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学统与思想创造

　　自从出现制度化知识教育的学园或学校(院)以后，人类的知识生产进程就发生了变化。作为知识教育的基本场所，学园或学校(院)既是传授或传播知识的专门机构，也是生产知识、创造思想的特殊园地，尤其是现代型大学出现以后。这一文明史事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在人类知识生产、思想创造和教育学统三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复杂的文化关联。远从两千多年前那些具有经典文化意义的教育范例，诸如，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学(儒)者兴办私学之先风，从而创立中国儒学传统；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学园”从而开创西方哲学传统、乃至创立人类知识分类的基本范式等等，至近现代中国和西方一些著名大学或学院的教育实践，我们会发现，一所成功的大学及其所属的学术教育机构，往往都具有其独特、连贯而又持续有效的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即“学统”。
　　一种有影响力的学统总是具有一些值得探究的文化特征。比如说，独特的学者群体或学术共同体；独特的学术风格；独特的理论学派和思想范式；甚至于独特的教育体制和方式；如此等等。上世纪前期会聚于清华国学院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大导师”，无疑是当时国学研究界最著名也最有学术个性的学者群体，无论人们把他们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是否确实，他们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个性却是鲜明的。这不独因为他们创办了《学衡》这样有其历史影响的学术园地，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各自的学术研究本身构成了某种学术共享的特征——续接国学命脉的学术志向和学术实践。历史地看，他们的学术风格是在与风行其时的自由主义西学和俄式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比照互竞中显示出来的，也正是在这一比照的意义上，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派名称和思想标签虽不一定恰当、却又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加到了他们的头上。他们所创造的融合中西、兼通古今的古典型人文主义学术精神，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厚重而独特的一笔，而他们结合现代西学和中国古典文化所开展的教育方式和教育体制，比如，当时清华国学院首开的培养人文学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和导师制教授方式等等，也在近代中国人文学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值得我们珍重的遗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术群体都能像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这样，形成较为明显的学术共享特征。也不是说，任何一个学术群体都能构成一个具有统一学术风格或思想倾向的学派，而只是且只能说，一个能够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学术群体总是或多或少共享某种或某些学术志向。比如说，二十世纪前期的清华哲学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明证：一方面她以其哲学理论体系创造而区别于当时以哲学史见长的北大哲学系；另一方面却又以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学和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之相互见异的学术旨趣，而显现其学术共同体内部不尽相同的学术追求。但即便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从金、冯二位先生的哲学教研实践中，发现他们共享的学术特征，这就是追求中西贯通、运用现代哲学的方法、概念系统、话语方式和中国传统的哲学资源，创造特属于中国的现代哲学理论，区别只在于他们所致力开创的具体哲学知识领域各不相同。金先生躬身用力处是逻辑学和逻辑哲学；而冯先生终生追求者则是用现代理性哲学方法重构中国哲学。在他们的哲学事业中，中国哲学或中国智慧仍然体现着一种民族文化的本色，同时，打通中西、榫接古今并最终实现中国古典哲学智慧的现代转化，又标示出他们傍本开新的知识创造与思想活力。即使仅仅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发展角度来看，金、冯等哲学教育先贤的贡献不仅具有成功先例的知识创造意义，而且也因此成功地开创了清华大学独特的哲学学统和教育范例。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哲学同志们(如，张申府、沈有鼎、张岱年、邓以蛰、林宰平、贺麟、潘怀素等)在缔造清华大学的哲学教育体制和知识谱系的同时，也创造了学术与思想互补、知识与理论共生的“清华哲学学派”。就此而论，早期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及其哲学事业，的确具有奠立知识谱系和追求思想创造的双重特征，有此两方面的功力，清华大学的哲学学统才得以生成。
　　可是，一种学统的成功生成并不能保证其未来的连贯发展。如同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一样，一种学统的连续生长还需要诸多条件，其中最为基本的当属知识教育和知识传播的制度化，以及更为重要的是思想创造的持久活力。人们至今还惊异于“哈佛哲学”作为“美国本土哲学”的持久生命力，殊不知，如果只有二十世纪初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创造，而无诸如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普特南的理性分析的实用主义等后来者的续接之功，尤其是罗尔斯及其麾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正义伦理学的当代复兴之力，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哈佛大学爱默逊楼里的哲学家暨哲学教育家一代又一代的前赴后继，所谓“哈佛哲学”的持久与活力都将是不可想像的。而“哈佛哲学”的持续生长还依赖于哈佛哲学教育的持续活力，后者为使前者获得思想力量提供了建立完整而系统的知识谱系的基础，反过来，“哈佛哲学”持久的思想张力，又为哈佛哲学之知识谱系的延续提供了能够持久充沛的思想动力。知识教育与思想创造，或者，学术传统与理论繁衍在其时其地真正形成了共生共长、相互补益的“良性循环”。
　　可见，一种连贯而强健的学统实际上既需要完整而连贯的知识谱系支撑，也需要持续活泼的思想创造，亦需要健全完备的教育体制的支撑，三方面缺一不可，互为表里。由此看来，一九五二年的“院校调整”无论是对于清华大学，还是对于现代中国教育，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了。我不知道教育史学家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件大事的。在我看来，无论它的发生有多少可以解释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历史理由，它对于清华这所现代中国教育发展初期最为成功的大学之人文社会科学学统的伤害却是难以弥补的。它的发生既从高等教育的层面中断了清华大学历经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知识谱系，也凭借某种强制性的体制“解构”了清华哲学思想创造的机制。研究现代中国哲学的学者大都清楚并时常感叹，作为清华哲学学派之理论领袖的金岳霖和冯友兰两先生的哲学体系创造，正是在他们的“清华时期”完成的，如，金先生的扛鼎之作《论道》和《知识论》，冯先生著名的“贞元六书”。令人不解的是，自此以后，二位先生的哲学教育事业便开始了莫名的坎坷颠簸，他们的哲学思想创造也因之进入冬眠，即使偶尔有过苏醒的时刻(如，冯先生晚年的哲学史重著)，终究是风光不再，青春无返。这是何等地让人茫然、让人唏嘘啊！
　　自然，值得感叹的不只是这种人为的强制性“中断”给当事人所造成的学术人生后果，而且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还有它对于作为现代综合性大学之中国范例的清华所带来的教育学后果。一九五二年以后近五十年里，清华大学虽然名称未改，但实际上已然没有了作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之实，毋宁说，她已经变得更像是一所技术工程学院。经典意义上的“大学”必定是综合性或完备性的(comprehensive)，包括它的教研体系、学科门类、专业配置、教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方向等等。被砍除了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纯理科学系，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清华大学实际上已经失却了许多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基本知识(学科)条件。
　　有一个对比：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工学院(简称“麻省理工学院”，即“MIT”)大概是名副其实的。但今天，该学院的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不仅在美国本土而且在世界也是颇为著名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所相当完备的综合性大学。可是，它没有因此改变其名称。这大概是出于尊重学校历史和传统的考虑罢。值得注意的是，一份对该校历届毕业生的调查表显示：毕业生们虽然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当今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各地的精英人才，但他们在感激母校的教养之恩的同时，仍然存有不少抱怨，其中抱怨最多的几项依次是：学校没有教给他们足够的写作能力；没有教给他们必要的历史知识；没有培养他们必要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这三项所占被调查者的比例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第一项甚至超过百分之八十。接受了当今最好的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学子们大都抱怨母校文科教育的欠缺，的确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学统是由学术教育群体创造的制度化了的知识教育体系和思想创造样式。一旦失去了健全而稳定的制度保障，尤其是，一旦失去一批作为学术研究和知识教育之中坚的文科学者或教育家，清华作为大学的学统就很难继续延伸。一九五二年前后，几乎所有的清华文科教师都被并入北大，对于后者当然是中兴人文社会科学的福音，可对于前者却不啻一种沉重的打击。当然，北大在这次“院系调整”中也不是只有收获，它的理科、特别是工科教育体系也同时受到重创，而清华也因此获得某种失却后的补偿。
　　我这里旧事重提，不过是想再次说明一点：丢掉一件东西远比获得一件东西容易，一如建设难于破坏，更不用说重建之难了。然而，重建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体系恰恰是当今清华人所必须面对和承担的。事实上，清华人一直都非常怀恋自己的过去，毕竟技术再高也难以创造和体会诸如“荷塘月色”的奇妙与空灵。只不过因为某些非教育的因素迫使清华人失却了某些珍贵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一俟“海内开禁”，清华人便不动声色地开始了自身的文科重建。可是，如何重建文科？却仍然是一个问题，不独技术的，还有观念意识的。文科教育体系的建设与理工科殊为不同，它更需要时间，因为它更需要积累，需要智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积累。
　　清华大学的确曾经有过良好的哲学学统。时至今日，当如何续接这一学统？按照麦金太尔教授的见解，传统和探究方式或理路的多样互竞可能产生两种后果：其一是由知识偏见和自我传统的固执导致各种传统或观点之间的不可通约；但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各种不同的传统或观点通过相互间的理性互竞和对话，不仅能够通过理解对方或他者的文化立场而扩展自身原有的理解，而且还可以借此丰富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知识信息，甚至由此寻找到某种或某些能够相互共享的或可公度的文化理念或知识，而相对于它们相互对话和相互理解之前的各个传统或观点而言，这些可共享的文化传统和知识肯定是一种文化的丰富，一种知识的增长。在哲学和思想的意义上，这就是一种创造，一种由差异多样的思想张力所生发出来的知识创新。
　　(“清华哲学研究系列”之一：《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韦正翔著，19.00元；之二：《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田薇著，15.00元，河北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