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场远未完成的博弈

　　近现代以来，裹挟资本理念的城市从小到大，到处横冲直撞，实现了迅速的扩张：它不断地吞噬广袤的土地，将其边缘的人群纳入其中，随之又虎视眈眈地盯住次边缘地带的人群与土地。
　　借助传统——现代的二元架构(但这种架构本身，处在历史单线发展的、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观念支配之下，其合理性正遭受质疑)以及我们一贯操持的无限进步的观念，这股浪潮(其实质是剩余太少的小农在资本面前的节节败退)受到了我们的普遍欢迎。城市化将大批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与之伴随的现代性如民主、科学、平等、理性、效率与利益原则等也随之降临。从此，传统农民被带入一个充满风险、交易与竞争的社会，并潜在地重塑他们的眼光与视野。但由此也引发了大规模的所谓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以及有关“弱者的抵抗”的学术争论和农民的现实抵抗，因而这个过程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蜕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在北美社会科学界，斯科特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学者，其研究领域侧重于东南亚与农民政治研究。《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主要考察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侵入东南亚的传统社会后，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区域的农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大规模的反叛。他重点考察了东南亚农业社会中的经济形态，发现其中的一些制度与习俗从“现代”的角度看是奇怪的、不公平的。例如，农民在经济分配中首先要求的是在收获中得到的绝对留成数量而不是相对的交租比例。如果租地契约能保证他们在特殊的灾年留有得以生存的粮食，他们宁愿在一般情况下把收成的很大部分交给地主。相比之下，一个更为现代的契约往往会确定一个固定的却是更低的交租比例。
　　这种奇怪的现象，事实上包含着农民的精打细算。斯科特认为，这只能借助生存伦理意义上的风险来解释。风险这一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典型的现代概念是斯科特切入东南亚反叛农民世界的一把利刃。农民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格外重视风险问题。东南亚农民生存伦理意义上的风险包含这么几层意思：其一，外部的世界对他们的剥夺不能超过他们的生存底线。农民的经营以生存伦理为依据，注定了其经济交往方式、思维活动空间是内敛的而不是扩张的。由此导致他们不大可能去扩大再生产，作为一个身份上的而不是职业上的农民而言，他是远离资本主义的；其二，在规避风险的方式上，他们注重以氏族同盟的方式相互扶济，同时实行将整个村庄作为一个纳税单位并共同管理土地的所谓“公村”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形成农庄经济制度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因此，对于这样的传统社会中的农民的大规模反叛，在斯科特看来，正是资本主义冲击的结果。资本主义带来了充满变数的风险，突破了他们的生存底线，也破坏了他们植根于其具体的生活环境与状况的正义感，反叛不过是他们一种剧烈的抵抗而已。
　　斯科特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解读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我国的城市数目由一九七八年的三百二十个增加至现在的六百六十二个，面积由三点六万平方公里增至九万平方公里。城市的快速发展，要通过征收周边农村的耕地来扩展空间，耕地被征收了，这些土地原先的使用者，大部分仍留在原居住地，形成“城中村”。在这场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中，考察这些“城中村”的村民以及在小城镇化的背景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们的“反抗性”行为，是很耐人寻味的。比如，他们单方面撕毁当初与土地征收者或使用单位的征地合同；为达到合同规定以外的补偿，他们在公共场合设置路障，组织人员示威、抗议或对使用单位的财产进行侵犯等等。以我所生活的城市的某一边缘地带为例，这个地段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开发的。在一九九五年前后被征用土地的价格为每亩一万元左右，到二○○○年，短短几年，由于城市扩张带来的边际效益与级差地租，地价已升至每亩四万元左右。于是一场时断时续的“反抗”开始了：这些“城中村”的村民扶老携幼地上了路，最典型最有效也最容易引起社会对他们关注的方式就是堵塞公共交通。毫无疑问，他们的这一切行为与现代合同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但我们仅仅指责他们不守合同、不懂法是远远不够的。合同以及遵守合同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观念，在未进入他们的意识之前，是个类似如空气一样缥缈、虚幻的东西，不能转换成他们“守约”行动的现实依据。事实上，正如葛兰西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要依赖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一样，如果现代性业已进入这些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们的意识世界，则现代的冲击与他们的抵抗这场博弈即告终结。因而认识他们的抵抗，必须立足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及其特定的正义感。
　　据我的调查，引起这些农民的反抗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没饭吃，日子过得比以前差，相反，得益于被征用土地的补偿以及城市经济的拉动效应，他们自身的生活状况，普遍的是变好了(我们以一种现代的进步观念为出发点)。重要的是要考察以下两点：一是他们被征用土地的货币补偿遭遇了官僚的截留，没有足额发放到他们手中；二是他们立足于其具体生活环境与状况的正义感被周边大规模的开发活动所肢解，比如周围雨后春笋般竖起的高楼大厦、进进出出这些大厦的现代白领以及他们看似轻松、洁净、高报酬的生活方式等等一下子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内在世界的平衡在“理性”(按泊普金的看法，传统社会的农民就是“理性的农民”，他们的活动与现代资本理念支配下的经济人的趋利行为没有本质的差别。他的这个观点直接与斯科特的“道义的农民”相对立，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的比较下开始打破：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曾经辛勤劳作的“属于”他们的土地上。
　　当然，我这里的分析已不尽同于斯科特立足于生存伦理的风险考察而侧重于农民正义感的考察。但它恰恰反映了斯科特侧重于生存伦理所做的有关东南亚农民被剥削状况的分析往往会遮蔽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的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剥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也正是斯科特认为贫穷不是农民反叛的根本原因的依据。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农民(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没有被剥夺感就可以无视剥削的存在。造成一个社会贫困的机制以及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往往隐藏着这个社会未来一切叛乱的根源。这在当前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而要区分两种类型的反叛：突破生存伦理(底线)所带来的反叛与严重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打破了不同社会群体平衡的公正感所带来的反叛。就前者来说，当前的政策尤其是“三农”政策要强调稳定与平衡，不要让农民对自己的未来命运找不到心理的依归：斯科特揭示的东南亚农民的反叛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农民生存伦理意义上的不稳定感的丧失所带来的漂泊的心灵将释放出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就后一种反叛而言，则意味着要尽可能采取积极的制度创新以消弭社会不同区域与人群之间的巨大利益鸿沟。
　　由此，斯科特命题可以让我们就更大的叙事主题找到灵感，即我们是否该检视中国学界奉为圭臬的有关传统——现代的社会发展理论？落实到具体的问题，就是以资本追逐利润为导向，以市场为资源有效配置方式的制度建构对传统中国尤其是农民的冲击，到底是好还是坏？抑或是某种“发展的幻象(development illusions)”？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当我们本着严肃的态度检讨与反思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便发现了一个基本且持续的取向：中国论者固执地依凭一己的认识向西方(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就是现代的)寻求经验与理论的支援，用以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估中国的现状，构设与规划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对东南亚农民的反叛持有某种同情之理解，但我们依然要将它看成是现代对传统、中心对边缘的解读。需要反思的是，在高成本带来的高利润的现代性话语支配下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必然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惟一途径？如果把人不是看成纯自然的而是有着强烈的历史文化感(他们在自己的前后左右中寻找一个支架来理解生活、感受生活，当然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的个体，我们必须反思把农民引导到充满风险、焦虑的现代化农业政策。关涉“三农”问题的各种制度设计、利益诱导、生存策略、底线伦理、公平与正义感等等要到他们的具体生活环境、社会传统、精神世界中去寻求。而当前学术界就此展开的反思与争论以及此起彼伏的农民们的“弱者的抵抗”意味着这是一场远未完成的博弈。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叛》，译林出版社二○○一年七月第一版，1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