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学和社会学日渐成为“显学”，不过这种“显耀”，并非体现在社会评价上。“时代呼唤大经济学家”，面对此情此景，中国经济学界却陷入了一种难堪和痛苦的境地。
　　可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痛苦由来已久。只是如今这“痛苦”的来由和改革以前并不一样，改革以前是受外部条件约束而无法展示智慧与才能，而现在则是一种难堪和失落。试想想，西方的同行们从政者可以入阁，成为部长、总理和大臣；经商者可以成功地在股票、期货、资本市场上纵横驰骋。而那些出了名气的经济学家，即便人在学府，也照常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决策，对金融界、商界颐指气使。
　　反观中国，经济学家的风光便不同于国外。我们的多数经济学家，在纸上纵马驰骋之时游刃有余，而一将理论用之于实践则一触即溃，凡“下海”者大多铩羽而归，偏偏是那些未入流的准文盲在商海中如鱼得水。无怪乎我们的“经济学家”谦虚地声明“经济学家只教人家怎样赚钱，自己并不赚钱”；也无怪越来越多的企业对我们的经济学家失去了兴趣。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常在深墙大院里处于半幽闭状态的经济学教授、副教授们，长期以来凭着书本“治天下”，对中国这十多年改革到底是如何进行都不甚了了。既然如此，又怎能指望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望、闻、问、切”地进行诊断？这情景确实令人难堪：要知道，经济学在它的发源地一直就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实用学科，但“淮桔”最后易地竟成了“积”，到了中国后却被“创造性地发展”成了一门只是在纸上侈谈的“屠龙术”。
　　但中国经济学界的痛苦和难堪又还不完全是自身素质造成的。在长达数十年的“苏式经济学”的桎梏下，在“我注六经”式的教育科研中，灵气和才华被一点一点地消磨殆尽。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界所做的全部工作也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六经注我”的做法。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在对旧体制和“苏式经济理论”的批判上又消磨了许久时间，如计划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股份制姓社还是姓资，等等。在当时，破除陈旧思想羁绊的定性研究确实成了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他们确实是非常认真地在经典著作中引经据典，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研究所有的改革措施到底符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
　　但是这种定性研究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步幅相比，毕竟来得太晚了一点。曾出过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思想家的广东，这一次却不再在思想解放上充当前驱，而是利用一切时机进行改革和发展。但广东的改革却并没有给全国留下可推广的新理论体系，只有那些多少有点“钻政策空子”之嫌的“看见红灯绕着走，看见绿灯赶快走”之类的口诀，远远没有理论那样精致。此时此刻，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的要求已不再仅仅是对苏式经济学的批判，而是要对新的经济关系、经济行为和经济模式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并对实践加以引导。但这些划时代的任务，已经没有可能用传统理论和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来完成。所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学理论那种捉襟见肘的“滞后”状态，足以让每一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感到难堪。本应对现实最有发言权的经济学理论界的“冬烘”和现实的长足发展形成了非常滑稽的对比：当北京、上海的经济学界还在煞有介事地争论商品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时，广东已轰轰烈烈地大搞商品经济；当经济学界正在探讨股份制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时，广东早已发行了它的第一张股票；当经济学家们还在考虑市场经济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时，广东等开放地区的市场经济模式已初具规模……可以说中国十七年改革史上最辉煌的五个“三中全会”所颁布的几个历史性文献，都是政府对现实的承认和总结。而这段时期的经济学界，虽然经常有人不断推出“经济新论”，但其理论既缺少创新，又滞后于实际。
　　面对此情此景，经济学界能不尴尬和困窘？
　　和老一代经济学家比起来，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经济学研究者要幸运得多。“开放”带来不少好处：使他们可以看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可以和外国专家交流。当他们意识到我国的“苏式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界在学术上根本无法交流以后——因为人家的经济学谈的是资源配置，谈的是投入产出，而我们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另一种套路——中国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们就进入了一种对西方理论生吞活剥的状态，一时之间，大家争相涉猎进行定量研究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进行运行性研究的宏观经济学。这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们，并没在清理苏式经济理论的残余影响上多花功夫，而是直截了当地对西方经济理论学以致用。“中品”则是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学院式的研究，一些纯技术的分析被他们学得有模有样；应该说，这两类经济学研究者都比较认真地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思想。“下品”则是东抄西拼，出了一本又一本的“××经济学”，如旅游、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资源、消费、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介绍等等，以拿去评职称。这类学术赝品出台的全盛时期是九十年代上半叶，最集中的领域是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等领域，这几大领域的“学术著作”不少都是靠抄袭，将两三本书杂凑一起就算是“研究成果”。这类“下品”人数最多，对经济学界造成的后果最为恶劣，因为就是这类人破坏了经济学界的“游戏规则”，践踏了学术尊严，毁坏了学术界声誉。这些“学术成果”的快速面世，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虚假“繁荣”。那些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语言堆积起来、看起来非常精致的理论文章在报刊上随处可见，如分析劳动力的供给、效率的提高、比较生产率的水平、收入弹性上的差距、国际收支和平衡、雇佣者报酬、国民总资本形成、技术社会知识的积累、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股份公司的运行规则和机制、房地产市场分析等等……，仿佛中国“经济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即使还没有成为学术“皇冠上的明珠”，但想来那距离已不遥远。
　　这一张张令人眼花缭乱、以“对策”、“建议”名目出现的药方，大多数都是开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承包制、股份制、破产兼并、现代企业制度，等等，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托管”的构想。据笔者所知，这些开药方者中有不少人甚至对企业走马观花式的“调查”都没进行过，但却并不妨碍他们为中国国有企业开出一张又一张的“药方”。然而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恰恰就在这些真真假假的经济学家们出谋划策最多的领域里“卡壳”。以“国情研究”为对象的奏折派经济学家，非常痛苦地发现一点：他们所提出的一切对策和建议最后都逃不掉淮桔成枳的结局。如果说企业经营者们不谦虚，那也不是事实。据笔者所知，沿海一带不少大企业的经营者们或多或少都请了一些“经济学家”作政策或业务顾问——在他们眼中，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应当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家——问题是几年下来，他们发现那一套套言之颇有章法的“理论”，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只是挂在墙上的匏瓜，中看不中吃，倒是他们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更管用。于是他们请经济学家当顾问的热情就慢慢冷却下来，这种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姻的“蜜月”没有多长，很快就进入“冷冻”状态——这是不少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研究和为企业运筹帷幄方面的遭遇。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身体力行地在微观层面上直接操作，笔者就曾碰到几位在电视上对股民大谈特谈股票、期货等操作技巧的经济学者，但自己却无法在这些市场中出奇致胜。问及原因，答称是中国的市场太不规范。笔者因而也被这类答复给弄得稀里糊涂，不知是现实应该为理论塑造一个符合“理论模型”的“规范化市场”，还是经济学理论应源于对现实状态的研究？
　　除了少部分经济学者的论文、著作之外，那些做得非常漂亮的经济学学术论文，不少最后都落入了时人讥评的境地：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科学预测，更不是对社会经济现状的客观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倒是一些调查报告更耐看，那些调查尽管没有用高深莫测的“学理语言”写尽“风流”，在理论上领一时风骚，但毕竟写出了“真实”。
　　没有人类关怀精神的博大，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才会在过去那些年里，竟忽视了“分配”的公平规则，忽视了“腐败”在资源分配中的巨大作用，而一再强调“腐败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选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才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几乎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自发私有化”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视而不见。
　　只想到上“条陈”“奏折”，就不会愿意去正视这样的事实：生活中的分配法则早已被扭曲为凭权力、人情关系和投机进行分配。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就是在这种分配法则下完成的！
　　现实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惩罚已经够多了：忽视地下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并不包括地下经济在内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种种分析预测，因为其失去准确性而陷入空论，进而使人们对“经济学家”存在的价值开始质疑。回避国营企业对职工的历史债务，去谈压在国有企业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等问题，永远使国有企业的问题无法得到真正解决。不去正视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润滑油，就使经济学者对现实的许多解释成为一纸虚文，最后使经济学在社会公众心目中丧失信誉。而高踞学术金字塔顶端的经济学家们可能没想到，“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而不是让经济学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冈纳·缪尔达尔语)，和别的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建立荣誉金字塔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
　　缺乏现在通常所讲的“人文精神”，一个国家就算是获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也无法推动社会发展。而联合国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已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均衡的问题，这种意见后来日渐发展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概念，那就是确认经济发展应该优先，并将经济发展视为解决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贫困、恶劣的劳动条件、家庭及地域共同体的解体等等)的手段，把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障碍称之为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如此重要：许多经济变革都是通过社会结构构成要素的变化才得以发挥作用。
　　缺乏人类关怀精神的经济发展，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广东、浙江农民的富裕已让人看到了残缺发展的活生生样板。生活在沿海已经数年，我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物资充裕，那么广东沿海及浙江温州一带的农民已经非常富庶，现代物质文明所能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都应有尽有，包括买台奔腾五八六回家玩游戏。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些农民们已经“现代化”；现代化甚至也不是现在所谈的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人均住房等一切有关金钱、人才、技术的总和。因为这些指标在广东沿海几乎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个地方已完成了“现代化”。
　　上述这一切，都是中国经济学需要面对的转型期社会问题，而中国经济学的困窘就在于它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如中国的社会财富为什么只能通过这种方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少人为什么不能用财富为社会创造一些有益的东西？公平与社会正义应如何体现在分配法则中，以及政府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这些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不但需要强大的科学理性分析，更需要充满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没有两者的理性结合，就不可能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的成因和实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至今弄不明白，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没涉足这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到底是缺乏勇气，还是缺乏智慧？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在一片混沌之中，毕竟也还有一些令人感到鼓舞的事情。在各种西方经济学理论(严格说只是皮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景中，中国的经济学界还是有一批比较敏锐的学者已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悟出，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不注意经济动态过程包含的制度、文化等因素变迁，不注意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内在依赖性，就无法正确了解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因为事实上，并不是一切社会变动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经济如此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近年来倍受重视、以研究经济现象和社会制度内在关系的“制度学派”的著作被零零星星地介绍、翻译、出版，尤其是一九九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更是被反复介绍，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条件及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诺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制度创新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而是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
　　中国的经济学者现在需要做什么？说穿了，其实也不需要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刑天舞干戚的精神，只需要大家不划地自限，坐在书斋里根据那些经过过滤的材料数据去研究，而是脚踏实地深入民间调查，一个一个问题地进行实证分析，这样就算是达不到对未来经济走势的科学预测，也至少可以做到对经济现实进行客观实在的分析。要知道，没有对所处社会的深切了解，就根本不具备在经济学界纵横捭阖的资格。应当正视这一点：经济学在中国还处在拓荒阶段，西方的经济学产生于那个特定的社会，其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只对解决本土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效，生吞活剥地照搬到中国，除了能在纸面上“新论”叠出之外，未必能解决实际问题。中国经济学界现在需要的是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切实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凡是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人都明白，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并通过长期积累以后，创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那些身在大学为人师表的经济学教授们，更需要明白以己昏昏，并不能使人昭昭，凭一本《资本论》治天下的时代毕竟已不复存在，杂抄而成的几本教科书能给予学生的也太少太少。
　　纵观当代改革历程就会发现，这短短的十七年，几乎凝聚了中国自一八四0年开始现代化进程以后的全部苦恼和追求、希望与挫折、失败与探索。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矛盾的集结点。研究这些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但越是艰难，就越是值得为之努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学界才能从目前这种尴尬的困境中获得解脱。笔者由衷希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学者将来在对自己一生做总结时，不要像某位红学界行尊临去世前那样，对自己穷毕生之力所做的“学问”全盘否定。生活比个性强大，大家能做到少后悔一点也就聊足自慰。毕竟自觉此生一无所有的那份难堪，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确是比死亡更为难受的讥嘲。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完稿
　　关于“屠龙”：
　　语出《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殚)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后世将技高而不切实用谓之为“屠龙术”或“屠龙之技”。明归有光“乙卯冬留别安亭诸友”诗中有句为：“弹雀人多笑，屠龙世久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