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罪感的消亡

　　有一次，朋友们一起谈天，一位朋友说：“我不赞成‘弱势群体’的说法，这种说法掩盖了许多社会矛盾的真实本质。”我颇有同感。同情弱者，是一种良好的品质，是中国文化人的好传统。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忧患黎元始，叹息肠内热”，乃至康有为《大同书》中讲的“不忍之心”，都是这一传统的卓越表述，它造就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是大家都熟知的。
　　但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处理知识分子和人民关系的传统：不止于悲悯，而且认为自己也“有罪”。
　　这就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常见的一种传统。
　　这种传统自然和东正教的传承有关。“原罪说”把远古以来就存在着的罪感意识绝对化、普遍化了。但是，俄罗斯文化人的罪感不纯然是宗教的，十八世纪以降，东正教传统与其时传入俄国的西欧启蒙思想，特别是“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相结合，使完全自省的涤罪观念转换为对俄罗斯普遍存在的专制压迫现象的社会反思，这种社会性反思又加深了知识分子的罪感与忏悔意识。列·托尔斯泰在《童年·少年·青年》中非常诗意地写到他十六岁的时候如何独自一个在拂晓时乘着马车到修道院去忏悔，书中对这次忏悔的内容语焉不详，但同琉清卡说的“老爷，我们和您不一样”所引发出来的对自己“生活奢侈”的想法应有关联。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常为自己的好色与狂赌而忏悔。这种罪感并不仅是一种内在的、对纯洁品质的追求，而是同意识到自己侵占了他人的生活权益的犯罪感相关。
　　在中国文化人的自叙中，很难看到这种浓重的罪感。俄罗斯知识分子献身于改造社会的事业，常常是被这种罪感所驱使。托尔斯泰在成年后经历过一次“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他梦见自己被农民给绞死了。这种恐怖成了他思考俄罗斯的苦难和实行农业改良的重要驱动力。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如中国知识分子那么“超俗”和“潇洒”，他们献身社会的行为是同拯救自己相联系的。陶渊明躬耕陇亩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而托尔斯泰干农活却没有这种飘逸。画家列宾写过一篇回忆录，描述托尔斯泰从事农业劳动的情景(《俄国作家批评家论托尔斯泰》，第368页)：
　　一八九一年八月，我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看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已经平民化了。
　　这表现在他的服装上：自制的黑色短衫。没有什么样式的黑裤子，戴得相当破旧的白色便帽。……
　　整整六小时，他不停息地用犁翻耕黑土，一忽儿走向高岗，一忽儿沿着倾斜的坡地走到沟里。
　　列宾曾试着扶犁耕地，但“连十步都走不了，真是寸步难行！”
　　后来有人说，托尔斯泰干农活只是一种“表演”。我想，能够“表演”六小时而不间断，恐怕不容易。没有艰苦的、长时期的劳动锻炼不可能扶着沉重的木犁熟练地行走于高岗与坡地之间。
　　“罪感”确乎很折磨人，竟然导致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离家出走。在中国，也有知识分子“离家出走”——走进寺庙。这是中国的“士”看破红尘的一种超越，令人钦敬。寺庙生活虽然清苦，但也恬淡闲适。托尔斯泰想去过的“另一种生活”没有这等惬意。日记载，他出走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坐在充满汗臭味的三等车厢里，“很愉快”，但是，他的衰老的身躯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天真的追求。在出走后不到十天，就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有人说，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是因为跟老婆吵架，无高尚可言。为托尔斯泰当过两年秘书的古谢夫写了一本书叫《悲凉出走》，全书用托翁的日记、书信和有关文献缀连而成。从书中可以看出，同索菲娅的冲突是托尔斯泰出走的直接原因。但是，这种冲突并非两个古怪性格男女之间的互相折磨，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还是有“价值观念冲突”的。译者在序言中说：“丈夫这边为财富、为优越的享受感到羞耻，妻子那边请来护卫，保护庄园的一草一木。附近的贫苦农民正是看中托尔斯泰伯爵善良仁慈，才有胆潜入庄园。他们哪是登堂入室公然掠夺，不过是拾点柴禾、捡点破烂而已。结果被夫人的‘卫队’逮了正着。护卫从来是好大喜功的，过度的工作热情更经常演变为凶神恶煞的搜查，甚至拳脚交加。如此处罚农民，对一家之主、宽厚仁慈的男主人形成了极大的尴尬。……不知何时，托尔斯泰内心已潜藏着一股怒气冲天的暴躁力量，憎恨夫人对财富和奢侈生活的迷恋，点点滴滴都不可忍受。道德之痛远甚切肤之痛。”
　　显然，妻子对丈夫于农民的“罪感”和他的“赎罪”行为是不予理解的。出走那天，托尔斯泰留给妻子的信中说，“撇开其他原因，我不能再继续生活在原有的奢侈环境中”。(《悲凉出走》，第220页)
　　在死前六个月的日记中载：
　　我感到痛苦的是这种疯狂的(比疯狂更痛苦的是，身旁就是农村的贫困)生活，我自己已不知道过这种生活如何活下去。
　　五月致切尔特柯夫的信中又说，他生活其间的“那个环境”，“尤其是用土地私有制来奴役人们的农村环境”“越来越强烈地”折磨他。置身于私有制，“违背自己意愿地忍受着痛苦，可说是参与了私有制”。(同上书，第45页)
　　六月的日记：
　　贫穷的痛苦感觉——不是贫穷，而是人民的屈辱与闭塞。革命者的残忍与疯狂是可以谅解的……因为是饥肠辘辘、衣不遮体、累死累活的奴隶。我受不了了，想逃走。(同上书，第52页)
　　再早些，二月的日记，“我二十多年来一直憎恨我的产业，我不需要它，也不可能需要它”。(同上书，第14页)
　　“不能再继续做掠夺者”、“不能继续生活在奢侈的环境中”这个念头折磨了托尔斯泰二十多年，并由此强化了他同妻子、家人原有的性格、精神冲突，最终迫使托尔斯泰走上不归路。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
　　把约伯的痛苦和快要自杀的托尔斯泰的痛苦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约伯喊叫是那种在生活中失去了一切，成为人们中最不幸者的受苦人的大喊叫。而托尔斯泰的呐喊则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员融为一体。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痛苦中，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俄罗斯思想》，第139页)
　　别尔嘉耶夫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值得注意。托尔斯泰的罪感不是个人现象，他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突出代表。只要想一想在俄罗斯文学中，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的“忏悔的贵族”、“忏悔的知识分子”的系列形象就知别尔嘉耶夫所言非虚。
　　原罪学说是同忍从联在一起的，在中世纪它曾使被压迫者变成驯服的“羔羊”。但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逼人的社会问题使许多贵族知识分子从忍从中爆裂出来，以上帝的名义预告“末日审判”的降临。即便他们笔下的主人公表现得极其谦卑、委琐时，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读出革命的激情。而且他们明白，“末日审判”中被审判者包括他们自己。勃洛克说：“在俄罗斯这种人很多，……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被遗忘的女人的日记》)
　　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对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条件下，艺术家们对于罪恶的自我忏悔促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而到达社会与人的心灵深处。对人的灵魂的深层表现，使俄罗斯文学超越英、法、德，成为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没有这种“罪感”意识，就不会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力作。托尔斯泰晚年的《复活》有点儿像报告文学，但是，没有深沉的罪感意识，这样尖锐、有力的“报告文学”也是写不出的。
　　中华民族拥有众多的慷慨悲歌之士和卓有才华的诗人、作家，但是，却缺少足够深刻的社会批判型作品，原因何在？论者见仁见智，我总感到同中国文人的生活心态有关。中国历来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但是，当一个文化人未能尽社会批判之责时，我们的老祖宗却又设计了太多的精神安慰之法，使我们在未尽责时，也不会认为自己有“罪”。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中有一节，叫“处理情感的方法”。文章引用庄子、王弼、程颢的论述，说明：圣人“的心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这种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只要对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了。这样，圣人虽然有情，而无累”。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了错事、坏事，只要自认为是“廓然而大公”的，便可以问心无愧，不必感到歉疚和痛苦。这种思路很招人喜欢。记得“文革”结束后，有人提出“全民共忏悔”，建议大家都想想自己在这场大浩劫中的表现和自己应负的责任。这个提议，被不少人——包括参与悲剧酿造的人——坚决拒绝，认为是“错误人人有份”。有位文化人在“文革”前给领导提供了不少“小报告”，导致一些同志挨整。“文革”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鼓起眼睛反问道：“在那个环境里有什么办法？”中国有一句极深刻的话语：“任何个人的历史行为，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但由此导出每个人都把个人的过失挂在“社会历史”这棵树上，由此而求得情感上的“无累”，这是不是对历史、对民族负责？一个社区、一个企业把某件事情办砸了，亏损几千万，死伤上百人，往往找不到责任人。虽然有人“检讨”，但检讨的人也不特别难过。想必也是把自己看作“镜子”，自己的罪责并不是自己的，而是种种客观原因造成的。
　　去苦求乐是人的本能。背负着“罪感”生活实在是件痛苦不堪的事。于是，从古埃及起，就有了“替罪羊”的仪式——让无辜的羊为人抵罪。这种办法又被引入社会生活。在险象环生的政治漩涡中，“替罪羊”的故事层出不穷地敷演，只是羊换成了人。到了十九世纪末，西方日益进入现代化社会，随着“上帝已死”的告白和上帝、耶稣形象的转换，自由成为新的上帝。宗教自由主义者别尔嘉耶夫说：“我仍然忠实于自己对自由的热爱。现在我依然这样想，平等是形而上学的空泛的思想，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自我认识》，第214页)“同情心和自由存在着冲突，这是上升和下降的冲突，同情可能导致放弃自由，自由可能导致没有同情心。”(同上书，第61页)“我在自由中是积极的，而在怜悯中则是消极的。……我很少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同情心，很少帮助受苦的人，很少减轻他们的苦难，我的同情心被封闭在自己之内。”(同上书，第58页)。别尔嘉耶夫有着托尔斯泰式的坦白，他终究还有良知，也就不可能完全消除个人的罪感和责任心。他坦白地承认，在尼采与托尔斯泰之间，他时常倾向于托尔斯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摧毁各种乌托邦建构成为热潮，在摧毁乌托邦的同时，必须摧毁相应建构起来的各种“神”，托尔斯泰亦在其中。英国人保罗·约翰逊写了一本叫做《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年)的书，从“另一视角”考察知识分子，颇有新意。其中《上帝的兄长》是专写托尔斯泰的，大意是说，托尔斯泰年轻时荒淫狂赌，品德顽劣；成年后狂称“爱一切人”，实际上一个具体的人也不爱；抛弃“奢侈生活”是谎言，参与农活是为了照相。在最后的岁月中“充塞着猜疑、怨恨、报复、狡诈、背叛、脾气暴躁、歇斯底里以及褊狭卑劣的行径”。(同上书，第162页)文章前半部揭露青年时代恶行部分，大量使用托尔斯泰《日记》和《忏悔录》中自暴其丑的记述，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后半篇则自取所需，甚至信口雌黄，把这个精神偶像涂抹成了善于伪装的恶棍。
　　为了过无罪感的快乐生活，这一切都是必要的。
　　但是，社会上，犯罪的事实依然在敷演而且有加无已。现代科技改善着人们的生活，但并没有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在地球的这一边按一下电钮，在地球的另一边就可以有大批的无辜平民惨死。一部分人过上了上帝也想像不到的奢华生活，另一部分人为每天的口粮而忧心忡忡。失业、贫困、饥饿、残杀触目皆是。但是，时过境迁。俄国知识分子大声疾呼的“谁之罪？”的质询已经不再时髦。现在的人们，只是在罪行发生后，向可怜的受难者发放一点救济物资，用以表现人类尚未泯灭的悲悯之情。
　　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日记中写道：
　　昨夜我想，要是能明确划出邪恶职业的界限来就好了。……应该区分清楚，谁是真正的贼和强盗，谁又是像贼似的生活。把真正的贼和强盗从其他人中区分出来，明确指出他们活动的罪恶、残忍和可耻。(《悲凉出走》，第4、5页)
　　顽强寻求正义与邪恶的界限，是托尔斯泰的悲剧性格特征之一。他总是学不会《安娜·卡列尼娜》中那个风流女人蓓脱西的绝招：她在劝慰安娜时说：“你知道，同一件事情可以从悲剧方面去看而变为一种痛苦，也可以单纯地甚至快活地去看。也许你太偏于从悲剧的方面去看事情了。”其实，托尔斯泰完全不必把自己看作是“掠夺者”、“农民贫穷的制造者”。相反，他可以把自己视为“土地的辛勤管理者”和“著名的经济改革家”，一个给农民谋幸福的人。如果能够这样想，他就不会终日被痛苦所折磨，生活再奢侈，也会觉得愉快而幸福。
　　我还听说过这样一个科学试验：一群金鱼在水里乱游，将其中的两条鱼的神经中枢切除，再放入水池，这两条鱼变得出奇的勇敢，无所畏惧，因而成为群鱼的首领。
　　如果有位外科医生，能够把人的神经中枢切除，而又让人能够勇敢而愉快地生活，这位外科医生一定会被人类推举为新的上帝。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480.00元；《俄国作家批评家论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1.65元；《悲凉出走》，古谢夫著，章海陵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13.00元；《俄罗斯思想》，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版，1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