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改革的关口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的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是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改革已进行了二十多年，我们处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给了每一个人活动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人都尽情表演，社会真正变成了一个万花筒。如果说社会只是一些个人在游戏规则健全的舞台上，尽情挥洒自己的智慧，这倒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然而，在一个正在建立规则的舞台上，同样类型的人，可能组成一些团体，形成一些集团，进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阶层。个人、组织、集团、阶层都会尽全力影响规则的走向。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规则又是决定人们预期及其行为方式的最重要的东西。要破解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型，建立起公正、高效的制度规则无疑是最重要的钥匙。一个民族以什么样的形式应战，成为思想家们思考的话题。吴敬琏先生的《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正是对此思考的结果。
　　今天，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个转型时代。择其要言之，至少面临着四大转变。每一种转变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要位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须面对的。
　　我们正在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过渡。问题莫过于传统工业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一种暴发户式的对自然的掠夺，近似于圈地式的原始积累，使子孙后代背负了沉重的生态债。人们生存环境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大地承载生灵的能力越来越小，更匪夷所思的是，企业、经济组织、政府还在搭自然的便车，而不为其付费。近几年愈来愈烈的沙尘暴已经做了注解。恐怕很难实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了。
　　在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另一极，又处在所谓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结构变化所引发的矛盾中，传统工业张力的耗尽与农村众生生计之间的拉锯战时隐时现。由于农村需求的停滞不前，传统工业刚刚走上供给曲线的上升期，便迫不及待地急剧下降，这一方面促使城市就业矛盾日趋紧张，使城市制造业群体收入大幅萎缩，加大失业救济金的投入；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农村社区的管理层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管理层要过上体面的生活，只能在管理的同时收取各种服务费。一方要服务，一方拒绝服务，形成了内生问题。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传统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张扬起来。传统的社会基础正烟消云散，新的东西还没有成形。传统工业化中的主角变成了次角，甚至变成了群众演员。这种心态的失衡，伴随着利益的缺失，所凝结的力量之大，成了现代化过程中的最重要的约束变量。这种转型中所引发的社会的萌动，利益转移过程中规则的失范，使妒忌与不公并存，以至于“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成了普遍的社会心态。一个涌动的暗流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再整合，社会关系与经济组织的再划分，导致了社会阶层重新组合。在这样的过程中，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入相结合，导致社会各阶层的重新排序，一部分人被挤出原来的社会位置，另一部分人则在新社会职位中居于一席之地，这样来回的拉锯，新旧社会阶层的磨合，必然在新的社会关系中重新洗牌，出现阵痛难以避免。经济发展史告诉人们，在这样一个时期，任何一个从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型的国家都会出现问题。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问题莫过于近亿人的衣食之忧。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所谓发展是从农村向城市积聚的过程。就我国的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城市化水平比工业化水平低七个百分点以上。这一指标，不仅反映了农村人口众多的现实，而且更实际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壁垒。用剪刀差只能解决减缓通向富裕的脚步，但不可能剪断致富的欲望。户籍制度只能阻挡他们成为一等公民，但挡不住追求富裕的雄心。这种歧视性制度安排，只能导致社会暗流的涌动。处在这样一个关口，是疏导还是继续堵塞，成了一个问题。堵的结果可能是一觉醒来找不着北了，而疏导得不好，圣保罗式或墨西哥式的城市病就可能出现。我们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你不喜欢它，你却不得不接受它。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个被称为“城市癌症”的问题将不得不缠在身上。
　　我们还经历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变。问题莫过于从等级社会向扁平式结构的转变。一维的、直线的被多维的、曲线的东西所代替，将会产生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实际上，人们不怕变革。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规则构建即将到来的社会结构。对于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而言，无疑是一个哑铃式结构。但是，如何排定座次，通过何种形式入场，成了一个烫手山芋。对于那些原来处于传统产业核心层的群体，在新的社会排序中处在市民社会的底层，这对于讲究社会地位绝对平等的东方民族来说，不亚于一场古典式比赛。
　　我们还经历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问题莫过于原来的权利结构会不会变成权力与经济寡头势力的融合。在这样一个关头，一个国家未来结构的框架就由此而生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看看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相近阶段所走过的历程，就更能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改革关。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研究了许多国家发展的历史规律。他在《十五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市场并不仅是我们平常在集市贸易中看到的市场，市场是分层次的。在市场经济的底层，是买者与卖者面对面的交易，这种交易是没有多少利益可赚的，这种市场可叫做初级市场。布罗代尔认为，在初级市场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在中国。早在我国北宋末期和明朝中后期，农村集贸市场已经很发达，已经形成了最典型的初级市场。但是，仅有这样的市场是不能形成资本主义的，一些学者指出过，我国明朝末期曾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这些学者不了解，要真正形成资本主义还需要另一种利益集团的推动——即上层市场组织。在市场和初级经纪人之上的交易所和交易会起着更高一级的作用。所谓上层组织是指一个专门的独立的不断追逐高额垄断利润的大商人、批发商集团。这个集团切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竞争在这里已不起作用，代之以不平等的交换。他们直接面向生产者，通过向生产者预交部分定金，约定大宗交易数额，自己再去寻找买主，这个中间层一方面垄断了生产者，直接规定生产的数量、质量；另一方面又控制了买者，这样的市场是一个垄断市场，布罗代尔称之为私下市场(private market)。根据布罗代尔的考察，早在十八世纪前，私下交易已在整个英国很成熟。商人往往以预订的方式在市场外向农民收购羊毛、小麦、布匹等，它们不遵守初级市场交易规范，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长距离的商业网络，大肆赚取流通领域的巨额利润。这种情况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已很普遍。
　　如果初级市场很发达，而没有交易会、交易所和高级信贷形式的高级市场，或者说市场只有底层而没有顶层，由于市场交换的范围狭窄，市场覆盖面小，不能操纵和控制整个市场经济，市场交换缺乏广度和深度，赚不到高额利润，只能赚到有限的、能够推算出来的利润，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达是不可能的。只有市场顶层高度发达以后，也就是商人的私下交易取得主导地位以后，由于少数商人控制了长途贸易，这种“市场外的市场”以不平等交换为特征的竞争才能谋取高额利润。而巨额利润又导致了巨额资本的积累，使资本迅速积聚起来。
　　这种私下交易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垄断。获取这些巨额利润的是为数不多的批发商，即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或者是王公大臣的朋友，他们或与国家结盟，或直接参与国事。他们很早超出了民族或国家的界限，与外国商人合伙谋利，操纵信贷和货币交换，用各种手段在金融活动中谋取有利地位使金银铸币通过大宗贸易积累成资本。这些人天马行空，无所不能，不仅是经商的专才，也是赚钱的通才，以至于他们所掌握的雄厚实力与垄断手段足以使竞争不起作用。
　　即使如此，如果没有一种外在力量配合垄断集团的利益，操纵市场顶层的集团也不可能获得统治国家的权力。正是由于国家有时给它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才决定了它与国家统治者结盟的深度与广度。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平衡和抵抗力决定对金钱世界采取赞同或敌对的态度。当国家与垄断集团相互勾结时，会产生政治权力与金融寡头结盟的腐败社会，这在菲律宾、南美最为典型；当国家、金融寡头与下层组织三方制衡，达到相对均衡时，将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创造最为广阔的空间，使一国具有发展的张力，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西欧、美国、日本是主要代表。当国家高高在上，市场上层组织无法与国家抗衡时，这是一个最不稳定的社会，经常出现军事政变，或军人掌管政权。
　　由此联想到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考虑到诺斯指出的国家模型，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如何对待权利分配，便成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诺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英国和西班牙、英属北美和西属拉丁美洲的历史殊途是如何形成的。十七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都遇到了财政危机。英国采用的办法是确立议会的权威和民法体系，由此走上了富强的道路，而西班牙保持着王权，使议会成了橡皮图章，没有形成权力的制衡，结果进入了三个世纪的停滞，沦落为二流国家。
　　历史可以预知未来。今天，我们处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飞跃阶段。在这样的转型时期，我们不但面临着各民族在相同发展阶段上所遇到的一般问题，还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问题真正之难还在于在社会转型中所遇到问题的特殊规定性。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过程，就更明了未来社会的钢架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看一看已经走过的路径，就更清楚问题的特殊性质了。
　　改革，实际上是从二十多年前的宪法环境(诺斯意义上的)松动开始的。“大胆试，勇敢闯”，成了宪法环境改变的同义语。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制度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环境的变化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
　　在这种环境的松动下，首先是在旧体制下连生存都成问题的“继续革命”的对象，抵制了旧的宪法环境，最先成为旧体制的突破口，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而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哲学，这样为整个经济体制的转轨创造了基础制度方面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旧体制中最受压抑的农民集团率先冲破了旧体制的束缚，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实行了以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是解放了生产力。一方面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旧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得不瓦解；另一方面，农民可以用比较优势为自己赚取利润，这样农民又创造了另一种组织形式——乡镇企业。农民用自己的实力开始与旧的“剪刀差”体制抗衡了。他们不满足于命运的安排，而是通过流动(“到城市去”)、办企业、占有身边的资源(矿山、原材料等)，获得比较利益。
　　底层的秩序被打破以后，中间的秩序也不得不被打破了。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计划体制，在遇到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民集团的竞争以后，国有企业的垄断再也不能以原来的秩序维持下去了。这种竞争的引进，一方面，使一部分国有企业成长壮大，一部分国有企业破产，职工下岗，禁锢中国几十年的垄断经济体制被打破；另一方面，迫使一部分乡镇企业上档次，成为中国经济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一度二分天下。在这样的格局中，竞争真正开始了。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了。
　　在传统的经济秩序被打破以后，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人可以制订规则。规则是由人制订的，制订者只能服从自己的有限理性。在有限理性的约束条件下，规则的导向与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正相关的。体制内原有的一些人开始游离出来，利用部分规则的不完善、不透明、不公开、不公正，获得了其他人不可能获得的利益，进而形成一个群体，以其集合的力量向制订规则者施加各种压力。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里，或者说在一个各种规则都有待于建立的环境中，规则本身是由少数人制订的，不是多数人博弈的结果。如果没有形成共识，或者说规则执行需要的条件并不具备，这种规则的有效性就很成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规则可以用来为一些人服务，于是出现了寻租集团。
　　寻租集团以改革的名义，通过各种手段寻求最大化的利益。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寻租集团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个集团与一部分制订规则者合谋，成为中国社会新兴的利益集团，并在未来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这种利益集团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成为改革的推动力，又会在一定时期成为改革的阻力。而且随着改革的推进，游戏规则的全方位推进，这些利益集团必然成为改革的对象。这样，他们就联合起来，以改革的名义，阻碍规则的制订。这是中国改革的主要障碍。
　　中国改革的另一种障碍来自于计划体制的支持者。改革本来就是一种探索的过程，是一种新生事物。改革必然伴随着改革规则本身的不完善，势必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甚至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倒退。比如，对部分人的掠夺，分配的不公，国家资源的流失，人文关怀的麻木等等。面对这些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改革，如何进行改革？这变成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重要问题。一部分人勇敢地站出来，对所有出现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改革带来的，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应该用计划经济去规范，用政府控制去治理，用行政命令去裁剪。这样，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这一部分计划派一直用另一种声音来揶揄真正的改革。
　　这样，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阻挠改革的两大利益集团。而这两大利益集团都是以提高公众福利的名义，以推进社会公正的名义出现的。这正是我们在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遇到的关键问题之所在。
　　诸种社会问题能否解决？改革能不能过上述的大关？希望何在？是一个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
　　很明显，制订一种公正、系统、完善、配套、高效的规则，是推进改革所必须的，也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吴敬琏先生提出“制度重于技术”，制度之所以重于技术，就在于制度是一种激励，一种可持续的、长期的激励，也是一种监督与约束，有效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能做坏事，好人更愿意做好事。而无效的制度则会使好人做坏事。说到底，制度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均衡，是所有受约者的行为规范。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有效竞争的市场制度，就需要改革，就需要过改革这一大关。
　　为了推动中国的改革，仅仅靠经济学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发现一种社会力量，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洞察社会的博弈方向，是经济学家的重要责任。
　　什么是改革的推动力量？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中小企业实际上担负着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在一部分大中型国有企业最困难的时刻，在遭遇中国前所未有的失业之苦时，中小企业无疑成为吸纳失业者最重要的港湾，承载了社会的绝大部分失业人员，为中国经济出现拐点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又担负起制度创新的使命，一部分中小企业已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一部分产品已具有与世界级企业论伯仲、比经纬的能力，在中国经济的体制转换中起到了先导的作用。这些企业最重要的代表是浙江的一些中小企业。吴敬琏先生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责任感，通过各种渠道热情讴歌了中小企业的创业精神，赞美了他们为什么会在中国经济中成为一支独秀，也深刻指出了一些企业作为家庭式企业的弊端。与此同时，吴敬琏先生写了大量的文章，反复指出中小企业不需要一些势力的干预，而只需要创造一种法治环境。政府的任务是提供一些发展的条件，如提供风险资金，风险资金也需要风险企业家去推动，也不需要政府经营。
　　推动中国改革的另一种力量是法冶。没有法治的环境，就无法消除人为的随意性，无法保证一个理性社会的产生。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就不可能使人们形成合理的预期。而没有理性预期的社会，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建立法治，就需要全社会寻求共识，达成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则。吴先生认为，这个根本原则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压倒一切的最基本原则。
　　在吴先生看来，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以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因此对于改革深入以后，社会无序和失范的现象反而愈演愈烈多少感到迷惑。事实上，在目前的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无规范的或者权力资本支配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中挣扎。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转轨，弄得不好，也往往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转轨国家落入坏的市场经济陷阱的概率很高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下，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就会强得多。反之，一个国家虽然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一定程度的经济成就，但终究会因为法治不行而落入坏的市场经济，或称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泥坑。没有法治的、坏的市场经济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政策的随意性增大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效率；第二，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规范和约束，导致权力的滥用、腐败和社会不公；第三，公民的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公民缺乏安全感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经济缺乏长期的活力。
　　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在于从上到下要形成法治理念。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只有法制(法律制度，主要是刑法制度)而没有法治(rule of law)的国家。所谓“法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国家治理制度安排。它的最基本内容，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和社会安排。这种安排高于一切个人、集团、阶层和各种社会势力。法治是高于一切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准则。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总是把法律当作一种工具，用来统治人民。从我国传媒发布的政府文件的外文译文中屡屡将“法治(rule of law)”译成rule by law(用法律来统治)，可以看出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多么广泛和深远。许多官员不把自己放在受“法”所“治”的地位上，并且严格地依法行政，却把法律看作贯彻自己的意志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在更多的场合，不遵循法治关于程序公正的要求，甚至完全撇开了法律的规定，用不为公众知晓的、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一些内部规定”来进行治理，甚至以此来谋取私利。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体现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是宪法高于所有人的意志，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力也要由它界定，受它约束。
　　依据国家宪法(基本法)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是当务之急。法律是所有受约人相互博弈的结果，是所有利益集团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结晶。有些法律制订了，没有认真执行，其根源在于法本身的约束力没有保障，司法机关不能真正履行职责。要完善司法体系，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在执法方面，需要有高素质的、独立的法院系统，所谓独立，是指法官遵守宪法的原则，并按照符合宪法原则的法律规定，依靠理性和案例积累，独立作出判决，而不受任何权力的干扰。要通过法治切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包括财产权、生命权、人身自由、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切实保证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遵守法定程序，防止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每一个公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否充分的发挥又取决于他们的基本权益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推动改革的一种重要力量是知识界的思想力。所谓思想力，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申张社会正义、寻求社会权利公正分配、达成社会共识的知识力。以经世致用之学作己任的经济学家，利用自己的力量为改革规则的设计做贡献。为此，经济学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为制订规则呐喊，促成社会形成一种共识。他们一是通过自己知识的力量去完善一种微观的制度规则。比如，什么是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现代公司制度如何运行，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家们对这些问题并不熟悉。具有知识和信息优势的经济学家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比如，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正在取得相当的进展，一部分企业初步具有了活力，一些企业正在迅速成长，这与学习现代经济知识是分不开的，与经济学家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二是直接参与一些政策咨询、建议，甚至通过政策的制订，设计一些对改革局部或全局有利的规则，以推动改革。三是通过经济学知识的普及、研究，以推动社会形成共识，为制订规则提供可操作的方案，为改革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吴敬琏先生的《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这本书，使我感受到一个经济学家的社会良知。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吴敬琏著，三联书店二○○二年三月二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