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忏悔的随想

　　每个时代都会拥有自己的骄子，由他们装点这个时代的荣耀，当然，也往往由他们首当其冲地承担这个时代的罪愆。一个时代过去了，荣耀也许会成为过眼烟云，但罪愆将会缠绕在人们的心间，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了从这种噩梦般的纠缠中挣脱出来，从这种压抑的阴影中呼出自己的气息，人们会选择倾诉，选择忏悔，于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许多打上时代烙印的忏悔录；而且，这样的忏悔总能深刻地体现着过去时代复杂的历史症结，同时充满着作者自我心灵肉搏、挣扎的印痕，因而几乎所有的时代忏悔录都是伟大的。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可能涉历的各种时代都沉淀着许多值得忏悔的话题，但我们能够读到的忏悔文本却微乎其微；有时候的情形甚至是这样：越是罪愆深厚的那个时代有关它的忏悔越是稀少，越是应该真诚忏悔的那一批人越是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忏悔。从这一角度来看，弥漫着忏悔情绪却又不是典型的忏悔文本的《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可算是一本能够烛照那些应该忏悔者灵魂的好书。
　　曹禺没有写过忏悔录，甚至没有写过正式的回忆录。据他说因为他感到“把许多往事回忆起来”颇为困难，可他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约请田本相谈论他的过去，并且总是带着满腔的热忱沉浸在往事的忆述中，说明他并不是没有征服这番“困难”的毅力。他所感受到的真正的“困难”或许在于，一般性的回忆录其实无法表述他内心中深深隐藏着的忏悔意念。他无疑是过去时代的骄子，共享过那个时代特有的辉煌与荣耀；可作为一个心地善良、作风纯正，对历史对自己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的“大写的人”，将时代的罪愆相应地承担起来并诉诸深刻的忏悔，几乎就成了他晚年生活的精神主题。这时候，曾有过的辉煌和荣耀不仅不能给他以深深的安慰，反而成了他沉重的精神负担。只要我们阅读过《曹禺访谈录》，就会发现，他不仅说“解放后写的这三部戏，就不必谈了”，而且谈论起《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来也没有任何兴高采烈的意趣，更没有任何浅薄无聊的炫耀。他所有的忆述和诉说都不过是自己灵魂苦闷的披露，正像田本相等通过书名所概括的那样。灵魂的苦闷来自正直心灵的自我警策，来自艺术良知的深切悟察；曹禺通过细密而饶有兴味的回忆，诉说了自己承受的由于这种警策和悟察所形成的巨大重压，它清楚地表明，一部饱含忏悔意味的回忆录实际上是一个不愿被正直和良知压倒的善良之士的痛苦绝叫。这部书因而成了曹禺遗留给我们的一部忏悔录，一部越出了他自己而承担起了一个艺术时代的忏悔录。同时，相对而言，它又是十分珍贵且非常别致的一部忏悔录。
　　许多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人都想不到忏悔，也即不愿意承担时代的罪愆，而只热衷于控诉；回忆“文革”十年的大量文章，包括引人注目的各类干校杂记、劳改日记等，都是这样的控诉体文字。更有一些似乎任何时代都能混得炙手可热的人，哪怕参与了那个时代的罪愆，也没事人一样地回避承担，回避忏悔，当然也无所控诉；他们对于过去了的时代保持着世故的沉默，也许在沉默中还暗喻着一种洋洋得意，并且在新的时代依旧能够驾轻就熟地找到使自己洋洋自得的新门径，在新一轮辉煌与荣耀中依然参与了新罪愆的营造。读一读曹禺的这部忏悔的随想，读一读巴金老人厚厚的《随想录》，当代文化批评者有责任做这样的追问：为什么一个时代过去了以后，从汗牛充栋的控诉体、批判体文章中很少找到像这样体现着灵魂荡涤欲的忏悔文字？是我们的“民族性”中本身就缺乏忏悔素质，还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中从来就缺少承担历史罪愆的勇气和魄力？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鼓励着价值承担，包括面对危亡倡导和呼唤挽狂澜于既倒救大厦之将倾的崇高的价值承担，却似乎并不热衷于张扬承担历史罪愆和责任的勇毅与刚正，于是文化建构的整体性上不仅缺少忏悔的大手笔，而且似乎也缺少孔子日省吾身的精神迁延的脉络。一个只知道价值承担而忽略历史罪愆自我承担的民族其文化不能算十分健全，这种不健全文化的发展后果便可能会导致普遍的责任逃避：无论出了多大的漏子，无论遭致多大的伤亡，所有的至多仅是直接当事人被处分(有时还是象征性的)，没有人勇敢地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主动地作出忏悔的姿态，更不用说作出在有些国家中极为普遍的引咎辞职之类的举动。责任的逃避其实首先是对正直与良知的躲避，躲避了正直与良知的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施行狡赖，拒绝忏悔。
　　于是，只有曹禺、巴金这样善良的灵魂孤独地承受着正直与良知的压迫，这样的压迫随着过去时代的远离还在不断加重，他们的忏悔不过是自己的心灵在感觉到被这种沉重压碎之前所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巴金的《随想录》已经被公认为中国当代的《忏悔录》。曹禺对巴金充满了友谊和感佩，但似乎并不愿意谈论他的《随想录》，当田本相正面向他提出这部杰作时，他都似在不经意间回避了这个话题。这种就他与巴金的亲密关系而言显然并不正常的反应似乎说明，巴金《随想录》所写的正是他自己有心而无力去写的东西，不愿在一个后辈面前袒露自己最深秘的心灵隐曲当然又是十分正常的。在明确回避谈论《随想录》之前，曹禺其实已经想到了《随想录》：一次谈话说完巴金的《寒夜》后，他分明回到了巴金的当前，说是“他的文章越写越好，他写得似乎很容易，很流畅……”所指的显然应是《随想录》；然后联系到自己，感叹“我写东西就那么费力，费劲极了”。这“费力”似乎不只是文字运用意义上的，而更包含感情承担的困难，也就是忏悔的艰难。
　　因为他所要进行的忏悔是真诚的，需要深深的灵魂自责，这对于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来说，尤其是面对自己的后辈，自然是相当艰难的。然而深隐在内心中的正直和善良又时时地压迫着他，深深的自责无可躲避地缠绕着他，于是在与田本相的访谈过程中他常常流露出真诚的自我谴责。最明显的是对于陆孝曾、吴祖光和孙家琇等友人的歉意。“解放后，陆孝曾受了罪，到东北佳木斯去了。”他的爱人来找曹禺请他证明一件什么事，碍于当时的政治压力，曹禺没能尽到力。在“反右”的时候，他又被卷进了政治斗争之中，对好友吴祖光、孙家琇进行了违心的批判。这些事情对于一个当时失去了任何政治责任能力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不得不然的，可曹禺总是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真诚的忏悔之中，认为是自己性格上的缺陷造成了这类历史遗憾：“我是欠着这些朋友的。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怕事，连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进而，他认为这也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悲，可怜，有时也是无耻的！”考虑到他亏欠朋友和违心地批判朋友的特殊的时代氛围以及他作为一介书生可悲可怜的政治处境，这样的自责可以算作是一种苛责，而越是这样的苛责越能显现出他灵魂的真诚、正直与善良，与那种一味地控诉时代的罪愆而逃避自我承担的作为拉开了差距，更与那种将一切个人的责任都推托为时代罪愆的职业投机者形成了天壤之别。
　　曹禺真诚的自责通向深刻的灵魂拷问，这是包括巴金在内的所有伟大的忏悔录作者必具的心路历程。真诚的忏悔者面对过去时代的错误绝对不会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架势，他们的正直与善良通常体现在，他们会坦率地承认对那种错误曾经有过的荒谬的认同。曹禺正是如此，“‘文革’中，我思想混乱极了，我真的认为我的作品全错了，都是毒草”。并且曾奉劝人们不要再研究他，不要再犯错误。毫不讳言自己曾有过的这种荒谬认同，在此基础上再沉下心来追讨自己的灵魂弱质与缺陷，这是一部忏悔录所能达到的极为深刻的精神境界，曹禺的忏悔随想正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一部时代的忏悔录应是对于时代罪愆作出自我承担的大勇者的自白，是一个善良的灵魂在正直和良知压迫下发出的痛苦呻吟，但它面对的却不仅是过去，也不仅是忏悔者主体，甚至主要就不是这些，而是面向未来，面向广大的读者，因而一部有价值的忏悔录应该对未来，对许多人都富有启发性。《曹禺访谈录》正突出地显示着这方面的价值。
　　曹禺一面深挚地检讨自己没有在新的时代贡献出自己像样的作品，一面在深沉地探讨戏剧创作乃至文学创作的一般问题，以自己的生命体悟揭示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仍然很有价值的东西。他真诚地反省自己“三十年没写出东西来”，原因是他“很难下去深入生活”，真切地感受到“真正写工农兵”的困难。他觉得老舍真正了不起，因为“他拼命理解今天，以他所有的能力理解今天”，而自己则既“不愿意写旧的东西，写新的又写不出来”，从而长期沉陷于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之中。他之所以不能写出“新的”东西，是因为他比别的人更注重艺术创作的规律；他不愿意“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一种什么人物就写一些什么人物，而不是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虑过，真正感动过，真正是自己感情充沛的东西，拿来写”，然而那存在于自己精神世界中的“真正深思熟虑过”和“真正感动过”的东西不正是“旧的东西”吗？对此他自然十分困惑，十分苦恼，却不放弃自己的艺术原则。他真诚地承认，“喊口号者写出来的作品也有好的”，“但是我却做不来，一直想适应，十几二十年了，到现在也适应不了”，就是说，他并没有一种自负于时代和现实的矜持，而是诚挚地希望涌入新的时代，可越是坚持自己的艺术原则就越是悖离于自己涌入新的时代的愿望，涌入新时代的愿望越是强烈越是真诚，那忏悔的意味就越是浓厚。越过时代的雾障况味先驱者的这种忏悔，今天的文艺创作者和研究者应能在文艺作品与作家、艺术家人生体验之间的关系上，得出更加清晰、更加科学也更加深刻的意念。
　　从曹禺的忏悔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读悉，他曾经是那么热切地期盼着在现实时代精神的表现上一展身手，以重温新的时代艺术的辉煌与荣耀，在此意义上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与老舍等剧作家之间的距离。但艺术规律的尊崇，特别是文学创作规律的倚重，使得他比别人更严重地感受到这样做的难度。“我想写我想写的东西，真正代表时代的东西，这太难了，时代精神写不出来。”真诚的忏悔中饱含着焦虑。但这样的焦虑并没有促使他放弃艺术原则，甚至没有真正干扰他在这方面的探索与思考。他认为，《报春花》之类的时事性很强的作品“也是能代表时代精神”，可他执意强调的是如何“更广阔地更深刻地更真实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问题。这确实是一个至今都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深奥问题，也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一直没有解决好的症结问题。
　　曹禺的忏悔随想富有思想的经络，充满理性的启迪，又包含着生命的体悟，体现着情感的倾向。许多带有深刻启发性的见解都融进了他的艺术梦想，这些梦想又往往是那么迢遥而迷蒙。他在七十一岁时，还反复表示要投入写作：“我还想写剧本，多写几部剧作”，“我还要写点东西，写点新的”；而且他设想自己的新创作“得重选角度，写知识分子的题材”，真可谓是壮心不已。但他本人十分清楚，所有了解他和爱他的人们也都明白，按照他的创作路子和写作风格，这些梦想不可能理想地实现，而只不过是他心有不甘的生命独白，是他所进行的一系列忏悔的想像性归宿。
　　综上所述，这部《苦闷的灵魂》不是一般的作家访谈录，更不是一般的资料性图书，而是曹禺仅存于世的颇为完整的忏悔录；这部忏悔的随想铭刻着老作家心灵肉搏和自我挣扎的印记，更承担着过去了的时代的罪愆，不仅真切感人，而且充满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现实的美学启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文本。
　　(《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田本相、刘一军编著，江苏教育出版社二○○○年版，13.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