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们能否共同生存

　　冷战后的世界，三种话语相继出现，占据了旧意识形态崩解的空间：“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和“全球化”。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明日世界的图景，从美妙绝伦到恐怖无比。然而，像以往一样，对那些严肃的有关历史的话语来讲，历史的进展常常既不是给它们提供确凿无误的证明，也不会全然揭示其谬误。关于历史的描述和预见的话语本身创造着历史，历史也在不断纠正和抛弃着这些话语。过去如此，将来依然。“九一一”事件的出现为我们再次提供了例证。
　　显然，那在柏林墙倒塌声中出现的浪漫乐观的预言“历史的终结”已被这十年来的历史证为幼稚。海湾战争、金融风暴、巴尔干冲突、反全球化运动的登场，都向我们明确展示，不管是从事件的发生意义上讲，还是作为普遍自由国家出现的导向，历史都没有终结，“最后一个人”也远不是一种确定和绝对普世的现象。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狂澜正在世界许多地区将那萌芽中的“个体”扼杀在社群的桎梏中。德里达曾嘲讽地写道，这种历史的终结的话语曾经是他们那一代年轻时每日食用的思想的面包。“九一一”事件以血腥的气息和恐怖的场景向世界宣布，人类冲突远没有结束，正在以新的形式登场。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二十世纪历史的真正开端一样，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正从“九一一”开始。它不仅为美国也为全世界划分了“九一一”之前和之后两个时代。正像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reyAlissandre)在笔者参加的一个小型讨论会上所说，“九一一”后，美国人觉得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好像要用一个新的年历来计算年代时序。事实上，哪怕是那些偏远落后地区不知“九一一”事件为何的人们，甚至是那些为此事件幸灾乐祸，狂欢不已的人们的生活也都将感到这场巨大地震的余波，对他们生活所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影响和损害。成千上万生活在欠发达国家地区的孩童虽没有死在世贸大楼的废墟里，却将因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而丧生。阿富汗战事正牵动着亿万人心灵。历史新的一页正在揭开：历史正在成为真正的世界史，但却依然是个充满冲突的历史。
　　历史终结观的幼稚还体现在对自由民主政体的坚牢性所表现的乐观上。恐怖主义就向我们表示，它有威胁自由和民主存续的能力而却不易被其消除。因此，我们这里倒不妨重温托克维尔的深刻洞见：自由和民主有它们某种意义上的脆弱，需要不断的警觉和斗争加以捍卫。是的，哪怕是在那些民主自由国度里，争取和捍卫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也将是永恒的。不过，在指出这种话语的幼稚一面的同时，也应公平地评价其中源自黑格尔、括捷沃(Alexandre Kojeve)等思想教父的深刻的一面。那就是：对“承认(recognition，thymos)”的追求，仍然是人类活动最深刻的动因之一。“九一一”恐怖主义者是以最极端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追求绝对的承认——我是惟一的真实、真理；追求非真实承认的承认——真主在另外世界的承认；追求限于同类的排他的承认——圣战，极端伊斯兰教义信仰者的承认。我们知道，真正的承认的条件和逻辑是他者的存在，他者的承认，不同者之间的承认。因此恐怖主义所要求的承认是反承认逻辑的，反宽容、反自由和民主的承认，也就是取消承认。从这角度，我们不难理解本·拉登将世人划为信仰(伊斯兰)者和不信仰(伊斯兰)者，要用圣战消灭不信仰者而建立一个同一的伊斯兰帝国的逻辑。同样，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为何必须反对这种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过去一个世纪，我们已经为与这种话语本质相同的意识形态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九十年代“历史终结”的话语事实上是具有不同的组成成分的。其中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对市场机制及其能力所抱有的尊崇和对国家的忽视不同的，是另一个受黑格尔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那就是重视“国家”在维护自由上的作用，以及强调一个能满足所有公民对承认的正当要求的“普遍同一的国家(universal and homogenous state)”。没有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话语在世界上如此盛行且得到如此确切的明证，市场的威力和效率以及它带给人类的富裕，使那些英国古典经济哲学的信奉者似乎以为人类将就此通过市场的交换而达到向往已久的永恒和平。国家这古董和必要的恶已经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或至少被认为日益无关紧要。然而，“九一一”一日间，国家忽然像老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像一个“上帝来到了人间”，重新挤走了另一个上帝“市场”的位置。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它以全能的力量重新带给人们以安全，除却那来自内外的恐怖威胁。市场忽然显得脆弱和无力。国家又威严地回到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间。
　　这自然对那些持市场万能观念者是一个打击，但是，如果因此导出新的对国家的崇拜和对市场的排斥那同样是愚蠢和偏激的。这让我们想起一次大战前的欧洲，畅行无阻的日渐摆脱一切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商品和资本，也曾给那时代奏响过嘹亮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颂歌。然旋踵之间，作为对这潮流的反动，一种对国家的崇拜便随着左右两极的极权主义而兴起，自由的普世主义赞歌便被那民族主义的国歌的喧嚣所淹没了。法西斯主义和左翼的极权主义统驭了整个二十世纪人类思想的重要领空。教训是深刻的：如果没有市场，没有社会的正常独立的空间，便不会有自由的生活；但没有正常的国家就会出现非正常的国家，也不会有一个健全的市场和社会。人类，至少是现代文明时代的人类是不能脱离国家而生存的。而一个国家在现代情境下欲达到一种有效的正常，就必须使国家坚守其位，中立、法治、主持正义，承认和保护公民的权利，将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市场不可替代正如市场无法替代国家。没有人能在今天否认市场的力量及其在组织民族或世界的生产和分配上的效率。它与科技进步联手将人类带入一个空前的相互交往的“全球化”时代。但它们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在人类文明的肌体上遍种阿西勒之踵，造就许多无形的达摩克利斯剑。商品、图像、大众文化和科技自然将人们日渐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却并不能证明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全球社会”已经出现；相反，在全球化趋向日渐明显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不敢让人乐观的社群的复归、诸神的复归的趋势。在地球上不同的区域，从冷战冰冻期中苏醒过来的人们为各自的身份认同、各自的神祇，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下正进行着新的征战。工具性的世界与主体性认同的世界像两个分裂的大陆渐行渐远，不仅在不同的区域间，也在每一国家内部，许多个体的人格中。现代通讯设施高度进步的同时却是伴随着严重的沟通障碍。作为对全球自由化浪潮可能的、事实上也正在浮现的回应，一个以新形式如宗教形式出现的极权主义浪潮正在兴起。民族主义的钟摆像伊赛亚·柏林生前所说“正在回摆”。我们因此听到了亨廷顿著名的“文明的冲突”的预言。亿万人从全球各地随着电视同时“目睹”了“九一一”那样一个人类自相杀戮的悲剧场面这件事本身，就鲜明地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化论述的内在悖论及其危险。世界贸易大楼在烈焰中的倒塌宣告着一个浪漫的“全球化”话语时代的结束。
　　但我们是否因此就像一些性急的评论家宣告的那样将就此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对此事件的不同反应恰提供了反证。那正在与塔利班激战的北方联盟的士兵不同样是在战斗前向真主做真诚祷告的伊斯兰吗？阿拉伯世界从整体上不正是公开谴责了“九一一”并公开支持或默许了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战事吗？我们不能低估文明冲突的可能，但也同样不应低估人们在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后所做的源自人性最深层的道义力量的评判。这或许可以在某一方面解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从整体上对美国打击阿富汗的反映并不像原先外界预计的那样强烈。从“九一一”事件至今的种种，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有关人性黑暗和光明的深刻理解，对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冲突与协作和谐的可能性的更全面的认识。人类在这方面认识和理解的加深往往是在陷入危机的时代。
　　“九一一”后的今天，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我们能否共同生存”的时代，这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几年前出版的一部著作的书名。可以预见的是，这将是一个十分不确定并且充满危机的时代。现代文明，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概念来讲，是个“风险”文明。不过，随着“九一一”恐怖袭击，“风险”这被社会学家们习惯用来描述分析当代许多现象的重要概念也面临着重新定义。至少，恐怖主义造成的是另类性质的“风险”，是有意识造就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是扩大的风险。消除这种威胁的途径在危机时期用强势包括军事的手段是必然的也是合法的、正当的。但从长远看，对恐怖主义展开攻击的最有效的力量和防御的最后防线都不在外界而在人的内心，在人对道德底线的坚守。所有人类文明的基石都固若金汤同时也脆弱如游丝一线，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爱的召唤，对人的权利的承认和对理性的信念。无数的事实都向我们证明，对此的稍许动摇都会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灾难。理性的阳光消隐的地方将是野蛮的黑暗重新降临。如果你看过七十年代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上穿着超短裙快乐行走的女子的照片，再来看现在像鬼魂一样着装和生活着的阿富汗妇女，你便不能不对文明进化必然性的乐观抱有怀疑，对时刻可能借仇恨、忌妒、褊狭而复返降临的野蛮怀有警惕，尤其是我们所处的文明时代的野蛮常常是需假文明之名而行的。对恐怖主义的战斗将不再只是国家的事务，它也将是每个人的使命，也是自我的战斗。让人性之爱和理性的光芒时时照耀自己与他人，而不去屈从仇恨和愚昧的诱惑，这将是我们每个人的神圣的反恐怖主义之战。那对无辜生命——不管他是什么肤色、国籍，属于何种族群，富有或是贫穷——进行摧残而没有怜悯之心甚至心怀快意的人事实上是在向自己发起恐怖袭击，销蚀自己的人性。对恐怖分子和恐怖行为我们不能有理解的同情，但对产生恐怖主义的环境却要有同情的理解。这是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贫弱不应是恐怖主义的天然合法性证明，但贫弱者的声音需要有合理的表达和富强者真诚的倾听，其改善生活的努力应该具有希望的途径和得到有效的帮助。应该认识到，不只是飞机大炮，也是“马歇尔计划”的面粉最后战胜了纳粹法西斯。我们必须召唤那在所有文明中都深藏厚积的爱的资源，爱的声音，用以抗拒那同样淤积在所有文明中的用文明的名义掩护的、鼓吹的对他人的憎恨和排斥。文明需要重新定义，所有赞同对生命的尊重、爱、宽容、理智的，不论是以何种语言、在何地、以何种形式、属于哪个族群，都应该被视作文明，反之就是野蛮。为此，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成为必需。这尤其是对那些处在文明的微妙转换时期，在寻找自己文明现代性形式过程中的知识分子来讲更是如此。如何避免一种整体主义的观念，将传统和文明的精神分离，进行文明的新的再造，这不仅是对伊斯兰世界知识分子的艰巨挑战，也是许多其他文明的知识分子的不可推卸的使命。
　　当然，像人类以往时代一样，文明的巨厦还需要制度的支柱。在久远的洪荒年代，迈入文明阶段的门槛，人们便发明了“国家“的制度形式，它保证了人们至今为止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正常生活。然而今天，由科技发展、环境、人口、资源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恐怖主义所带来的种种新的挑战，使得我们一方面要强化改进现在的民族国家形式，但同时应该深刻认识到许多问题在传统民族国家范畴下是无法有效地解决的。民族国家在某些方面正显示出其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冲突。一个人类两个多世纪以来就幻想的承认各个民族平等权利，维护世界秩序和正义的“人类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显示出其必要性和急迫性。它或许是人类新文明时代的标志和能够共同生存的条件之一。虽然在两次大战的废墟上诞生了联合国，国际法也越来越具有对各主权国家的约束力，但如果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新的国际伦理性的秩序出现，不再让每个国家特别是强权因自己的利益采用实用主义政策而危及和平和人类甚至这些国家自身长远的利益，那么，从现有的联合国机制出发，继续向建设这样一个“人类国家”努力，将成为人类明日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经济的全球化需要一个政治的全球化相伴随完善。虽然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过分乐观，但“九一一”事件后联合国在拖延甚久的截断恐怖分子和犯罪集团的经济来源问题上所取得的一致进展，在打击恐怖分子和其包庇政权上所达成的一致，以及在全世界各民族的人们基于人性最珍贵的东西所流露的判断和反映，还是让我们不必为人类的明天全然绝望。也许，还有许多代价要付，但愿它们是人类能够承受得了的。人类必须进一步跨越出狭隘的民族国家范畴和文化泾渭分明的畛域去寻找共同生存之路。在这寻找的过程中，人，每个个体的生命的权利应得到尊重，将不得不是我们共同要接受的准则，成为我们能够沟通的基础。或许，应该是用“人类化”，“人类的时代”来替代“全球化”这地理性、物质性的称谓的时候了。“我们能否共同生存？”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答案将取决于我们每个民族，每个人从现在起所做出的言与行。
　　二○○一年“九一一”后一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