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迟开的蔷薇

　　石泉教授《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是一部谨严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书。作者研究这一专题始于一九四四年，历时三年多，一九四八年夏完稿。本来是一篇攻读硕士学位的论文，而且是在陈寅恪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写出的。当时作者无意也无暇把它发表，自然也从未计及发表后将给予社会的影响，只是本诸史料，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作周匝细密的研究，务求叙述如实、论断持平而已，而今日我始能读竟全书，虽然不能说涕泪俱下，而不免悲从中来，叹息再三。前辈评论文学作品认为一切文字能使读者感动者端在一个“真”字。史学的可贵的品格也应在“求真”。这部书正因为认真地把这段历史按它的原有面貌写出，虽然是专门著作且使用了久已不通用的文言，读来仍然使人动情。
　　引发我感慨的有三端：一是自此书详细地看到晚清国事的蜩螗多难，国家的积弱积贫，主政者的无知愚昧与门户之争，遂导致甲午战争我方一败涂地；万事既皆有相因而至之端，中国的失败乃早种夙因，可悲慨而亦无足可怪。二是，从此书可以见到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在近代史上的运用，而近半个世纪来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却未能大加推广，有时甚至受到摒弃。三是，作者治这段历史时风华正茂，及至此书刊布，则已臻耄耋之年，书稿幸免于湮没的厄运，然作者已无力再写出这样布局弘大的著作。
　　这篇论文抓住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关键的问题，即研究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中清方战败的内部政治原因以及此一战给予其后中国政局的影响。命题立意已选定了很高的出发点。众所周知，甲午一战中清方的失败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以往外国或多或少地对东方这个古老的大国怀着敬意，至此则改变为藐视，加剧侵略，企谋瓜分；国内执政中枢则被迫不得不变革图存，而地方上则日趋分裂，驯至革命浪潮涌起，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处于急遽变化动荡不定之中。本书不多谈论此一战军事上失利的经过，而集中力量探索在清廷内部肇始于战前又与此战相终始的所谓“清流”、“浊流”的党争，究明其为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时关于国家的大局大计有发言权及决定权者，不外汉族士大夫满族亲贵和最高统治者慈禧及光绪帝。书中抉出在变革的世界中他们作为执政者的严重的弱点：一是缺乏远大眼光，只求苟安，敷衍目前，不但慈禧这样一个只图享乐、挪用更新北洋海军舰支的经费于修造园囿、竭其心智于驾驭臣僚、紧握权柄者，即以于国外国内形势确有清醒的认识者，如李鸿章，也在多方棘难中，以筹办军械制造作为说服众多士夫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途径，不得不曲徇近利。也正因为基础未固，李才不愿轻易动用筹建十年的北洋海陆军以谋一战，而以保留实力，徐图自强为上策。朝野中眼光远大、肯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的思想精髓者更是少得可怜。绝大多数则自视极高、华夷之辨甚明，保守闭塞。从而第二是，虽然自同治朝始几乎与日本同时举办“洋务”，而日本有方案有步骤地合力维新，以十年经营之功处心积虑同中国一战；返顾清方，在现代化上阻力重重，直到对日宣战时，几乎没有实事求是地了解日本的国力，一味虚骄自大。第三是政府军队中任事者到处分门户立派别，同一派别中又树支派，各援亲贵宫廷为助，在堂皇的政论交锋后面潜伏着夺权固宠、排挤异己的用心，误时误事，消耗了一致对外的力量。虽然在保护帝国社稷上，各方的根本思想还是一致的，易言之，即都从同一阶级立场出发，但在战和的争议中，清流一派不能虚心了解敌我优势劣势所在，夹杂感情，攻击异己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使真心任事者举步维艰。以上浅见、虚骄与派系三者，确与国民素质中的痼疾有关，但作者并没有作简单化概念化的指责，或把这两派都贬斥为一丘之貉，一无可取，一无是处。因为社会中的人毕竟由许多方面组构而成，评论人物必须看到他的不同的侧面，究明他当时的处境与心态，如李鸿章，依本书的分析，在战云集聚时，他认为日本出兵纯系虚声恫吓，慑于其他强国反对，必不敢大举，及至事态严重，又一味谋求俄英等国出面干涉，师法“以夷制夷”的故伎，初期同日本交涉则毫不妥协，在军事上则未加准备，自信陆军还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这类政见与措施被后来的实际证明是十分错误的，然早在甲午前十年，他已经提出清之内政必须改革的主张，并准确地预见到日本必为侵略中国的祸首，远见卓识已超出于一般士大夫之上；本书论述其在甲午前后之表现，在了解世界状势，倡导近代化以及忍辱负谤办理棘手外交事务上，仍然是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以故今日似不宜继续昔年“清流”的论调仅以“投降”一顶帽子给他扣上就算了事。清流一方，正如本书所云：“向受国家社会之重视，亦全国才智之总汇。其中颇多以志节自负，廉介自许，对于中国传统之政教根本、治术精华了解较深，思想教养，亦师法前哲，自有其风采境界，为士林所宗奉”，他们之攻击执政大臣中孙毓汶一辈，用意也在一洗多年营私贪黩的政治风气以重整朝纲，其坚决主战也本于抗侮的真心，均无可非议，但其能事只是纸上议论，不明国外局势，其任情偾事的严重错误并不下于李鸿章。细读书中所述当时两派之言论活动，就知道：近代史事距近不远，遗留的原始材料甚多，当时当事人处在一角一隅，难得盱衡全局，尤其难于细究终始，历史进程宛如一波才动万波随，始激起漩涡者不能见到数十年乃至百年后的波及影响，今天我们既能掌握丰富的史料，又能客观地冷静地从一大过程来评议初时人事的是非得失，自然有更为优越的条件，不过也须记取：对待古人不应该以当时不可能有的理想、主义来苛求，而应该从当时的环境、背景来分析他们言行之形成原因及后果。本书作者评议当时两派人物所持的重史实、慎论断的平允态度，确是值得赞许的。
　　这部著作实际上是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补续，因为全文是在陈先生指导下写作的，所以可以从其中觇知陈先生对近代史的一些观点，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其中所体现的陈先生的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如作者在自序中所云：
　　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其严格：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皆须尽力设法搜集、查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学位论文时，则又尽量筛汰，力求精炼。其次则尤注意于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尤其是关键性的记载，彼此有出入者，必须认真加以鉴定，确证其某一部分为史实后，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则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作出解答，必至穷尽各种可能的歧见，皆予澄清以后，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这即高度谨严的研究方法的说明。如说诗人必须遵守格律来创作犹如戴着枷锁舞蹈，则一位历史研究者下笔犹如戴着枷锁迈步，句句皆有依据，议论决无妄发，诗人犹有驰骋想像的自由，而治近代史者决不能稍有臆断。此书第二、三、四章集中叙述甲午乙未间事，是个案研究，细笔工绘，事事皆经精核，数字皆求准确，例如考索翁同龢之日记、书札，张謇之书札中的隐语的涵意，即使还有未能破译之处，然非有精博的学识基础者不能办此，又如散见于注解里的若干条细密的考据，相应的正文仅一句带过，而互观即可知下一语来之不易。然而使我最欣赏的是正文第一章“甲午以前政局概观”，这本是为后文作铺垫的引论，处理的是甲午战争前三十年内的重大政事，倘若择要详说，则必将喧宾夺主，所以在此必须用写意的笔法概括，作者根据未能、也无须全部注出的大量史料，分三条线索来说，此即“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确能准确扼要地勾勒出甲午以前三十年内的政局，也就追溯到中国此战必败的根源。凡是从事历史研究者都懂得，这一章较此后研究甲午乙未间两年史实的几章更难写，而作者缩千里于尺幅之上，运用自如。这一章先于一九九七年刊于《燕京学报》第二期，我自作者处获得抽印本，读后即感到概述之谨严宏阔，立论之警辟深刻，不为数十年中史坛之风风雨雨所蚀磨，可见凡本“实事求是”之原则，辛勤探索之所得，经受得起时间之考验。
　　读竟全书，又使我感到对于史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仍然有一定的科学的标准存在，历史现象不能随着研究者的“处世哲学”而可以任意解释，历史学也不是一门为变化不居的政策作传注的学问。作者在写成后并未继续在这个领域中探讨，对于国内外在此专题上的研究成就也没有留意，保存在国内的清廷档案也未能利用，更未能就同一时代日本国内的政局来与清朝政局相比较，然而全文的写作立足于原始史料的精确鉴别和考证，叙述既真，则铨评自见，超脱于四十年代末政治上的变革、个人的出处的影响之外，不作违心之论，不夹杂个人好恶，无意于趋时媚俗，反而能保持着史学的淳真。于今在若干细目上既已有人而且将陆续有人作出更加缜密、更为准确的探讨，而此书结构的大纲的坚实不拔，恐怕难于否认。
　　石泉兄和我在近五十年中仅见面三次。初见面在一九四九年高教部。那时经人介绍，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中与他相识，他很年轻，穿着从解放区入城后革命干部们的朴素的黄色军装，记得当时谈起了李鸿章使俄签订密约的历史，他就从抽屉里找出他的笔记，在那时青年们几乎都兴奋地投入实际工作，他本人也在教育行政部门，看到在这种遍处皆在的政治气氛中他还娓娓地谈论纯学术问题，给我留下了极罕见的印象。此后一别多年，他从北京调至武汉，在一九七八年夏，文化大革命已告结束，我们在西安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全国历史地理专业学术会议上再次相遇，会后几个人到洛阳游览，记得我们在夕阳下漫步田野阡陌间寻访汉唐古城遗址，他曾经就一块碑文谈到《金史》上的问题，我深深为他的博学而叹服。第三次在今年初，他来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抽暇一见，彼此都已垂垂老矣。因他谈起文革期间他曾经把此篇论文的底稿塞入抽水马桶里冲掉，不意一九九一年在北京大学保存着的原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资料里发现了此篇的复本，于是才得以刊布问世，这就使人联想起近半世纪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而怀疑倘若没有那场浩劫，这篇文稿能否公开出版，倘若出版其效果将如何。由于以往一段长时期内不少人对于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未加区分，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中往往使用简单的二分法，对那些不完全符合主流精神而稍有己见的著述动辄口诛笔伐，使学者对某些政治敏感较强的园地不敢涉足，而宁愿致力于与当前现实关系不密切的古代史。石泉兄在五十年代以后改治中国历史地理学，尤其专攻荆楚古地理文化研究，也未尝不是一种逃避方式。幸好从七十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方针以来，学术界始能冷静地全面地总结经验。今日一篇五十年前的作品能够公开问世而逃脱了湮没的厄运，确是值得大家庆幸的事，然而作者已届八十高龄，未能偿足其专治近代史的夙愿，这一朵美丽的蔷薇未免开得晚了，思念及此，我又不禁怆然了。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石泉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版，14.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