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当代政治的失败

　　二十八天前，我和全家人一起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AA011航班，从波士顿启程返回上海。哪里想得到，就在昨天，这同一个航班的飞机，或许还是同一批机师和乘务员，连同近百名与我一样的乘客，竟被劫持着撞向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成了震惊世界的大惨案的第一批牺牲品！
　　须臾之间，难以计数的无辜者丧失生命，曼哈顿中城犹如瓦砾场，不但是纽约，在华盛顿，在匹茨堡，都有被劫持的飞机轰然撞地，据说连副总统切尼都急急避进了白宫的地下室：这无异于对美国政府的公然宣战，也是对美国社会的疯狂报复，是骇人听闻的暴行，是肆无忌惮的破坏。昨天晚上，我读中学的女儿惊得只会说一句话：“太可怕了……”可以想像，从昨天到今天，全世界无数的人都被这同样的心情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同仇敌忾的气氛迅速蔓延，各国的政治领袖或讲话，或致电，慰问“受害者及其家属”，齐声谴责“国际恐怖主义”，英国首相布莱尔更号召全世界的民主国家“fight together(共同战斗)”，向“恶魔(evil)”宣战：这应该也是正常的反应，遭遇这样的惨祸，人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恐怕都是想找出元凶，拧下他的头来！
　　可是，有一些地方的反应却很不相同，特别是中东，是加沙地区的难民营。那里有许多人像过节一样地高兴，分赠蛋糕，甚至称惨案的制造者是“英雄”。说实话，昨天晚上电视里播放的这些庆贺者脸上的由衷的笑容，远比曼哈顿的瓦砾场更令我震惊。莫非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或者他们都被某些残忍的“伊斯兰教义”迷了心窍，丧失了起码的恻隐之心？而就在此刻，在上海，我刚刚知道，也有一些人在街头，甚至在文化机构的办公室里，幸灾乐祸地说：“让美国人吃吃苦头也好……”面对如此巨大的惨祸，为什么竟是这样的反应？
　　我不禁想到那些劫持飞机的人，他们肯定是一大群人，有坚强的理智，周密的头脑，还具备各种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恐怕有相当部分还受过高等的教育。是什么样的信念使得他们不但视他人为草芥，而且自己也视死如归？当他们用暴力制服机师和乘客，驾着飞机在曼哈顿上空往来盘旋、校正方向的时候，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在政治领袖和媒体人物的嘴上，这些人都是“恶魔”，他们不属于“受害者”，没有谁会去揣摩他们的想法，大概也没有人愿意关心他们的家人又如何感觉。人们焦虑的只是如何下手去抓出这些“恶魔”(这当然应该)，却还来不及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在源源不断地制造一大群这样的“恶魔”？又是什么样的生活，使得那些难民营里的阿拉伯人——还有譬如上海的那些居民，如此铁石心肠，完全无视这大批无辜的生命的毁灭？
　　由于历史遗留的旧账，也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某些特性，不同的地区、民族、国家、阶层、社区乃至个人之间，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倘若矛盾不断激化，就会酿成暴力冲突和仇恨心理；如果冲突中的强者再无视道义，一味逞强，那弱者就会被逼上心理的绝路，一变而仇恨整个社会，用中国的老话讲，就是不惜拼个鱼死网破，“吾与汝偕亡！”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所以会开辟“政治”这一个生活领域，就是要想减少(甚至根绝)这种局面的发生。越是进入现代社会，各地生活的“全球化”程度飞速提高，当代政治所担负的这种控制和减少矛盾恶化的责任，就越显得重大。
　　可惜的是，当代的政治生活恰恰在这一点上令人失望。或许是由于政治领袖们眼光太狭窄，欠缺历史意识和道义承担的精神，或许还由于别的更为复杂的原因，许多专制政权在国内一味诉诸暴力，动不动就是军警，就是监狱；而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则同样充斥着狭隘的利益盘算，以及为这盘算所激发的太多的恃强凌弱。最近三十年来，阿富汗、东非、巴尔干地区，更不用说中东了，恃强凌弱的事情，我们见得还少吗？暴政是冷酷和残暴心理的温床，你在不把人当人的环境中生活得久了，自然就会感觉不到尸体的沉重；当强者在冲突中步步得手的时候，弱者的绝望的报复心理，也就在地下一同滋长。记得多年前看过一个法国电影，叙说一个想伸张正义的女记者，屡受政府特工的暴力拦阻，最后一败涂地，愤恨地对朋友说：“我现在懂得了那些恐怖分子为什么会扔炸弹！”一旦这心理的毒火猛烈喷发出来，也就宣告了当代政治生活的重大失败。什么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真正的来源？不是本·拉登，也不是塔利班或萨达姆，而是那正在全世界蔓延的、视恐怖行动为正义举措的报复的激情，那觉得人世上已无理可讲、惟有诉诸暴力的绝望的狂怒！也绝不仅是国际政治的现状在培育这样的狂怒，世界各地的专制和暴力压迫，同样要为这漠视生命价值的毒火的滋蔓，担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最近这十年里，人类社会遭遇的惨祸并不只有这一桩。譬如科索沃地区，那里的居民生活的毁灭程度，明显要比这一次严重。在卢旺达的部族仇杀中死亡的人数，更远远超出了这一次。可是，请比较一下国际社会的反应，包括中国的媒体的反应，再想想我们自己的情感的反应，我想谁都会看出来，这反应的强烈程度，并不和惨祸的规模成正比。在抽象的意义上，谁都会赞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等值的，可为什么一遇到具体的事情，国际社会还是明显地分出了等级呢？为什么纽约的人死了，我们惊心动魄；东非的人死了，我们却不怎么在意，甚至都不大知道呢？你当然可以解释，在今天的世界上，每个地方的重要性本来就不一样，纽约是世界的心脏，基加利却恐怕连小指头都算不上。可我要问的是，这种基于政治和经济权衡的自觉不自觉的等级意识，和由此而来的对于国际国内许多地方的灾难的漠视，是否也正助长了那些强势力量的肆无忌惮，而同时加重了弱者的绝望心理呢？
　　悲剧已经发生了。倘若国际社会的回答，仅仅是拨更多的钱给中央情报局，调集更多的航空母舰，发射更多的激光制导炸弹，那非但不可能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恐怕反只会增强它的后劲。我甚至觉得，布莱尔式的激越的叫嚣，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主流思想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是多么肤浅。而当从电视里看到，纽约街头的若干被访者悲愤地向记者表示，他只想驾了飞机，把那些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炸回到“石器时代”，我真是觉得，救治这当代政治生活的严重失败，人类社会还要走很长的路。
　　二○○一年九月十二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