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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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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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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荷马史诗与马可福音
作者高峰枫
期数2001年10期
  国际权威的希腊文新约圣经(Novum Testamentum Graece)是以其主要编者命名的“Nestle-Aland本”(第二十七版,斯图加特,一九八四年)。编者在书后的附录中不仅列出新约大量的古抄本,还详细标举出新约中出现的各种引文。此外,凡新约各书作者模仿、借用或暗指的段落,编者也一一注明来历。其中经历代学者研究,认为可能受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影响的只有区区五处(第806页),而直接引自旧约或与旧约有关的段落却至少有三四千条之多,排列出来,竟足足占了三十七页的篇幅(第770—806页)。
  这种数量上的悬殊本不足为怪。基督教本来就源出犹太教,自然与希伯来经文有深刻的血缘关系。比如《马太福音》动辄引用旧约段落来证明希伯来先知的许多预言正应在耶稣身上,而保罗在《罗马书》中更是将《诗篇》、《以塞亚书》、《何西阿书》中大量段落自由连缀在一起,加以发挥,以阐明自己的神学思想。自十九世纪以来,通行的观点认为基督教自创教之初就代表着完全独立于希腊罗马文化的“希伯来传统”。后来随着传教范围扩大,基督教与古典文化的接触才变得不可避免。这两种文化的相遇先是表现为冲突、对抗和竞争,然后慢慢转为交流、融合。随着基督教成为普世宗教,它也渐渐“希腊化”,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基督教神学系统越来越依赖希腊哲学的主要概念。
  但是近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即使在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也难以找到一种纯而又纯的所谓“希伯来传统”,因为希腊文化早已渗透到当时犹太文化的各个层面,甚至有学者推测连耶稣本人都极有可能会说一些简单的希腊语,就如同当今世界上各旅游点的小贩都能用几句“商业英语”与外国游客讨价还价一样。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希腊化程度之高已超乎一般人的想像,我们很难将“希腊”和“希伯来”视为并行不悖、互不来往的两种独立的文化传统,相反,也许基督教从创教伊始,希腊和希伯来早已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了。
  去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新书——《荷马史诗与马可福音》(The Homeric Epics and the Gospel of Mark)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再一次证明上述观点。本书作者麦克唐那(Dennis R.MacDonald,以下简称麦氏)发现四福音中最早的《马可福音》(约成书于公元七十年左右)在情节、结构、主题各方面竟然明显模仿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塞》。就是说,福音书和希腊文学早已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麦氏这一大胆结论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对早期基督教的理解很可能会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麦氏的研究方法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就是仔细对读《马可福音》和《奥德塞》原文。麦氏找到二十余处证据证明马可(为行文方便,我直接用“马可”代指《马可福音》的作者或编者)从荷马史诗中借用了许多情节和主题,经过加工和改写之后,挪用到耶稣身上。这二十余处证据中约有三分之一我认为可算令人信服,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奥德修斯和耶稣身世和经历竟有几分吻合。如果我们暂时忽略二者所身处的不同文化和历史阶段(一为公元一世纪犹太人,一为传说中的希腊神话英雄),而着眼于故事情节的深层结构,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共同遵循一个模式(以下讨论见原书33—43页)。
  奥德修斯的经历可大致归纳为下面几点:在海上漂泊多年,饱受困苦;随行的同伴大多愚钝、卤莽,并因此丧生;主人公隐姓埋名,回到故乡,却发现自己的宫殿已为仇敌所占据,佩涅洛佩的求婚者扬言若奥德修斯胆敢重归故里,他们将置他于死地;而在史诗最后,奥德修斯施计杀尽仇敌,收复财产,并与妻子团聚。
  我们再来看福音书的主人公耶稣:耶稣在犹地亚各个村镇走乡串户,四处传教(“漂泊”);《马可福音》中所刻画的门徒总是不能领会耶稣所讲的各种比喻,令耶稣极为失望(同伴的愚顽不化);耶稣时时告诫门徒不要泄露自己“弥塞亚”的身份(隐姓埋名);耶稣在故乡遭厌弃(如马可6∶1—6∶那撒勒人厌弃耶稣,耶稣有先知在本乡不受尊敬之叹);圣城耶路撒冷本可算作是耶稣作为神子真正的“家”,但耶稣恰恰在这里遭嫉恨,最后被仇敌杀害;耶稣多次预言自己将复活(再次重返家园),以人子的权柄审判罪人(“复仇”)。虽然耶稣死于仇敌之手与奥德修斯剪除仇家截然相反,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古代文学的“模仿”并非一味因袭前人,而往往是在关键处故意标新立异、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力求以创造性的模仿超越古人。耶稣之死和预言将来的“复仇”正可说是马可对荷马史诗的“修正”、“改写”,甚至是“超越”。
  除了结构上的相似,一些关键词语的使用也有助于我们判断马可和荷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马可福音》所使用的希腊文依古典文学标准来看非常简陋、鄙俚,甚至多处不太合语法规范,因此似乎很难从语言上找到直接证据来证明与荷马史诗的亲缘关系。但是麦氏还是勉为其难,找到有限的几处。比如,《奥德塞》中主人公“历尽艰辛”是史诗着重强调的主题,在诗中反复出现(比如开篇第三行就有pasxein polla algea),而《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中耶稣预言人子在被处死前必要“受许多的苦(polla pathein)”,这一关键用语的希腊文原文与荷马史诗用字极相似(见第16页)。最重要的,这一词组在旧约希腊文译本(即所谓“七十子圣经”)中从未出现,在早期犹太教文献中也极少被使用。麦氏由此断定马可使用这种表达法乃是有依据的,而来源正是荷马。
  此外,麦氏还发现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被称为“木匠”或“工匠(tekton)”。奥德修斯制造了特洛伊木马,建造自己的宫殿,在荷马笔下,“木匠”是为了表现他的机巧和才智。而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开头,耶稣的乡人对他的智慧感到惊异时曾问:“这不是那木匠么?”(6∶3)麦氏认为马可这里可能想让耶稣与奥德修斯一较高低(第18—19页)。另一处有趣的暗合是福音书中著名的“清洁圣殿”一段。耶稣从耶路撒冷圣殿中驱赶商人,掀翻桌子(trapeza)。而在《奥德塞》第二十二卷,被奥德修斯射杀的第一个求婚者先是被射中咽喉,然后踢翻餐桌(trapeza),桌上食物散落一地。在同一卷中,桌子被掀翻多次出现(第34—35页)。麦氏认为这种巧合决非偶然,而是马可对荷马的借鉴。当然,上述几处用词的一致不排除是巧合,因此并不能说是确凿的证据,但是在这两部天地悬隔的作品之间能有这样的文字上的“巧合”,也不能不让人加倍留意。
  另一处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出自马可笔下大量的航海段落。航海本是古代史诗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无论是回乡的奥德修斯、寻找金羊毛的伊阿宋、还是寻找新家园的罗马人先祖伊涅阿斯,无不是要与狂风巨浪搏斗一番。若说古典史诗中的英雄都是航海家,恐怕一点也不过分。但是在保罗书信以及其他先于《马可福音》的材料中,却丝毫不提耶稣与航海有什么联系,好像耶稣从未离开过陆地。而马可偏偏有“平静风和海”(马可,4∶35—41)、“耶稣履海”(6∶45—52)两段。前一段中,“突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确有一些史诗的味道。随行门人无比恐慌,而耶稣却镇定自若,他呵斥风浪之后,“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其中如“暴风”“平静”等字都是荷马史诗中经常出现的字样。
  但是,福音书中所提到的“加利利海”其实不过是方圆几十公里的内陆湖,古代史家都是以“湖”来称这片水域。马可则特意将加利利湖改称为“海(thalassa)”,还加入对风浪铺天盖地的描写,不免有过度渲染的嫌疑。在成书较晚的《路加福音》中,“湖”和“海”的区别再次凸现出来。路加属于更有文化教养的知识阶层,大约见识过真正的大海,因此在参照马可的叙述时,路加似乎觉得马可的用语不够准确,于是一律又将“海”改成“湖”(limne,如5∶1;8∶22,23;和8∶33等处)。福音书中的航海段落很早就遭到异教作家的批判。二世纪对基督教攻击最猛烈的波菲利(Porphyry)更是对海上这一段大加嘲讽,他轻蔑地指出,这种“小池塘”根本不足以称之为“大海”,指责福音书故意夸大其辞,耸人听闻。麦氏结合这一系列的证据,得出结论,即马可明显以荷马史诗为蓝本,虚构出这一著名的神迹故事,或者至少着意将此故事加以“史诗化”(以上见原书第55—61页)。
  麦氏从两部作品的基本情节、关键词语和经典场景这些方面来论证《马可福音》作者不仅熟悉荷马史诗,而且有意识地借用史诗来构造基督教的故事。这一立论极其大胆,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在具体论证方面,确实存在很多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于荷马史诗所知有限,但仅凭常识也觉麦氏在很多地方的对比有失牵强。比如,施洗约翰被杀一事(马可,6∶17—29),麦氏以为与史诗中阿伽门农之死一段可资比较(第77—82页)。福音书中记载,希律娶了自己兄弟的妻子,遭施洗约翰反对,后来希律在妻子的唆使下在宴席上将约翰斩首。在《奥德塞》中,阿伽门农的妻子与人通奸,后来在宴席上谋杀了自己的丈夫。这两段都是采用倒叙法写成,而且都在不同程度上预示将要发生的事(耶稣被杀,奥德修斯返家)。但是单凭上述几处证据就认定马可在这里模仿荷马,结论未免有些仓促。像这样比较勉强的对比在麦氏书中还能找到很多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荷马史诗与马可福音》一书势必会对福音书以及早期基督教的研究造成重大冲击。《马可福音》经十九世纪新约学者考证,在四福音中成书最早,也最接近历史真实。但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有德国学者Wrede指出《马可福音》的作者并不是耶稣一生重大事件的见证者。马可没有忠实记述事实,也不是将口传材料简单地形诸笔端。相反,《马可福音》背后已经有一套成型的神学思想,而马可就是秉持他特有的“先入之见”来重新解释耶稣的一生,尤其在材料的取舍、事件顺序的安排方面,尤见其深刻用心。所以《马可福音》虽然在成书年代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福音书”,但远称不上是最原始、最接近历史真相、未经加工和剪裁的原始材料。相反,这部福音书是浸透特定神学观点的“创作”,是对马可所继承的史料或传说的重新诠释。麦氏的观点和Wrede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他的立足点是文学批评。如果马可的许多关键段落不是来自其他目击者的见证,而是来自对荷马史诗的模仿,那么福音书不能称为信史这一观点又可以从文学领域得到一有力的佐证。
  麦氏的观点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看待福音书,更引出了有关基督教起源的大问题。如果一向被认为最原始、最可靠的福音书不是历史实录,而是类似神话、小说的“文学创作”,甚至是对旧有史诗的改写和“重估”(麦氏反复使用transvaluation一词),我们不禁要重新思考“神话”、“文学”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如果我们借用《约翰福音》开篇的段落,我们不妨追问究竟是“太初有言”,还是“太初有事”?换句话说,对于像福音书这样的创教经典来说,是先有史实还是先有“神话”?是先有所谓“实在(res)”还是先有“言说(verbum)”?是先有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然后才有记录、传抄、转述、解释、附会,还是正好相反,最初的经典乃是从先前早已存在、流传甚广的神话或文本中脱胎出来、衍生出来的呢?
  麦氏显然倾向于后面一种观点。在全书结尾,他总结道:“雅典娜从宙斯头中生出时,早已长成,而且全副武装。正如雅典娜一样,本书中所讨论的叙事从古典诗歌中诞生之时,似乎也早已具备了自己完整的形态。”(第189页)在同页,他继续引申:“如果将马可的虚构误认为早期基督教的现实,那我们未免小觑了他对神学所做的巨大、持久的贡献。充分领会马可,我们必须将他视为一位艺术家。”进而言之,麦氏对福音书做了全面的概括:“福音书所揭橥的真理并不是保存有关耶稣的可靠史料,而是一种创造过程。这一过程创生出更富于人性、更富于伦理精神、更优美、更启迪人心的神话。”(第190页)
  如果耶稣很多行事乃是移自奥德修斯,那么究竟谁是福音书真正的“作者”呢?是“圣-马可”?抑或是“圣-荷马”?如果《马可福音》中大量的情节和主题直接来自荷马史诗,那么基督教在其“母胎”之中,到底有没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本质”?它到底有没有与古典文化泾渭分明的界线?基督教的创教经典会不会只是古典神话的翻版和改写,会不会只是经典神话的脱胎换骨或“借尸还魂”?当然,仅仅根据这一本书我们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麦氏的发现却使得这些问题又变得十分紧迫。
  上面已说过,麦氏的证据有三分之一令笔者信服。专治荷马史诗的学者很可能连这三分之一也觉得勉强。但此书的重要性还不完全在于具体的论证是否精准,而在于它的思路能给人很多启发。除了上述对新约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外,其他值得特别注意之处有二。
  第一,西方学术研究分工日趋精密,而研究领域也日趋狭窄。专擅某一领域的专家甚多,而崇尚会通、博洽多闻者很少,以至于学术壁垒越来越森严。尤其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典学者与研究基督教的学者隔阂依旧很深,就是在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中,专治新约的学者和治早期教父哲学的学者也很少互通声气。近代重视古典传统和基督教关系者大有人在,但大多集中于二世纪以后的教父哲学。而麦氏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敢想人之不敢想,在基督教最根本的经典(福音书)与古典文化最根本的经典(荷马史诗)之间发现深刻的联系。更有甚者,这种联系不是只言片语的引证或借鉴,而是在情节、结构、母题这些更深广的层次上大规模、有系统的“模仿(mimesis)”。麦氏这部著作对消除学术之间的壁垒无疑会有积极的影响。
  第二,古代历史的研究现今越来越依赖考古新发现。中国殷商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西方,死海经卷和四十年代在Nag Hammadi出土的早期诺斯替教派文献,都为研究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早期教会中五花八门的学说开创了新纪元。地下挖掘出的实物似乎比我们手中的古代典籍更有说服力。但是,麦氏的新发现却仍然是以最传统、最“过时”的方法而得来。这种方法并不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而是以新眼光、新见解、新假设来重新阅读和重新解释我们耳熟能详的旧典籍。美国的古典教育虽日趋衰落,但研究荷马和新约的学者仍然大有人在(据统计,新约学者有三千人左右),但是谁能想到在这两部旧典中竟能找出惊人的连接?麦氏的方法不能不让我们对传统的研究方法恢复一定的信心。(当然,我没有丝毫轻视考古发现的意思。)
  麦氏一书肯定会带来不小的争论。至于其具体结论能否为学界广泛接受,我们恐怕要等到Nestle-Aland希腊文新约第二十八版的问世了。如果新版的新约在古典作家的索引部分有所扩充,加入荷马史诗中与福音书平行的段落,那么等于说麦氏的结论得到了认可。但考虑到《荷马史诗与马可福音》一书观点过于尖锐,而其论证又绝不是无懈可击,因此笔者对于此书在相对保守的学界中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尚不敢过于乐观。
  二○○一年一月——五月
  (The Homeric Epics and the Gospel of Mark.Dennis R.MacDona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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