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性别分析与发展经济学研究

　　这里所说的性别，不是指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而是指二者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的不同之处。
　　将性别问题(gender issue)引入发展经济学研究，是二十世纪国际社会有关发展的观念不断更新和丰富的结果。从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发展”还仅仅被理解为是经济增长。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发展的概念就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扩张，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与关注短期内资源最佳配置的传统经济学不同，蕴含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经济学研究同时还关注长期的资源最佳配置(谭崇台主编，一九九九)。其特色在于强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生存质量。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相继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社会发展大会和第四次妇女大会，把发展的内涵扩展到社会领域。这种全新的发展观念倡导以人为中心(people centered)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注重消除贫困、减少失业、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融合的发展政策。以此为背景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因而日益关注那些易遭损害的人群或曰弱势人群(vulnerable groups)。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家庭生活中还没有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相对于男子，她们更容易遭到失业打击也更容易陷入贫困。因此，对妇女生存和发展的研究随着发展观念的演进和发展政策的更新而深入。二十世纪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性别问题研究的一个重点，是探讨如何提供有效的社会援助，增进妇女的福利(摩塞，一九九九)。此类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妇女得以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在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五年的联合国妇女十年活动中，妇女参与发展成为一个主题。从那时起的性别研究，不仅关注妇女对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而且还评估她们的家务劳动贡献；不仅观察妇女对生产过程的参与，而且还考察她们对决策过程的参与。
　　九十年代以来的性别研究，尤其把男女分享同等权利和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前提。这种研究突破了仅仅关注妇女问题的局限，把妇女地位的改善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综合考察妇女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联合国开发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即具有这个特点。世界银行在世纪之交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性别平等与经济增长的联系。该报告引用亚非发展中国家最近三十年的统计说明，消除性别差距较快的国家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则都为性别歧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经济增长缓慢。虽然增长迟缓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但女童、妇女和贫困人群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World Bank，2000)。
　　在中国，“性别分析”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引入的概念。此前的研究实质上仅仅关注妇女地位的变化而非发展问题。不过，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妇女研究主要与反封建的妇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妇女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妇女的婚姻家庭问题和她们对生产的参与，但几乎不涉及她们是否参与决策的问题。当然，这与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决策范围原本就极为有限的状况密切相关。自八十年代始，国际机构在实施对华发展援助项目中所带有的性别视角，促使一些来自不同学科但都关注发展问题的学者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妇女研究。这就使妇女研究呈现出逐渐与发展项目的实施和发展政策的研究相结合的趋势(高小贤，一九九七)。一九九五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犹如一剂催化剂，把国际通行的性别研究理论和方法迅速在中国推广开来。与此同时，在立法、公共政策设计和发展项目实施过程中添加性别视角的呼声，也日益引起公众的注意。
　　然而，无论是妇女研究还是性别分析，长期以来却极少进入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在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会在研究收入问题时，把性别作为一个影响收入分配的变量来考虑。在考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时，会把性别作为一个决定投资动机的因素来分析(赵人伟、格里芬主编，一九九四；赵人伟、李实、李思勤，一九九九)。可是直到一九九五年，妇女发展还未作为一个经济学专题来研究。原因也许首先在于，有关弱势群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其次，经济学家本身尚缺少性别视角，故而在研究中过分囿于经济人假设，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性别不平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得妇女从童年起就或多或少地缺少部分社会经济和法律权利。因此，在同一个竞争环境里，女性和男性人群实际上处在不同的历史起点上，因而有其特殊的发展问题。
　　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对中国经济学家可谓是一次大规模的性别教育。近年来笔者对欠发达乡村经济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便是这次“性别教育”的一个反应。从事此类研究的原因在于作者意识到，由于妇女承担着养育子女、照料家庭和参加生产等多重角色，因而限制她们发展的因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多重的。那些妨碍占社会总劳力一半左右的女性劳动者发挥潜力的因素，同时还限制着下一代人力资源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妇女的发展，也就没有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妇女群体不仅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妇女所共有的一些难题，而且还必须应对转型所带来的新的挑战。因此，把妇女发展问题引入中国经济研究，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改善，而且还有可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并进一步丰富发展经济学理论。
　　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种发展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是不平衡的。仅以上学和就业机会的获得为例，乡村中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城市，欠发达地区中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明显地高于发达地区(沙吉才主编，一九九五)。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带给中国人民普遍生活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不断增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城市人口相比，乡村人口由于缺少社会保障而更易受损害。在乡村，妇女由于现存的性别不平等而比男子更易受损害。在乡村妇女中，欠发达乡村的妇女由于承受着贫困和性别不平等的双重压力而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若要在中国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消除性别不平等和贫困，就必须专门探讨欠发达乡村的妇女发展问题。
　　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确认欠发达乡村的妇女相对于男子所特有的发展限制，分析导致这些限制形成的因素，以便为消除欠发达乡村妇女发展的障碍提供必要的政策依据。出于这个目的，对乡村妇女决策行为的分析，就不能拘泥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原因在于，大多数乡村妇女由于事实上缺少部分权利而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因而通常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并为此在家庭内部采取利他的行为。基于这个事实，研究者有必要着重从妇女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中观察她们的决策行为。
　　为此，笔者强调关于乡村性别问题的经验研究需要从个人、农户和村社的层面，观察妇女与男子相比所实际享有的财产权，考察她们对农户生产和社区政治活动的参与，对家庭内部资源配置决策的参与，对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参与，以及对技术培训和推广活动的参与。除此而外，还应重点比较男女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状况，观察农民夫妇的生育决策和对子女所做的教育投资，并探寻影响女性劳动者流动的因素。上述观察最好通过对农户之间和村庄之间的比较来进行。这主要是考虑到，这样做不但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和不同领域里显示限制妇女发展的因素，而且还能相对容易地发现消除那些限制的可行性措施。根据在于，解决问题的答案往往就包含在问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