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树民与叶书记

　　很多人都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政治灾难，真正的饥荒只有在大跃进的时候才是普遍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是只有“党性”而无“人性”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启了开放的想法，而宗教活动在此之前是完全灭绝的。在黄树民教授的民族志《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以下简称《林村的故事》)中，他告诉我们事情不全然是那么一回事，很多的想法都需要修正。
　　黄树民是在台湾大学和美国密西根大学受的人类学训练，在台湾、福建和山东做的田野，现在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二年他曾在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访问教授并兼代所主任。《林村的故事》这本书的英文版是在一九八九年由美国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在它们的“发展、冲突和社会变迁”的系列中初版。它不但在国际学术刊物的评论中广受好评，在英文世界中也广泛地被各大学当做教材使用，是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之下农村生活的最佳入门之作。到目前为止此书已发行到第四版。
　　《林村的故事》是一本有关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林村和林村的人的民族志。林村是坐落在厦门市北端约十公里处的一个闽南农村，隔海远望得见小金门。黄树民从一九八四年的十一月到一九八五年的六月住在林村，在此项研究的初期他还同时在厦门大学任教。
　　在黄树民研究的期间，林村有大约一千人、二百户左右，并被官方指定为发展生产责任制的“模范村”。这样大小的村落，是最适合一个人类学家的研究所要求面对面熟稔度的需要的。同时黄树民之所以能够获得在林村做研究的许可，也可能是因为它是“模范村”的缘故。在中国，这种模范样板村有很多的功能。其中之一就是：它们总是被选做让政治人物、学者和外国人考察的点，如此，他们就可以看到公社最好的一面。
　　按照人类学写作的伦理规范，黄树民在书中所用的村名和人名都是虚构的，惟一的例外是叶书记。叶书记是黄树民研究中最重要的报道人、林村社会变迁的灵魂人物，整本民族志也是通过他一生的经历为主轴而展现出来的。黄树民交代了他之所以愿意冒人类学者的不讳而暴露这么样的一位关键人物的理由是：在田野研究的后期，作者就与叶书记讨论过写他的传记的构想，叶书记不仅同意尽力配合而做下了访问录音，同时他也要求在出书时不用匿名处理他的姓名，因为他希望在书中看到他的名字被方正地印出。黄树民在尊重他的研究对象意愿的前提下，在原书出版之际就曾期望“此书付梓印行，不致危及叶文德书记和其他村民的福祉”。我们以为此书的出版，不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家对农村的影响做下了一个由地方干部和农民表述的记录，还由他们的观点提出了非常公正的评估。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民族志中，到目前为止，最具“后现代”民族志取向的著作。作者说他的这本民族志是从叶书记生命史的角度来叙述林村的变迁。这生命史看似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而叶书记是这故事的“主角”。我们以为从寻求新文体的角度来看，他的民族志已不只是看似故事了。事实上作者是在文学这个文类(genre)中找到了更能贴切地表达当今中国社会新现实的“书写文化(writingculture)”的新方式。更确切地说，黄树民身为一个英文和中文小说的爱好者，他已经选择了小说这个文类来描述那在传统民族志的文类里没有多少存在空间的民族志的现实。
　　书中的章节，总是很典型地从一些在他的田野工作中没预料到的事件做开端，而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总在反复追溯叶书记和其他村民的亲身经历之间、村落和中国的经济及政治史之间的点滴中浮现出来。我们从叶书记所诠释的林村中，有的时候，看到了全国性政治人物的决定如何左右了村民的生活和村落层次里的变化，也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变迁如何也存在由农村乡间流向政治核心的管道，如何也需要从农村生活的角度去理解。就以节育措施的例子来说。要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人口繁衍的复杂性就必得将农民个人、村落和中国这个国家政体一起考虑在内才可以得到全貌。
　　在这个故事的文体中，作者很显然的企图就是要把农村生活的几个层面突出。一是那些最容易被生长在不同环境里的读者先入为主的观念所蒙蔽而忽略掉的层面，二是那些最不容易在由描述部落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出来的民族志文体中突显的层面。首先从黄树民和叶书记的对话里，作者对林村或中国的了解总被叶书记说是半对半错的。于是经由叶书记的解说，事情才明朗化了起来。其次在书中作者由叶书记自己所说出的生命经历中，证实了国家文化在中国乡村的存在，中国农村生活在国家机器对地方的垄断之下，的确有根本性的转变。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细读之下，我们发现在黄树民有心地、流畅地以对话的方式记下他与叶书记的交谈时，同时也写了一个更重要、更能表达个人性的副本。
　　在这个“副本”中，叶书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但他也是中国闽南农村的农民、中国家庭教养下的富于人性的个人。这本书成功之处就在于黄树民不仅突出了这二者的重要性，也对此二者间关系的错综性以第一人称的叙说方式让读者心领神会。就前者而言，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在叶书记一出生就给了他一个“阶级人”的定位——中农；之后在他一生的经历里，又陆续给了他“国家人”和“派系人”的定位——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及修正主义的“四清运动”积极分子。他是一九四三年出生的，也是林村同龄人中惟一完成高中学业的人。在村中小学教了短暂的课之后，就被选拔参与干部训练并参加一九六四年由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所提出在乡间发起的“四清”运动。一九六六年三月他刚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也在这个三月展开。在中央层次上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一直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二月间才较明朗。“四清”被全盘批判和否定，领导“四清”的刘少奇是输家。刚成为党员的叶书记不但没有因入党而飞黄腾达调到城市里，反而背着“四清”和失势的刘少奇的政策执行者的烙印被遣返家乡，在村党支部里做边缘的工作。他在“四清”中的参与使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无法进入村内领导阶层的核心，对叶书记的一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这种因国家政策和政治运动所赋予叶书记“人”的定位，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前后才由于农民普遍感受到政治运动的荒谬，和对叶书记个人“做人”及“做事”态度的信任而有所改善。从此他开始进入村内领导的核心。叶书记的个性、关怀、抱负和情感，以及他一生的经历起伏，在《林村的故事》中，被作者忠实地归因于叶书记身为“村落人”和“家庭人”的传统文化的塑造。他告诉我们叶书记的家庭背景和教养、中国闽南传统文化的因袭(如风水、村庙、民间信仰和对命运的概念)、叶家在林村世代的家系边缘地位，以及林村村民间传统的互助合作关系、内部地方派系的冲突渊源和外地的关系等等，是如何在叶文德的生平经历中扮演角色。我们看到了叶文德不但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受国家政策影响深远的农民；不但是有着良好家庭教育又能反思、自省的个人，也是土生土长跟族亲邻里脱离不开的林村人。
　　当然我们以为更突出的一点可能是作者本身对人性所怀抱的希望和肯定。无论中国经历多少荒谬的政治运动，政治狂热对人性造成多少伤害，造成多少人的自私、冷酷无情和倦怠，但仍有像叶文德般能够思想、反省，为着再创生机而努力的个人(无论为的是个人还是群体)。
　　黄树民和叶书记在你问我答的过程里，不但想要为读者解答中国在一九四九年政体的改革之后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时这整本书事实上是黄教授和叶书记这两个“中国人”通过他们彼此的对谈、问答，为他们自己心中对“中国”的困惑和情怀做了一番最畅然的倾吐和整理。换句话说，我们以为在这本民族志里，黄树民不但成功地扮演了他身为人类学家的研究者的角色，而且还毫不掩饰地通过他的问题、他自己情绪起落的叙述，及他对书本章节的安排，表达了他对“中国”最真挚、深切及最人本的关怀。在研究者的“客位”和同为“中国人”的“本位”之间，我们以为黄树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很成功的平衡点。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黄树民著，将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