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为天地立

　　保罗·萨缪尔逊在议论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时曾经说过，一个物理学家不可能通过想像自己是一个水分子，来探究水的运动；而一个经济学家却可以想像自己是一个消费者或生产者，以推断供求关系。然而如果我们假定，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是同构的，我们也许就能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来把握由原子组成的分子结构，或由分子组成的物质整体。事实上，由于生存的维度不同，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原子或分子自身不能“领悟”这种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人们总是倾向于低估其他生物的智慧，并认为它们的个体不是真正的个体，即一个个体没有区别于其他个体的“个性”。当人们说某些人像“一群蚂蚁”时，他们是说这些人没有互相区别的个性。我由此很赞赏美国的一部动画片《ANTZ》，副标题为“每个蚂蚁都有自己的一天”。在片中每个蚂蚁都有自己的名字，并且长相各有不同，乍看起来很不习惯，但这有可能是更接近真实的描绘。当我们知道了曼瑟·奥尔森教授揭示的人类社会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时，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在蚂蚁社会或蜜蜂社会中，个体与集体的和谐一致仅是自然的赐予。也许当我们对人类社会有了更深刻的洞察时，我们就掌握了覆盖宇宙万物的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这使我想起了宋儒张载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
　　在人类社会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紧张冲突。这是因为个人利益并不总与群体利益相一致。解决的办法，是建立每个人都遵守且整个群体都受益的规则。在这组规则下，人们在为自己牟利的同时，也为社会繁荣做出了贡献。然而建立这样一套制度又是异常艰难的。除了通常所说的“搭便车”和“囚徒困境”等问题外，困难在于，任何一个为社会立法的个体或个体的集团(如议会)都难免不把个人取向带进应该公正的规则中去。解决的思路大致有两条：一是詹姆斯·布坎南提出的“不确定性面纱”。这个依照罗尔斯的“无知的面纱”而来的设想是，假如每个参与立法的人将来在社会中的位置是不确定的，他就会在立法时持中立(即超越个人利害的)态度。因为他可能是任何一个有倾向的立法的受害者。另一个思路应该说是哈耶克倡导的，即更借助于通过试错过程形成的传统。尽管有自己成本——收益判断的个体在传统形成的不同阶段会产生有偏差的影响，但任何一个仅有利于某些个体的偏差不仅会遭到受害者的抵制，也会因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而最终被大多数人抛弃。因而只要时间足够长，传统就具有中立的性质。
　　一般而言，理性只局限于“眼见为实”的范围内。无论是归纳法、演绎法，还是证伪法，基本上是凭借“经验”和“逻辑”来推断是否合乎理性。经验就是感官尤其是视觉的感知积累，逻辑反映了严格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的建立还要依赖于经验。当康德说他对“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感到迷惑不解时，他实际上道出了感官经验在个体和整体关系上的极限。作为人类个体，他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观察到宇宙整体；作为一个个人整体，他也无法理解构成他本身的“原素”以什么样的规则排列而使他获得生命和思想。当然，借助于某些工具，如电子显微镜和望远镜，人“眼”的视野可能会获得拓展，但在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框架下看，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借助于工具人们“看”得越远，就越要借助于逻辑的力量，也越对他们观察的结果的确定性缺乏信心；以致那些量子力学家们声称，与其把“电子”或“原子核”等等看作是一种“实体”，不如将它们看作是一种便利的概念。在个体与整体之间，有经验无法逾越的障碍。更令人不解的，是整体往往显现出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体的性质，就如水分子的特性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氢原子和氧原子一样。关键在于，当个体结合成一个整体时，它们的生存状态就可能增加了一个维度。正如一个二维生物不能理解三维空间一样，在组成整体的个体看来，整体在更多维度上的功效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人类的理性有限，从根本上讲，是人的生存状态的维度有限所致。
　　从更高维度看，人类个体只是一个三维半的生物。他能充分理解三维空间，他的第四维，即时间维度，却是有限的。一个人不能观察他的生前死后，因而也不会产生关于生命之外的人类状态的科学。然而只要不为“眼见为实”所限，人类精神对宇宙的感悟就会超越狭义理性的描述。这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人类作为以“自由意志”自傲且能够反观自身生存状态的个体，会更为深切地感到生命的有限，从而激起对时间大限的反抗。既然不能从经验中推理，从冥想中顿悟就可能是一条通向答案的道路。由于顿悟的个人化性质，由于任何理性借助的形式，如标准化的定义，都会妨碍精神的自由驰骋，宗教的、超越理性的精神取向总是蒙上一层不可言传的神秘主义色彩。实际上，人们发现，尽管人生有涯，但思想是超越时空的；尽管个体的存在是短暂的，却可在主导个体与整体关系的规则中获得永恒；因而作为顿悟的结果，那些宗教教义或者类宗教的哲学理念，既包括超越生命的学说，又宣讲着实现整体和谐的个人行为规范。大多数宗教对灵魂和来世的肯定，以及它们对整体规则的探究和维护，无异于在概念上延长了甚至是充实了个人的时间维度，把人类个体从三维半生物提升为四维生物，从而改进了个人的生存状态。
　　在另一条道路上，人们通过结成群体或社会来突破时空维度上的限制。婚姻家庭制度直观地就将个体的有限生命连接成理论上无限的家族的世代延续和血脉相传；“责任有限、寿命无限”的公司也是可以超越个体生命的；国家的存在比个人更长久；而文明，则可生存数千年。这些整体在时间维度上的超越不仅使生存其间的个体直接感到自己有限生命的延展，而且通过知识和文化在世代之间的积累获得优于单个个体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理解，以及由于跨越更长时段而对具有较长历史周期的现象有所把握。在空间上，个人结成的群体或社会使人们的体力和脑力放大了不止一个数量级。作为结合的形式、结构或规则，制度的演进使人类不断突破原有的生存维度。国家的出现可将多至十亿以上的人聚集在一个社会中；宗教可叫数十亿人拜倒在一个神脚下；市场将全球的人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在地球上开辟了前所未有的产业空间；联合人脑的科学制度使人们又探索出了新的物质领域和肉眼看不见的空间，开发出核的能量，进而又走向了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人类的观察能力，在微观方向由分子而原子而量子，而他们的行动能力，在宏观方向已经越出了太阳系。
　　在人类从个体走向整体的实际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却是“肉身”和理性在起作用。个人肉身所固有的成本和收益的感觉，在个人之间的多次冲突中，会帮助人们积累经验，借助于理性，最终找到避免冲突从而长期获益的均衡点。如果没有个体的肉身，我们甚至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由个人利益聚合起来的社会利益。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和经济学的帕累托佳境告诉我们，整体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优劣，最终还要以生存其中的个体的肉身感觉来判断。那些专事理性思考的人群，一方面利用他们肉身的便利，揣摩他们思考着的个体的可能感觉，另一方面又因个别家庭的财富，社会捐款制度和部分的政府资助，而处于较为超然的地位上，中立地探索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制度规则，从而也伴随着各种哲学或人文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产生。在理性主义的范围内，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感觉和超越的中立态度，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某种意义上讲，那些“有形的”、用文字描述的制度是理性主义的制度。例如民主程序，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对之进行了包括数量化的研究；那些竞选参谋人员甚至可以将政见的更改迅速换算为选民支持率的变化；那些基本的宪法原则，如自由、平等、公正、自愿等等，大多是在大量经验基础上的理性的成果。
　　然而，理性主义注定不能解决从个体走向整体的全部问题。首先是，理性只能理解制度规则的可以描述的部分，它不能穷尽由个体而整体的全部结构，因而理性主义的制度不是在空间上有所局限，就是忽略了社会的丰富维度。由于个人存在方式的有限性(尤其是时间维度的有限性)，单凭个人肉身感觉很难接受范围越来越大的社会规则，这种规则有时会对个别个体带来短暂的损害。有时有些理性主义制度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时，又会带来另一些问题。例如国家的问世虽然解决了公共物品问题，却又带来了更严重的侵犯个体的威胁；民主解决了和平更替政府领导人的问题，也导致了政府本身的扩张。事实上，人类社会任何超大规模的整合，都借助了理性之外的力量。不能不承认，宗教或非宗教的文化传统经常淡化人们一时一地的成本收益计算(在这方面，印度教是个极端)，使更大规模社会的规则得以通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制度的形成并非理性的设计，而是依赖于长时期的众多人之间互动的试错过程。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人们无从记忆，以致这些制度本身就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从根本上讲，由于个人存在于较低的维度，他们在理论上就不可能全部理解全局，从而任何结成整体的社会所显示的力量和功效，在他们看来都有某种超越和神圣的性质。由家庭制度而出现祖宗崇拜，部落社会天然地与图腾崇拜联系在一起，科学要靠上帝的第一推动，市场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民主的美国则要“上帝保佑”。
　　如此看来，人与神，肉身与对肉身的超越，世俗的力量与精神的力量，共同将个体的人结合成整体的人。仅仅凭借肉身的感觉，人类也许永远无法完全洞悉高于个人生存维度的整体的规则。禁欲的宗教创始人和超脱的学者，不仅由于肉身的中立，而且由于在冥想和沉思中窥探到更高维度的奥秘，而给陷入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对立之中的个人以解决冲突的规则。就这些整体规则能够化解冲突而言，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和局部地削减甚至损害个别人的利益，同时又以宗教的和人文理念的高尚精神抚慰他们。以致在某些时候，人们误以为崇高原则必与肉身欲望对抗，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必要牺牲个人的自由。欧洲的中世纪已然证明，宗教桎梏压抑下的社会并非美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告诉我们，当全体人民都“斗私批修”、从而压抑肉身时，整体规则已经失去了具体肉身的评判。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中国“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都高擎起“人”的大旗。除了其中对人类美德的颂扬外，都实际包含了对人的食色本性的重新肯定。不存在没有个体的整体；也不存在没有肉身的个体。然而在发现、建立和维系规则的领域内，超越肉身、保持中立仍然是必需的。通过政教分离和学术独立，人类精神才能产生出令人信赖的信条和理念；对政府官员道德上的要求、社会各集团之间的对抗和政府部门间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共部门的公正问题。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操作上专业化于整合社会的人群，无论是“替天行道”的儒士，“道成肉身”的圣徒，还是“大公无私”的政治领袖，作为“社会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一些特殊的个体，他们具有一般个体所不具有的中立的和超越的性质。而世俗观念对宗教精神的过度侵蚀，也在瓦解着现代社会的公共体系；对由个人利益集合而成的国家利益的过分强调，则使当今世界更难实现进一步的文化政治整合，而民族国家间的对立和军备竞赛最终可能摧毁人类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
　　仿照人类社会的个体与整体关系，分子结构也并非决定论般的坚实。物理学的现代进展似乎为这一看似荒谬的想法提供了佐证。托马斯·杨双缝实验揭示，个别光子的行为并非受颠扑不破的物理规律的支配，而是有其特定的选择。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光子有与其他光子不同的“个性”，只是由于维度的差距，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这一点。个别光子也可以“觉察”到整体环境的变化，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它们具有这样的“智慧”甚至是人类也无法“欺骗”的(戴维斯与布朗编，一九九二，7-8页)。在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孙实验中，两个互相离去的粒子碎片“俨如同谋一般在其行动中进行合作”，使人怀疑存在着“幽灵式的超距作用”(14页)。与量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相仿，薛定谔猫佯谬激发我们思考，存在着多个宇宙，在我们观察之前，它们重叠在一起，只有我们观察时，才将我们能看到的一面展现给我们(25-28页)。当我们说，一个正电子“必然”要与一个负电子结合时，可能和一个其生存维度高于人类的生物说，一个男人“必然”要与一个女人结合的意思一样。我们知道，在男女之间有多少悲欢离合，远不是一个物理定律所能概括的。当我们降到原子的维度，也许能看到正电子与负电子的“恋爱”吧。有趣的是，物理学家把量子领域扑朔迷离的事情，或者解释为“精神的参与”(第28-30页)，如同书名《原子中的幽灵》所宣示的那样，或者认为“离开了同整体的关系，部分是没有意义的”(第11页)，都与我们在人类社会中的结论极为接近。
　　现代物理学的这种进展戏剧性地使科学更接近昔日互不相干的神秘主义的精神活动，它拉近了逻辑思考与顿悟之间的距离。事实上，理性所依赖的可观察性并非有一个截然的界限。随着远离人类现存的维度，人们观察的“事实”越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人们所观察到的某一对象行动的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就越长，人们越需要用逻辑去推理这两点显示出来的状态究竟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当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长，直到探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已无意义时，人们就完全用想像和凭空推理来填充这漫长的距离。在这一端，就是宗教式的顿悟。于是，科学和宗教，不过是人类精神活动谱系中的两端。还有很多中间状态，如西方的哲学和人文理论，或宋明儒学中“天理”和“心性”之说。与科学相比，它们缺少“眼见为实”的根据，与宗教相比又有着更为严谨的思维体系。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横渠先生提出的“天参”之说，恰是其“为天地立心”的最好阐释。如庞朴先生所说，参者，从数词上讲为“三”；从动词上讲为“参杂和合”(《天参试解》)。除阴阳二气之外(这里把“气”看作“个体”)，作为“二气之和”的第三方，在汉儒那里就是“人”，在朱熹那里就是“理”，在王阳明那里就是“心”，恰是我们观察到的使个体结成整体的精神力量。有了观察者，正负电子才得以存在；没有科学、天理心性之说和宗教等精神活动，人类社会无以凭立。对于以万物之灵和社会精英自诩的人来说，“参”的动词含义更为重要。首先要参悟天地之心，更重要的是，要参预到从个体到整体的和合过程中。“为天地立心”，恰因为天地因心而立。
　　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北京郎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