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再正确

　　读陈家琪先生新著《沉默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七月版)，是不乏探险意味的。作者是哲学教授，但这并非诱我阅读的原因。我对哲学毫无野心，对中国哲学教授嘴里周期轮换的那些域外大哲，也不见得充满好奇。本人愿意恭聆教诲的哲学，就像狼愿意视为美餐的羊一样，必须是个活物，带有生鲜之气，甚至，沾点鲜血也不妨。
　　这本著作颇难归类，作者既想以叙述的方式回忆以往，又想以思考的方式检讨人生，他身上的文学趣味要求他更深入地走进自我，身上的哲学使命又要求他离自己远点，尽可能选择一种冷静、超然的笔墨姿态。他同时面临着讲述自己和分析自己的双重使命，在本书中我们发现，也许与作者有着太多的困惑有关，这双重使命并没有达到配合默契的程度，更多的时候它们呈现为彼此纠结，相互对抗。不过，也正因为这份困惑，赋予本书一些独特的品质。
　　作者生于一九四七年，我们知道共和国这个年龄段的人，是一些命定要背负超重十字架的倒霉者。这样，当陈家琪深沉而不乏困惑的眼光依次掠过那些尘封已久的年头时，关于“文革”，关于知青，关于那一代人以及我们整个文明曾经有过的诸般苦难，便也歪打正着地得到了一双哲思之眼的照拂。
　　“照拂”是从语言开始的。作者由语言出发得到的第一个结论，表达得非常干脆：“所谓思想，就是先有几个主题词，然后才使所听、所见的一切有了‘意义’。比如你的主题词是上帝、是压迫、是阶级斗争，那么同样的耳闻目见就会在‘意义’上完全不同。”(《沉默的视野》，第24-25页，下引该书仅标页码)这确实是一个简洁的方法，我想，若拿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与二十、三十年前比较，其间的差别，确也可以通过对照各自的主题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主题词”就是文明的核心密码。找准一个社会的“主题词”，虽然不见得就能改造社会，但却会极大地方便分析和评论。
　　“主题词”的功能，并不限于方便概括，它还能帮助我们识破“话语骗局”。比如，浸沉在“文革”往事中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当主题词太过确定了时，就连撒谎也会成为一种无缘无故的行为”。(第48页)具体地说，当“主题词”与那种强调“专政”的体制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发现，不仅所有貌似真诚的肺腑之言都可存疑，即便自以为真实的，往往也会意味着谎言。因为那种更愿意服务于政治斗争需要的主题词，除了会不惜撕裂人性外，还天然具有屏蔽真实的功效，以至于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无真实可言。而所有按此“主题词”要求行事的人，也会“先已不自觉地蒙骗着自己”。(第124页)就作者提供的例子来说，他一面曾以“红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不允许身上有一丝一毫的“小资情调”，一面却也会“深夜在厕所里”听一位姓胡的好朋友拉二胡，而且“泪流满面”，身上“洋溢起‘小资情调’”。(第20-21页)——一个老在捍卫某种注定与自己身心作对的理想的青年，他又如何具备表达真诚、披露实情的能力呢？
　　说到“文革”时期，我似乎也可以简单地把它概括为一个不承认中间状态的时期，一个要么好人要么坏蛋的时期，要么狠斗别人要么站在台上被别人狠斗的时期，一个甚至不允许看客存在的时期，一个大家全体置身于洪流之中的时期。“文革”时的主题词，除了是一些词语外，还是某种特定的气氛，它会让一些人来劲，让一些人憋闷；让卑鄙的人高尚，以至不自知卑鄙；让高尚的人下贱，以至自认下贱；让头脑简单的人理直气壮，以至自认为头脑很不简单；让理智健全的人逐渐不再健全，以至最终只会整天低头认错，像土匪栾平那样抽打自己的耳光，连说“我有罪，我该死”。“文革”时的主题词，原本与真理、人性无关，换用作者另一个表述，它们只是像“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那样，“一举一动都是在表现(演)状态”。(第72页)与今天的“主题词”比较，即使不谈内容，我们也会注意到，“文革”时的主题词，几乎全都出现在一个可怕的高音区里，全都具有一种使人要么莫名亢奋、要么莫名恐惧的功能，它们是语言，更是气势。当人们频繁地使用诸如“只有……才能……”、“只要……就能……”的句式来进行阶级斗争或思想改造，他们会一面从这类句式中廉价获得大量“逻辑的力量”，(第58页)一面彻底丧失了逻辑思考能力。
　　作为一位当事者，作者对“文革”心理的反思，我以为极富成果。为了最终获得这个成果，我要先请读者记住下面这句话：“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而且觉得自己的行为天然合理；这种心理很奇怪，但极真实。”(第59页)再请读者记住下面这段话。作者曾经在劳改农场呆过六年多，担任过一种可以代表“政府”的角色。他告诉我们：“在我与要求上诉的犯人的个别交谈中，有两大法宝是战无不胜的。一是质问：难道党和政府能错怪、能冤枉你吗？……二是质问：难道你自己就没有问题？”(第111页)最后，我还要请读者重点注意作者的另一个发现。在第121页上，作者写道：
　　前不久我又重看了一遍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七月出版的姚文元的《想起了国歌》。老实说，我原本是想挑刺的，挑他“左”的“刺”，但在仔仔细细地读完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几乎无一字有错。注意，是无一字有错！书中每句话都符合无产阶级的标准——至少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无产阶级的标准，而且是那种开明、豁达、讲理但又不失敏锐和警惕的无产阶级的风格与态度。如果今天有谁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一定合乎宣传舆论的口径，而且事事处处都是一副永远正确，不断地开导人、引导人、教育人的面孔。
　　咦！怎么会这样？说到姚文元，我们几乎谁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文痞、文妖、文霸，他的文风怎么可能是“开明、豁达、讲理”的呢？我手头找不到《想起了国歌》，但为了核实陈家琪的阅读印象，以便确认自己对姚文元的印象，是不是已经简化为某种漫画式概念了，我通过互联网找到了那篇最具姚氏看家本色的奇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的读后感竟然是：文章写得真不赖。姚文元对吴晗破口大骂了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他始终称对方为“吴晗同志”，他甚至连挖苦、讽刺都很少采用，开头部分他甚至还敢于承认“我们不是历史学家”。而且，先不问居心何在，水平如何，他写反驳文章时至少还想向读者表明，他是非常注重论据的，因为他查找了尽可能多的历史文献。参照今天国内大幅下滑的学术论文水准，我认为，说姚文元的文章有理有据，也未必是一种恭维。老实说我也看不出姚文元对批评对象流露过任何私人仇怨，没有，他一切都像是出于公心大义，他文末突然平地拔高三千丈的慷慨激昂，也明显不像是冲着吴晗而来，而更像是因为他姚文元此时已经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阶级情、民族恨”了。我想，视姚文元为恐怖文人的代表，未必公平，他只是做了他那个时代最希望一个文人做的事，他的每一句话，都严严实实地踩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鼓点上。
　　姚文元的所有恐怖，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他的“无一字有错”，就是他的文章里天然有神圣的“正确性”。他的每一个判语，都与当年的“最高指示”保持高度一致，他知道这一点，他坚信自己“天然合理”。为此，他的写作看上去有一种有恃无恐的优势，他都懒得去吓唬对手一下。他只是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稳步推进，顺手一抖就甩开了一张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巨网。他虽然只是在写一篇不过属于文学评论的东西，但事实上却完全没有丝毫与对手商榷、探讨的诚意，他使用文字就像一位将军调动自己的装甲兵团，不屑于躲躲藏藏，而是公然叫阵。那是一种一往无前的文字，无须论证地代表了绝对真理的文章。至于吴晗，我想他当年大概感到一条蛇正在慢慢绞向自己，起初还觉得有一丝阴凉，误以为对方只是一个艺术观上的对手，但不多久他就产生了窒息感，露出了那种拉奥孔般的表情。姚文元的可怕，不是他的文风中有什么妖气、痞气或霸气，那只是后人想当然的发泄性归纳。姚文元的全部力量，依我看正在于他的堂堂正正，他的天然正确，绝对正确，无限正确。你不可能和他讨论任何问题，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佩戴着“闪闪的红星”。
　　行文至此，我也许找到了那个陈家琪曾经意识到但又好像故意没有把握住的概念，那个核心“主题词”，对，就是“正确”。
　　那是一个“正确”的时代。那是一种被勒令的“正确”，一种始终处于敌我关系之中的“正确”，一种其对立面必然意味着“反动”的“正确”，简而言之，一种绝对正确。我们被勒令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即使出现了某种失误，我们也被无条件地勒令确认，那只是前进道路上的失误，甚至根本不是失误，而是为了明天的更加正确所采取的一种超级谋略，或者，是为了体现“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们被勒令认同：自己的国家正走在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除了对这条道路进行无条件的赞美、讴歌和肯定，任何除此之外的想法，都只能是对抗，接受“专政”，便是惟一的出路。“绝对正确”既已被先验认定为“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然也就同时意味着“专政”的无限合理和充分必要。由于“绝对正确”必然会要求一种“绝对捍卫”，所以，“绝对正确”的主题词，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催生出“斗争哲学”，催生出“文革”式的全民圣战气氛。
　　关于“文革”的成因，人们曾试图作出多种解释，有人曾以为“文革”的发生与我们国民性中的若干劣根性有关。但为什么苏联人(他们虽也有自己的民族劣根性，但与我们的很不相同)也会遭受与我们类似——也许不如，也许更甚——的处境呢？这表明，劣根性之说是站不住脚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曾屡次用黑体字告诉我们，他们那里存在着一个“惟一正确的学说”。学说本身不会杀人，除非它坚持走向圣坛，除非它是“惟一正确”的。关于民主制，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低调的权威表述：民主制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它也许是最少缺点的制度。我想，我们倒霉就倒霉在从来没有类似的低调。我们把脖子拉得那么长，以至这种脖子只剩下两项功能，要么方便自己声嘶力竭地唱高调，要么方便被别人一把扭住，一把拎起。
　　我不想说关于“正确”的主题词，就是《沉默的视野》的主要内容或核心思想，但我是从此书中进一步坚定这个认识的，为此我感谢陈家琪先生的回忆和思考，感谢他一度有过的走向哲学家的冲动。陈家琪自称更为看重该书的下半部分，我却仅仅看重上半部分。在上半部分，作者像一位哲学家那样勇敢地处理现实，独立思考，在下半部分，他好像又怡然自得地当他的哲学教授去了。这本书，我就当他“半部《论语》”来读吧，好在仅读半部，也够让人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