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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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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历史”化内的叙利亚文明
作者
阮炜
期数
2002年08期
对人类文明的长时段表现进行描述甚至评估,也许应是某种大大高于人类的地外生灵的工作。特定时空和特定文化形态中的人做这种事,很可能被视为一种臆断。但倘若抱着这一目的,即探求知识,以期使分属各文明的人们在未来岁月里变得更和平、更公正、更少霸权气,文明研究便多少能心安理得了。
在这方面,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传统,“成果”之多,早已汗牛充栋。不过,西方也曾出现过黑格尔式赤裸裸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东方视为历史的“幼年时期”,将希腊视为“青年时代”,将罗马视为“壮年时代”,而他自己所属的“日耳曼世界”的出现,则表明历史的“老年时代”的到来(“老年”绝非意味着衰弱腐朽,而指“成熟和力量”)。黑格尔甚至断言:“中国和印度处于历史的局外”。也就是说,在其“历史”中,中国和印度是没有位置的,或曰:在“历史”化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黑格尔式毫无遮掩的西方中心论已让位于斯宾格勒—汤因比生命周期论的文明观(任何文明都像有机体一样会生老病死,故有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之说),也让位于雅斯贝斯多元主义的“轴心期”理论。这两种文明观都建基在对各大文明的比较和评估上,都赋予各大文明相对平等的地位,尽管不能说已脱尽了西方中心论的气息。
不用说,黑格尔视域中的西方和希腊罗马文明是处于“历史”化内的,影响过后者的文明如埃及、巴比伦也不可能在局外,与西方有过长期直接互动的伊斯兰、犹太、东正教(分为拜占庭和俄罗斯两大形态)文明同样不可能在局外。尤需注意的是,西方、东正教、伊斯兰和犹太文明不仅都在局内,而且在形态上具有无可置疑的家族性相似。它们都结构性地禀有“叙利亚文明”(“叙利亚文明”、“叙利亚社会”一类术语当为汤因比所首先使用,可纠正“犹太系宗教”和“希伯来文化”一类术语的缺陷)要素。其实,这些文明间的亲缘性是显而易见的,从耶路撒冷为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基督一性论教派四大宗教和教派的圣城之事实可以看出,从阿拉法特每年圣诞节都要去伯利恒(耶稣诞生地,离耶路撒冷不到十公里)圣凯瑟琳大教堂出席庆典活动之事实也可以看出。圣凯瑟琳大教堂分属希腊东正教、天主教和亚美尼亚基督一性论教会,而伯利恒一九五○至一九六七年属于约旦,一九六七至一九九五年为以色列所辖,一九九五年后又归属巴勒斯坦。因而,阿拉法特的朝拜活动具有丰富的历史含义,表征着伊斯兰教、犹太教、东正教、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为其“正宗”,信徒也最多)以及其他类型的基督教和相应文明的同源性。
我国学界常用“二希”即希伯来和希腊来概括西方文明的起源。其实,“二希”应为“叙希”,不仅是西方文明也是伊斯兰、东正教和犹太文明的源头。我们同样关注得不够的是,“叙希”要素在这些文明的构成中并非齐整的五五对开,而是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九至十二世纪,希腊哲学思想在伊斯兰文明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产生了阿维森那(九八○——一○三七)和阿威罗伊(一一二六——一一九八)等伟大的哲学家兼科学家。事实上,希腊哲学在伊斯兰文明中保存得如此之好,以致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要读希腊文典还得从阿拉伯语转译。在中世纪,叙利亚形态的宗教在西方的支配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因而“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说法也不妨这样表述:希腊理性侍奉着叙利亚信仰)。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文化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人文主义的学术和思想观念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并未达到以人为“本”的程度,就是说,即便在这个发现了人的价值的时代,有神论仍是主导性意识形态。在宗教改革运动时代,叙利亚要素收复了一些失地,可是启蒙运动以降,希腊成分再度凸显。但从根性上看,叙利亚要素仍不失为当今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
那么为何是“叙利亚”而非“希伯来”?在通常所谓“犹太人”、“犹太教”、“希伯来民族”、“希伯来文化”的背后,是一个比单一的犹太或希伯来民族、宗教和文化宏大深厚得多的文明。这个文明有着“叙利亚”、“黎凡特”、“闪米特”、“迦南”等不同名称,并非单单由希伯来或犹太民族所创造,而是在长期历史演进中由多个民族共同造就的。其中不仅有讲闪米特语的阿莫利特人、腓尼基人、亚述人、阿拉米人、希伯来人,也有在血缘语言上与闪族无关的非利士人和撒马利亚人。叙利亚文明的发祥地并非局限于现叙利亚,而为历史上的“叙利亚”或“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包括现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这只是“叙利亚”本土。这个文明的覆盖范围还包括埃及的一部分、小亚南部沿地中海地区和塞浦路斯岛。叙利亚人甚至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和北非沿岸建立了若干殖民地,其中有曾与共和国时期罗马对峙多年,使其大伤元气的著名的迦太基。
作为一个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文化形态,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而其宗教性的最重要内涵又在于一神论或惟一神信仰。公元前五世纪以降,叙利亚地区相对严格、伦理性的惟一神信仰首先在希伯来人中开出。一神论后来不仅成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信仰,也是历史上活跃一时的聂斯托里派(即景教,属于基督教类别)和目前仍存在的基督一性论派(分布在现亚美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在亚美尼亚为国教)的信仰,更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充当了西方和东正教文明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在这种信仰中,上帝是惟一、绝对、永恒的,是无形无相、全知全能、至大至上的。这种上帝观虽具有能提高人的精神品质,坚定人的信念和原则性之类的作用,却也不乏弊端。应当注意,原生态叙利亚宗教最直接的继承者虽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却也是由叙利亚型宗教直接演变而来的,其上帝观与原生态惟一神观几无区别;作为西方和东正教文明核心内涵的基督教则是原生态叙利亚宗教文明经较大转型后形成的。
在此不妨看一看基督教的上帝观。公元纪年初,当那个以拿撒勒的耶稣为基督(救世主)的小教派在地中海希腊世界传播时,它遭遇着一种多神信仰的文化生态。为了求发展,它必须有所变通。于是在后来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中有了一些多神教的痕迹。不仅耶稣之父是神,神的儿子耶稣本人也是神(尽管同时又是人),甚至耶稣之母马利亚也被尊为圣母而受到崇拜,更有诸多殉教者和教父被尊为圣徒而受到崇拜。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种一神论已被冲淡的宗教中,为了维护神的绝对性,也为了树立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拯救罪人这一基本教义,三位一体的上帝观被提了出来,原生态一神论因而被进一步打了折扣。在这种新的教义中,上帝虽仍是惟一神,却分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三者虽有特定的位份,却同具一个本体,同为独一无二的真神。不难想像,在逻辑思维发达的希腊文明中,这种具有多神论色彩的惟一神观是十分异质的。虽然已有无数神学家用精密的论证来证明这种上帝观的正确性,甚至“三一论”已成为一门庞大的神学学科,但真正使广大教徒接受这独特上帝观的,却并非理性而是启示。启示或天启既来自神,信徒就不应试图用人的理性来领悟三位一体的奥秘。他们需要做的只是:信仰。
可见,叙利亚文明的上帝观在基督教中虽经历了较大的转型,基督教却仍然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一神教。基于这种思考,建基在基督教上的西方文明与更原汁原味的犹太和伊斯兰文明虽有一定差别,启蒙运动以后甚至有重要的差别,但在根性上却无疑仍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文明。可是亨廷顿一类论者对西方、伊斯兰、东正教、犹太文明间再明显不过的家族性相似却视而不见。汤因比虽然把伊斯兰文明视为叙利亚文明的自然延伸,甚至把犹太文明看作叙利亚文明的“活化石”,但他给人的总印象却是:西方、东正教这两个基督教形态的文明与两个更“正宗”的叙利亚型文明——犹太和伊斯兰文明——并非沾亲带故。
叙利亚文明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早在惟一神信仰形成前即已有之的神选意识。在《旧约》中不难发现,以色列人把自己视为所有民族中惟一被上帝“拣选”者;上帝与其祖亚伯拉罕立约,赐之以“应允之地”迦南(《尼希米记》9∶7、8;其实以色列人之定居迦南是一个漫长的武装殖民过程)。从叙利亚文明基质中生长出来的基督教超越了犹太人狭隘的种族观念,成为一个向所有民族开放的世界性宗教。由于最初在地中海地区发展,这个叙利亚形态的宗教经历了较大转型。但无论受希腊罗马文明濡染多深,基督教毕竟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宗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当代,基督教徒身上的神选意识也从未消失过(尽管现代基督教徒中也不乏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在《新约》中虽可读到“贫穷者”、“愚拙者”、“软弱者”、“被人厌弃的人”蒙上帝救恩之类的话(《雅各书》2∶5,《哥林多前书》1∶17、27),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基督教可望成为一种穷人的宗教,弱者的宗教,可是同样在《新约》中,还能发现这么一番充满激情的话:“惟有你们(基督教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民族,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9、10)。这意味着,基督教虽然比犹太教更进一步,在理论上虽然不再以民族或种族划界,却仍然以信教与否划界:惟基督教徒受神的眷顾。
神选意识与一种基于惟一神观的绝对主义相结合,极易造成一种不容异见、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的文化心态,极易造成一种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下,与不同信仰甚至不同意见的对话都可能变得十分困难,妥协往往被视为软弱,甚至被视为对原则和信仰的背叛。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叙利亚型文明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争,或者说这些大规模战争都牵涉到与四大叙利亚型文明对应的四大宗教即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目前,谈判了多年的巴以和平遥遥无期,几乎无日不发生导弹袭击、自杀性爆炸事件,巴以之间实已处于交战状态;在巴尔干半岛,冷战结束后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间长期以来杀戮不断。
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与惟我被选的文化心态不仅导致了叙利亚型文明之间的长期对峙,往往也造成这些文明内部不同教派和民族间的冲突。在并没有多少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相互残杀着,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缕和平的曙光,但持久和平的前景仍十分黯淡。从历史上看,同为穆斯林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之间也龃龉不停,冲突不断,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仅仅是最近的例证罢了。这是发生在不同穆斯林民族间的战争。在同属一个民族的穆斯林中,派中有派的现象甚至流血性派别冲突也是司空见惯。犹太人的历史记录可能更糟糕。公元六十六年,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发生后,耶路撒冷一度被犹太人控制,各地犹太人为即将到来的罗马镇压而备战,可当此紧要关头,犹太人内部却上演着一出同室操戈的悲剧。奋锐党极端分子原本一直在屠杀自己人当中的温和派,大敌当前,也根本未能想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任何观点稍稍温和一点的同胞,都成为他们刺杀的对象。六十八年罗马人兵临城下时,耶路撒冷城中的犹太人中间竟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内战一直持续到罗马人于七十年将耶城团团围住方告一段落。
在很大的程度上,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与不宽容、排他性的文化心态也应对西方文明强烈的攻击性和侵略性负责,对西方历史上残酷的宗教战争和迫害负责,对西方人在全球扩张中的杀戮和劫掠负责(如所周知,西方人的地理扩张不仅由经济获利动机驱动,也受宗教意识形态支配),尤其应对一些西方强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负责。当然,西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惨烈事件还是两次爆发于欧洲、主战场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在西方民族国家林立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能力、动员能力和战争效率急剧提高的情况下,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排他性的神选意识与固有的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纠葛在一起,所产生的破坏力之血腥,之巨大,使先前所有的战争都相形见绌。
中国文明是一种中道、中和的文明,和的智慧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人类文明的垂之久远,将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从长程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文明的和平主义品性并非意味着软弱,而是以一种独特的自信昭示着深厚的文明能量。这种能量一直在等待释放,不会因那一以贯之的道义形象、和平主义的历史实践而消失。和的智慧绝非凭空产生。它是从一种巨大的文明规模中开出来的,而巨大的文明规模又以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陆地板块和悠久的历史连续性为前提条件。尤需注意的是,叙利亚形态的文明虽有不足,却并非要以此证明中国文明的完美。中国文明远不是完美的。以此故,未来的中国文明应继续吸纳其他文明的合理观念和有效制度,继续吸收利用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惟如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方可能树立起应有的威信,中国文明和的智慧方可能从被遮蔽状态中朗然呈现,造福人类。
(《文明的表现:对五千年人类文明的评估》,阮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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