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温全球混乱理论

　　对于进入新千年的人类来说，“九一一”事件也许是迄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象征着世界财富中心的双子塔的轰然坍塌，彻底击碎了过去十年间被鼓噪起来的“千年福祉”的虚幻泡沫。在伤心的泪水、刻骨的诅咒以及七嘴八舌的争论逐渐缓和之后，让反思进入并占据想像的空间也许更有裨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断曾经在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引起强烈反响。在诸多批评者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组理论：全球混乱理论(global chaos theories)。按照美国学者萨多斯基的归纳，“冷战”结束后在美国出现的各种对未来表示悲观的观点，例如“文明的冲突”，“无政府状态的来临”，“杰哈德对麦当劳”等，统统可以称为“全球混乱理论”。在九十年代“和风”竞吹的国际背景下，这些论断颇不和谐，并且由于对非西方社会的片面判断而受到了相关国家学者的激烈批评。现在看来，这些一度被看作危言耸听的论断似乎能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全球状态，并在某种程度摆脱新自由主义的虚妄。
　　全球混乱理论的成员主要有三类：新闻记者，例如卡普兰(Kaplan)，为《纽约客》和《国际先驱论坛报》写作的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为《洛杉矶时报》写作的罗宾·赖特(Robin Wright)等；学者，例如作为大学教授的亨廷顿，巴伯(Barber)，以及美国国家人文中心主任沃克·康诺尔(Walker Connor)；电视工作者，例如迈克·依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他制作了关于民族主义的电视文献片《血与从属》(Bloodand Belongings)，马丁·马逖(Martin Marty)，R.斯克特·阿波比(Scott Appleby)制作了关于原教旨主义的《光荣与力量》(The Gloryand the Power)。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家，例如美国参议员莫尼依汉(Daniel P.Moynihan)、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而且这些人并不都是美国人。例如马修·郝斯曼(Mathew Horsman)，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来自英国；奥布莱恩(O'Brien)来自爱尔兰；恩岑伯格(Hans Magnus Enzenberger)来自德国。
　　他们的政治信仰也不同。有的是左派，例如巴伯，有的是右派，例如托夫勒夫妇，更多的则是中派。虽然这些人坚持各自的观点，不愿意与其他人并列在一起，但是依然可以根据他们的主要主张分为三派：第一派强调的是东西方的冲突，或者说文化世界观的冲突；第二派强调的是生态压力引发了混乱，认为这种压力是全球性的；第三派认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激进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以及排外的种族主义运动的复兴。有时这些现象统统被称为“种族民族主义”或者“宗教民族主义”。
　　使全球混乱的悲观看法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真正流行起来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新闻记者罗伯特·D.卡普兰，另一个就是塞缪尔·亨廷顿。前者根据自己在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采访经历，于一九九二年出版了《巴尔干幽灵》(Balkan Ghosts)一书。该书的基本出发点是：价值是人类行为的首要动力。他认为，在西方，价值的源泉是“世俗的人文主义”，而其他社会的价值来源于宗教。这在巴尔干地区最为突出，那里的塞族和克族在外形、语言等诸多方面没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宗教的不同。前者信的是基督教，后者信的是东正教。由于两种宗教追求的价值不同，导致了这两个民族无法融合在一起，难以沟通和理解，必然产生相互的怀疑和误解。他说，“在这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是另一场更大的斗争的一角，后者涉及到天主教对东正教，罗马对康斯坦丁堡，哈布斯堡奥匈帝国的传统对奥斯曼土耳其——换句话说，西方对东方，完全是历史和文化冲突”。
　　借助通俗明快的新闻语言以及不断紧张的波黑局势，卡普兰的观点在美国很快流行起来，甚至前总统克林顿也在为自己否决军事干预波黑的决定辩护时引用了卡普兰这本书。后来，卡普兰把自己的观点从巴尔干扩大到全球范围，完成了《行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The Com-ing Ganarchy)一书，继续用东西方价值的不同来解释世界的格局的变化，并以此论证北约东扩问题。他认为，对于那些非北约国家，如果属于西方价值体系的成员，就要不遗余力地纳入北约。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发展政治学等领域久负盛名。与许多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人不同，亨廷顿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是更大的冲突，因为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增加，强化了各种文明的自我意识，并且使文明之间以及文明内部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这有可能导致相互之间的误解和冲突。亨廷顿的文章首先是在朋友之间传读的，一九九三年一月美国参议员布拉德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概括介绍了亨廷顿的观点。四月，《国家利益》杂志介绍了这些观点。七月，亨廷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行将来临的文明冲突，或西方对抗世界》(“The Coming Clash of Civilization：or，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一文，简要概述了自己的观点。八月，全文在《外交事务》上发表。这篇文章引起了全美国，乃至全球性的争论，并且使该杂志的销量达到了一九四七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乔治·凯南以“X”的名字发表了被认为是美国冷战政策奠基石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s”)。
　　福山的观点一直是全球混乱理论主张者批评的焦点。在全球化问题上，福山是一个乐观派。他认为全球化这股力量正在使国际关系发生着革命，并且为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的出现奠定着基础。全球化通过三种方式来终结传统冲突：民主的全球扩展使政府更不会发动战争；消费文化的全球扩散，缩小了文化之间的价值差距；世界统一为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使国家更加相互依赖，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它们更少攻击性。
　　就民主和平论来说，虽然许多美国人囿于意识形态的顾忌不敢直接提出批评，但是依然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曾经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任职，后来加入兰德公司的格拉汉姆·福勒(Fuller)。他认为福山夸大了民主化的作用，忽视了民主本身的某些主要缺陷。他警告说，美国人正滑向“民主的陷阱”。他说：“民主不单单有变得更好的可能性，而且可能包含着自我堕落的种子，引发我们社会中威权主义的反应。”而且在文明程度低的社会会造成更险恶的趋势。
　　福勒的观点实际上延续了美国八十年代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民主带来的更多自由实际上破坏了美国社会，导致了家庭的解体，底层阶级的出现，以及社会纪律的堕落，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失去了正确与错误的原则标准。价值的破坏还导致了全国性的认同危机。这种危机有两个危险后果：一是鼓励了种族认同以及种族分离主义的兴起，共同体意识被削弱了；二是增加了失范性暴力发生的可能性。福勒认为，现在美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实际上预示了世界其他地区未来必然会发生的问题。美国是世界之镜。而且既然在美国这个制度完善的国家都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那么其他国家怎么能够避免呢？对于那些新兴的民主化国家来说，美国所宣扬的民主价值反而鼓励了那里的种族主义、新民族主义的兴起。
　　福勒的分析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客观地讲，民主制度的建立只是这些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诱发因素。而政治秩序重建的滞后才是更直接的原因。这些国家或地区建立的只是文本意义或形式上的民主制度，虽然为社会的不同力量提供了比以往更大的活动空间，但没有有效地规范它们的行为。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那么任何社会力量都有可能摆脱规范，而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主任托马斯·修斯(Thomas Huges)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具有历史眼光。他认为，实际上，应该把世界秩序在冷战期间保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的存在遏制了一些种族主义的发作。
　　应该说，许多西方学者对消费文化多持批评态度，认为消费文化的兴起造成了社会的过分世俗化，销蚀了有意义的传统价值和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混乱理论中，来自鲁杰大学的本杰明·巴伯(Benjamin R.Barber)的批评最为锐利。一九九二年三月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颇具挑战性的文章《杰哈德对抗麦当劳世界》“Jihad vs.McWorld”，(一九九四年又出版了同名著作)。他用杰哈德指代原教旨主义，用麦当劳代表美国的流行文化。他认为，国际通信的革命不会导致普遍的和平以及理解，相反会引发两种趋势：第一种是被战争和流血困扰的重新部落化。民族国家受到了黎巴嫩化的威胁，文化对抗着文化，部落对抗着部落，民族反对着民族。第二种趋势是要求整合和统一的经济、生态力量推动的，突出表现为快餐音乐、快餐、计算机等。MTV，Macintosh以及麦当劳使各个民族加入到同质的全球网络中。巴伯认为福山的看法过于天真。因为这两种趋势都是灰暗的，也不是民主的。“不论是麦当劳世界还是杰哈德在动机上都远远不是民主的。二者都不需要民主，也不推动民主。”
　　巴伯认为，消费文化虽然是以美国流行文化的面目出现的，但不等于西方或者美国的根本价值。它虽然流行，却是浅薄的，物质主义的、庸俗的。这种文化不过是对一些简单逻辑的渲染。而且这种文化实际上只有四种主题：欲望、贪婪、性以及权力。美国的流行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扩散，导致了这些社会道德的堕落，社会秩序的失范。“性与暴力有可能成为国际文化大合唱中最响亮的声音。”而杰哈德把批判的目标指向西方和美国，反对各种流行文化，并因此引发了“小规模”的战争，但是这些战争并不是政策工具，而是本土文化寻求自我认同的表现，是共同体的自我表现。
　　巴伯对杰哈德的批评似乎带有某种文化同情。他没有看到，这种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情感往往会被某种政治势力利用起来，成为牟取利益的“合法”借口。
　　此外，围绕“市场和平论”更是争论颇多。这是一个斯密时代就确立的命题，已经争论了二百多年。贸易战曾经是过去几十年有力的反驳论据。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新的贫富分化格局(不仅是原来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还有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展国家之间的分化)已经成为新的依据。
　　学界的热点反映的是社会的关注，而全球混乱理论实际上体现了冷战结束后西方社会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不安感。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移民、种族、城市暴力、底层阶级等诸多新老问题。这些国内问题与全球化的加速有着密切联系，这必然影响到包括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混乱理论是美国国内问题国际镜象化的结果。
　　当然，我们不应忽视全球混乱理论背后隐藏的学术惯性，即冷战期间形成的“两分法”。这种两分法有两种体现方式，一种是西方—其他地区；另一种是文明—野蛮。前者的突出代表是亨廷顿，后者则是普法夫。
　　亨廷顿希望为冷战后的美国提供一个大战略。在他看来，要做到这点，必须从三方面入手：第一，要描绘美国的外交利益以及它们之间的优先顺序。美国的首要战略利益是维持美国的全球第一霸权地位，其次，阻止欧亚大陆上出现政治军事霸权；最后，保护美国在第三世界确实的利益主要是在海湾和中美洲。第二，一个可信的大战略必须辨清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第三，一个可行的大战略必须提出对策，如何避免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而文明冲突论似乎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他用东西方这个坐标能够很容易简单地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粗看起来，亨廷顿的理论似乎是一种多极理论，实际上根本不是，因为他用西方这个标准把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西方文明，另一个就是非西方文明。因此，欧洲可以与美国达成联盟。此外，土耳其、墨西哥以及俄罗斯是潜在的西方文明的成员，因此要尽量吸引这些国家，使它们西方化，至少不能堕落为反西方的阵营。
　　与亨廷顿相比，普法夫的方法更为直接，他采用的实际是文明—野蛮的两分法。虽然从“越战”以后，普法夫是最坚定的美国军事干预政策的批评者，他批评美国把自己的标准强加到第三世界头上，忽视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那就是还没有达到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它们正处在向成熟的民族国家过渡的阶段。因此，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实际上为围绕着寻求稳定的民族性(nation hood)而进行的。他说：“完全成熟的民族数量非常少。所谓的历史成熟性指的是，达到一定程度同质的社会，拥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并且得到承认的边界，有明确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文化，并且没有政治词汇表中所谓的复仇——占领他人的领土，统治其他地方的人民，只有在他人付出代价的时候才感到满足。一个成熟民族的首要特征是：她是一个知足的民族，一个达到目的的民族。”普法夫认为，在非西方国家，只有少数达到了成熟，例如南美洲国家，那里的民族主义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出现，并且形成了稳定的边界。中国和日本则有古老的民族认同。而在中美洲、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中，社会“在今天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实现西欧和北美的民族存在形式”。他认为民族性的形成是一个时间问题和环境问题，如果用军事力量来加以干预，只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和形象。
　　普法夫在使用文明这个词时，与亨廷顿有巨大的不同。亨廷顿的文明实际上是一个水平的分类范畴，包括各种文化。而普法夫的文明则是垂直的，指的是一定的层次，与其对应的是“野蛮”。因此，在亨廷顿那里，美国与欧洲的联系之处是“西方”，而在普法夫这里是“文明”。从这种分类法出发，普法夫看待现实的冲突，似乎更强调政治经济原因，而不是文明这个过于抽象的因素。他认为，世界上的许多冲突不应该归因于宗教而应从政治秩序的不同层次来看。塞族和克族之所以发生冲突，不是因为不同的宗教，而是因为它们都没有达成稳定的民族形态。
　　卡普兰的《行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一文中就采取了这种分法。他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两分的世界。全球的一部分居住的是黑格尔和福山的最后的人，他们健康、衣食充裕并且得到了技术支持。另一个是更大的部分，居住的是霍布斯的第一个人，他们的生活注定‘贫穷、肮脏、粗野以及短寿’。尽管两个部分都受到了环境压力的威胁，但是最后的人将有能力掌握它，而第一个人将不能。”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持两分法。例如辛格等人把世界分为和平、富裕以及民主的地区，以及动荡、战争以及发展的地区。前者包括美国、西欧、日本、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其余地区都归入后者。
　　在媒体时代，某些理论，尤其是那些让人感觉到恐怖和不安全的理论很容易流行起来。幸运的是，全球混乱理论的某些观点和说法虽然在华盛顿流行起来，但是当时并没有被美国政府系统地接受。这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冷战”结束后，虽然一些问题，例如种族屠杀，暴露出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但是多存在于西方国家之外，并没有对其国内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胜利”的喜悦以及“和平红利”掩盖了这些问题，缓解了广大民众心中长期存在的“冷战”紧张感。其次，前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的理性化和务实性，推动了美国的国际关系状况改善，并且较为妥当地处理了一些棘手的地区关系。最后，全球混乱理论虽然体现了现实主义，但是把这些问题极端化了，并且彼此之间在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上存在着冲突，无法形成一种更强大的理论合力，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客观地讲，全球混乱理论虽然在分析上采取了一种令人不悦的方式，但是对于“冷战”后全球格局及前景的某些判断确实显示出惊人的洞察力。“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似乎为该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无论是本·拉登，还是塔利班政权，都把自己打扮成依据伊斯兰教义，抵制西方文明污染，维护伊斯兰正宗价值的英雄。从而形成了两种文明，或者不同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对抗的状态。这种对抗只是一种假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种临时的状态，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而非某种文明或者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文明并不控制国家，国家控制着文明。任何一个种族或者民族都不希望生活在战争和不安定的状态下。无论美国人民还是阿富汗人民都是如此。在对和平和幸福的追求上不存在种族差别或者民族等级，所有人或者任何人种都是平等的。只有承认这个前提，人类才有可能建立起以平等的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和认同，并且有可能从根本上控制暴力行为的发生。“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不应该成为全球混乱理论重新崛起的借口，更不应该成为受伤害国家，尤其是美国日后行为的圭臬，判断的尺度。如果那样，实际上是用新的扭曲视觉替代了老的成见，以暴易暴，以牙还牙只能造成灾难范围的扩大和仇恨的不断加深，无法从制度上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整合和分化，组织的扩展和个人的自由是同步增强的。因此相互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已经从量提升到质，时空的感觉和理念产生了根本性变革。“蝴蝶效应”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换句话说，世界的任何地点，或者某个组织和个人都有可能因为单个事件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也恰恰是恐怖主义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
　　传统的、依靠某个中心或者单一政治力量维持的国际安全模式和国内安全模式也陷入了困境。一方面，民族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在不断加强对公民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又为个人和小规模组织提供了活动更加自由的手段和途径。所以，虽然民族国家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几乎无所不包的安全网络，但是上面的网格似乎过于稀疏，在一个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时代，无法彻底有效地控制个人行动以及越来越小规模的组织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每个人的理性程度和道德水平虽然是根本出路，但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尤其需要合理的制度支持。因此，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有效改造，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保障，构建包括个人、种族、民族、各种组织以及国家在内的多层次行为主体良性互动机制，才是具有现实性的选择。
　　“冷战之父”凯南在一九九九年接受《纽约书评》杂志采访时曾说过一段话：那些(主张美国应该成为全球霸主)看法使我感到，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刻努力收缩我们谋求世界领导者的万丈雄心。我们真的没有那么伟大。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内部存在着严重问题。有时候，我甚至认为我们给他人的最好帮助就是，让他们看到我们正在比以往更富有想像力、充满勇气地解决这些问题。我要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一个政治中心，无论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在未来都无法统治这个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