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肥瘠荣悴”

　　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史，人们公认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而对于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来说，二十世纪发生的历史演进，其实并不稍次于政治生活的剧变。
　　二十世纪前期，是众所周知的乱世，但是以历史节奏分析的眼光看，确实实现了李大钊等人热情呼唤的“少年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一个人才辈出，创获丰盛的时代。当时不仅政治、军事领域的雄才之士多是青年，在文化、艺术等领域，同样是“雏凤清于老凤声”。我们说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少年”气象，学术创造也是同样。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群峦之中，杨树达先生是一座奇峰。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杨树达先生完成《说苑新序疏证》、《老子古义》、《盐铁论校注》、《汉书补注补正》、《古书疑义举例续补》、《词诠》、《中国语法纲要》、《高等国文法》、《马氏文通刊误》、《积微居文录》、《中国修辞学》、《汉代婚丧礼俗考》、《论语古义》、《古书句读释例》、《古声韵讨论集》、《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多部专著。杨树达先生四十年代面世的论著，又有《春秋大义述》、《论语疏证》、《文字形义学》、《甲骨文蠡测撷要》、《文法学小史》、《训诂学小史》等。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学术经历了特殊的历史变化。而杨树达先生仍然“勤于述作，既速且精，诚令人钦仰赞叹”(周祖谟《致杨树达》)。胡厚宣也曾致书赞叹道：“深觉解放以来，关于甲金小学，惟先生著作最丰，发明最多，其贡献之大，盖突破以往所有之学者。倾仰之至！”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二年出版了他的《积微居金文说》，一九五三年又出版了他的《淮南子证闻》。他的《积微居甲文说》附《卜辞琐记》和《耐林庼甲文说》附《卜辞求义》于一九五四年问世，以《汉书补注补正》为基础完成的《汉书窥管》一九五五年出版。一九五七年，《盐铁论要释》亦由科学出版社推出。
　　对于杨树达先生的治学成就，学界有相当高的评价。章太炎先生致书曾经夸赞道：“兄于治学可谓专精。”郭沫若先生亦曾致书言：“我兄于文字学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量，至佩至佩！”董作宾先生致书亦有“深佩卓见”语，谓“公在课程忙迫中犹能作专精研究，贡献古文字学者极大，敬佩之至”。陈寅恪先生致书亦称：“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幸为神州文化自爱，不胜仰企之至！”于省吾先生致书对于杨著《积微居甲文说》也有“义证精确，发挥透彻，并世研契诸公无与抗衡。欣佩之情，匪言可喻”的评价。胡厚宣先生也曾经在《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序言》中发表赞语：“(杨树达先生)写文章最多，不失为五十年来甲骨学研究中最努力的一人。”
　　陈寅恪先生在《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又重复了“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的赞美之词，并且说：“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融会贯通，打成一片。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接着，陈寅恪先生又发表了如下一番感叹：
　　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学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喜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陈寅恪先生所说“青山”“入梦”，“白发”“浮名”，指一九四二年教育部公布杨树达、陈寅恪等先生为部聘教授，杨树达先生淡然处之，有“只有青山来好梦，可怜白发换浮名”诗句事。陈说揭示“功名”与“文化”之“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读来富有文化的深味。
　　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撰纪念碑文，有强调学术自立的名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五十年代初，他在答复中国科学院请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意见时又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先生为杨著所作序文“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的称誉，亦体现了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肯定和坚持。有论者分析说，“这与其说是为杨树达作序，到(倒)不如说是陈寅恪因感而发，表达了他对为人治学以及文化与时势的遭际的心声，铮铮有凛然之气”(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第83页)。
　　一九五一年，中国科学院准备出版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先生仍拟将陈寅恪先生的序言置于卷首，陈寅恪先生也欣然表示同意。然而一九五二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致信杨树达先生称：陈寅恪序文的“立场观点有问题”(《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345页)。同年十一月，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先生的序文果然被删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陈寅恪先生致杨树达先生的信中说到此事：“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96页)陈寅恪先生序文的“立场观点”“问题”，看来与文辞间对“以功名著闻于世”以及“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的情感倾向有关，尤其又特别针对所谓“洞庭衡岳之区”，容易使人产生联想。
　　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和陈寅恪先生的序文出版时的遭遇，在他们风云变幻的学术生涯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是却能够反映其学术立场和学术品质。两位学者的性格虽有差异，但是就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言，则意志共同。因而所谓“铮铮有凛然之气”也罢，所谓“立场观点有问题”也罢，正反两种评价，其实是既可以针对陈寅恪先生，也可以针对杨树达先生的，尽管两位先生言行之风格的缓急刚柔确实有所不同。
　　一生淡于“功名”，“持短笔，照孤灯”，“寂寞勤苦”，“不少间辍”的杨树达先生在《积微翁回忆录·自序》中曾经这样写道：“余性不喜谈政治。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今日观之，人在社会，决不能与政治绝缘。余往时所见，实为错误。至仕途腐烂，亦国民党及军阀之政权时如此，非所语于今日人民政府之时代也。昔年在京，往复论学之人有喜谈政治者，而政治上犯大错误之人如陈独秀者，与余虽未谋一面，然以讨论文字学之故，亦曾有书札往还。此等皆属学问上之因缘，与政治绝无关涉也。虑或误解，聊复言之。”(《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1—2页)虽然检讨了往时之见的“错误”，但是因“虑或误解”所作的解释，仍然使人感到内心与所谓“中年涉世，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有所不同的另一种“畏政治如蛇蝎”的满腹疑惧。
　　当然，所谓“人在社会，绝不能与政治绝缘”，确实是人生的现实。学者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绝不意味着逃避社会矛盾，放弃社会责任。以杨树达先生而言，抗战时期“何当被甲持戈去，杀贼归来一卷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诗)，“却喜健儿能杀贼，故探圣典主攘戎”(《六十述怀》诗)等诗句，都深抒“杀贼”壮志，饱含救亡激情。他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间开《春秋》课，所著《春秋大义述》一书，一九四三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春秋大义述·自序》)。可知抗敌救国之热忱。其说其事，可以看作“故探圣典记攘戎”诗句的注脚。一九四六年，闻一多先生被暗杀，消息传来，杨树达先生激愤至极，他在日记中写道：“报载闻一多见刺死，今日真乱世也！书生论政，竟不能容，言论自由之谓何哉？”字句间有切齿之声，至今读来令人感动。
　　品味陈寅恪先生撰《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以为最值得深思的，是杨树达先生“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而“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的话题。对于“立功”与“立言”的比较，对于“功名”与“文化”的比较，陈寅恪先生说，“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
　　自然，简单轻易地评价政治之功业和学术之著说的“难”与“易”，“得”与“失”，可能是不适宜的。对这一问题，可能需要认真具体的分析。然而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肥瘠荣悴，固不相同”的对比，却是确定的事实。现在我们看到的有关世象，与中国政治总体尚未迈入现代化有关，似未可简单归为某一团体、某一单位、某一个人的偏见或过失。而陈寅恪先生所谓立言“不朽”之域，所谓“后世”自能辨之，实在是极透彻的富有历史主义眼光的深见，值得我们珍重，值得我们深思。唐人李白固早已有“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的名句，可是对于许多人来说，看不清其间的“孰得孰失”，是因为心中存在先天的文化盲点。
　　陈寅恪先生的序文，不应读作对一人、一书、一事的评论，而应当理解为对一种有久远渊源，又有广泛影响的历史文化现象的分析。
　　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往往政治建设优先于文化建设，政治操作取代了经济操作，政治形态规定着社会形态……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政治的功用被夸大到万能的地步。正是这种政治万能迷信的热风，煽起一代代文化人的政治参与激情。他们奋不顾身地投身宦海的动机，除了博取功名追求利禄之外，还在于确实认为只有从政方能救国、济世、利民这样一种文化误解。在中国传统社会，“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期求千百年来一直是士人的最高理想，于是“学而优则仕”确实成为人才的主要导向。中国政治形态因此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发育条件方面的优势，政治人才的密集，又为政治结构的完备、政治权略的成熟创造了条件。中国社会智能的流向，也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势，同时作用于民族传统心理素质的形成。大多数志行超拔的人们，从一开始，就以政治家的风范自律，以政治家的成就自励。政治理想成为其理想的全部，政治生活也成为其生活的全部。如同在那个政治狂热年代将政治思想“溶化在血液中”的口号所体现的那样，导致了一种精神的畸变。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文化精英都几乎将生命的大部或全部轻掷，使其沉入漫流四野的政治洪波却极少激起浪花，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悲剧。近年来，多有学者讨论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薄弱，政治生活吸引了大多数士人，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方向，占据了他们的精神空间，应当也是原因之一。
　　在中国古来读书人的心理天平上，“立功”与“立言”“孰难孰易，孰得孰失”的判定，从来是高下悬殊的。价值取向的这种历史偏误，往往不仅导致个人的人生道路的歧迷，也影响文化的总体方向的倾斜。然而在“生民之祸乱”已至其极的政治动荡的岁月，天下“才智之士”争趋“功名”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从陈寅恪先生的序文中，可以体会到对于扭转这种文化趋势之时代契机的期盼，所谓“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所谓“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可见其“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的热切之心。
　　陈寅恪先生自称“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也可能并非无可奈何之言，而有较深层的考虑。然而如若果真如此，则读至此句，联想“将来恐有累大者”的担心果然预言了世事，人们心中自然会于遗憾而外，更加上一分痛楚。现在，距陈寅恪先生作序已时近六十年，距“立场观点有问题”的批评也已时近五十年了，在陈寅恪先生所说“将来”的“将来”的今天，我们也希望现在和将来一代一代新的“才智之士”能够从对历史文化进步的大趋势的长远观察出发，品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做出清醒的择定。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天而不欲遂丧斯文”的“可喜之兆”，而最“可喜”的，可能是现在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的“天下后世”之“才智之士”们价值取向的现代倾向。就此，我们在结束这篇小文时更有理由借用陈寅恪先生序文中的话：“又何叹哉？又何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