党政权是腐败和独裁政权，主张墨西哥应实行美国的两党制。国家行动党历来和美国关系密切，它的势力也主要分布在和美国接壤的北部地区，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其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政治上又得到美国的支持；另外，这个党还打着反腐败反贫穷的旗号，又得到了部分低收入选民的支持。结果，国家行动党在二○○○年大选中击败革制党执掌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