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可以没有观念，这样的想法是耸人听闻的，因为它违背我们对哲学的基本信念：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智慧就是爱真理，而任何真理都是以观念形态出现的。于是，我们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起点：智慧不可以离开观念。但是，现在问题的实质是，哲学对所谓“观念”有一种特定的理解倾向，也就是“理念”，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概念”式的思维方式。现在，我们大着胆子做出这样的区分：古希腊所定义的哲学不能和智慧划等号，世界上早就存在没有“观念”的智慧，它从来就不曾，也不应该冠之为“哲学”，它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我在最本来的意义上称它为“失落了的智慧”。一百多年以来，西方人的智慧(观念、话语、重逻辑语法的文字等等)已经使我们患了“失语症”，中国质朴而机智的智慧传统随着汉语的西方化倾向而渐渐消失。但是，我们要寻找，要拯救，那里才是我们最后的根，有我们最后的自信。
但是这样的自信难道还要仰仗外国人吗？我之所以如此说法，是因为我手里这本法国人两年前写的书，书名就是《没有观念的智慧或哲学的另一面》。这样的提问是对我的一种诱惑，我不讲是个陷阱，而只想说，这个西方人在接触了中国古代智慧后，知道了那些与西方智慧不同的东西，而我在看到这本书之前，就写过与本书相似的话，真不知道是我，还是这个法国作者会更惊讶！我与他本立足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想法接近是比较“差异”的结果。
作为一篇短文，我只能奉献给读者一些碎片，它们，确实不是什么“观念”。中国古人的智慧躲避“哲学”，这智慧的真实痕迹已经被我们或经意、或不经意地涂抹掉了，因此，想重新抓住它就特别困难。这智慧不对西方精神说话，“存在”、“是”这样吓唬人的字眼(遗憾的是，“being”已经是我们的学术离不开的概念)是洋人强加给我们的。洋人给了我们一大堆枯燥无味的观念，我们祖先的智慧本来是充满情趣的，巧妙的。为了找到它，得做一次艰难而快乐的冒险：我们在这里“上路”——这就是“道”(路)的本意，一个洋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我避免称它为“概念”)，任何把“道”(路)理解为“观念”的想法都走了岔路，庄子的《逍遥游》告诉我们“道”其实不过是空闲，无拘无束，它向每一条路敞开。没有观念的智慧，就是没有束缚的智慧，观念只是束缚的另一种说法。
我们没有变来变去的“观念”哲学史，一个观念就是一个立场。一个说出不同立场的哲学家就是“原创性的”吗？但是，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其实这不过就是在原有的“皱褶”上再打一道褶子。再正确的立场也不过就是一个立场，中国古人的智慧却在于“没有立场”，孔子就对他的学生说，有四件事要牢记：不要有占先的观念，不要有先定的必然；不要固执己见，不要一个特殊的我(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载《论语》子罕篇)。这是极聪明的态度：它对各种可能性都宽容(没有道德形而上学的“应当”)。换一种说法，叫做不偏不倚，这是苏格拉底不可能有的智慧，因为它绝对不是一个观念，而是模糊的一片，说也说不清。它好像说了什么，但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就是道家的空或虚。
虚则隐，像似一个黑洞，躲藏着最大的灵活性，技巧、策略、诡计。这是些“碎片”，编不成理论话语，因为它总在暗处，话极简练。《论语》只像似劝解，不是苏格拉底式的布道。中国古书多为批注，为写在边缘处的意见，躲避正文，不似柏拉图式的理念。我们古人的智慧只有“只言片语”，老子庄子孔子莫不如此！熟悉中国古代经典的读者不难体会，我们抓不住那些文本表达的观念，因为文中有太多的迂回(旁敲侧击)，它们可以有数不清的方式宣布什么是“道”，但是却巧妙地回避了什么是道本身。这样的著文和说话风格是洋人永远理解不了的，即使他的中文很好，能读懂听懂中文字面上的每一个意思。究其原因，在于著文或说话者并不是在为某个概念下定义。我们还是以“道”为例，经典只是举出许多与“道”相似的例子，打比方，或者隐喻。
隐喻的直白说法就是绕弯子，这也是中国人办事、技艺、恋爱、谈判的方式。它的奥妙首先要归于汉字，对此，鲁迅先生在《中国文与中国人》中借用一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之口有一番绝妙的描述：西洋人著书时认为模糊是劣等的文风，中国人恰恰相反，认为这是美妙文雅，而且愿意培养它。虽然高先生有与中国人交谈的能力，但是他完全不理解普通中国人之间的谈话，更不用说是中国上流社会的谈话，于是感叹道：“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鲁迅则以不无讽刺的口吻说，“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糊。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高先生是洋人，他只是抒发感受的事实；鲁迅是五四时期的人，他是从白话文角度批评汉字的模糊(以下鲁迅又说中国文化和艺术传统是两面光，或者中庸，就像京剧中的花旦，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但我却反其意而用之，模糊正是“没有观念的智慧”。
我绝无埋怨鲁迅之意，他是那个大潮的领路人。从文字到文化，白话文运动倾向于洋文的“有用”(只言片语的古文被扯长，有了整齐的语法和逻辑)，在文化现代化方面功不可没。但是，这个有用的过程不就是“翻译”的过程吗？古人的“模糊”被“翻译”成清晰，古人在经典上划的道道被掩盖了，使得我们只能追忆。但是，埋葬了模糊的道道，去给汉字注音，骨子里的模糊与迂回却是挥之不去的。我认为，中国传统智慧的魅力与优雅就在于，它并不明明白白向你讲道理，它的机智总是隐藏着，通过暗示，话里有话，总有更多的东西(言不尽意)在里面，等着敞开，而很少锋芒毕露，不对着干。它是“无用的”？其实它无所不用，有最大的“用”，里面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体现在政治上，中国传统的权术恐怕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它恰恰在于其隐蔽的方式。这智慧的特性在于其阴险，它的外表永远是和谐而冠冕堂皇的；而在内部，则千变万化，相机而行，伺机而动，诡道无行。这智慧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偶然性，而绝不墨守一定之规(没有原则，不在乎立场。换句话说，可以有任何立场)。体现在中国文化上，其特点为“柔”，而非“刚”，这方面的成语极多，反映了民族性格。即使现在，中国智慧的传统也使它的政治运作方式极难西方化，投票选举是希腊雅典的民主传统，而后又有近代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它的精髓是简单地用票数回答“是”或“否”(这其实是一种逻辑的或公开的处理方式)，而没有为迂回或模糊性(不公开性)留下余地，这极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操作习惯，故极难推行，或只有变味的实行。我不得不再次提到鲁迅，他的文章看着极过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得中国传统文化真传，其神妙莫测的“骂”(用这字为生动，其实就是讽刺)功昭示着鲁迅文确实就是中国魂。最有力的讽刺技巧绝不是直白的“国骂”，而是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明虚实掩，以致以退为进，预设埋伏，就和《孙子兵法》里打仗之谋略一样的，所以有韧刀般效果。
中国古人写文章的传统回避一览无遗，避免通用的语言(显示某种观念的套话)，有“余”才能迂回，以致回味无穷，我们古代的诗画字歌乐莫不如此。这和以上的有话不直说，政治上的间接技巧是一样的。它执意不外露意图，以利于曲折变向，所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国文化是“隐”的文化，这才是它的博大精深之最好注解。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学者往往把中国传统智慧的机智当成需要加以克服的缺陷，这免不了总是拿西方观念对照的结果，使我们在蒙哄中用那些“概念”思维，由于中国的智慧几千年不用“概念”(观念范畴逻辑语法之类)，以致我们今天用起它来很是生硬，这也许是一条岔路；另一个遗憾是，西方人一直轻视中国人的智慧，认为即使不是野蛮的，也是蒙昧的，要由他们来启蒙，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叶及二十世纪，他们中的先觉者(这很庞杂，队伍也渐渐扩大，有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说不清的后现代文化倾向)终于悟到了自己传统中的巨大不足。有趣的是，上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所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这些先觉的西方人有巨大的诱惑，但是我否认他们真能理解中国的智慧，他们不是通过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后得到启蒙的，“问题”是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出来的。但是，旁观者清，它给我们多种启示：我们还远没有挖掘出中国智慧的博大精深，对习惯于概念或观念思维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的智慧不啻一片异域，历史经历了遥远的迂回，就要踏上一条陌生的路。它是大路吗？我却宁可称它为海德格尔式的“林中路”，它消失在荆棘中。这也就是中国现在正在走的路，虽然我无法描述它最终的样子，但是我却相信中国人的智慧。
行文至此，我突发痴想，就是在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智慧中的幸福感问题，在这方面，一个中国人与一个西方人之间是难以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人在哪一种智慧中会感到更幸福(这又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陷阱)？我漠视“全球化”这样的提法(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个观念)，更愿意守着差异，我在差异中感到了幸福。虽然我不想投票，但还是可以比较一下异同，西方智慧的特色是“刚”(威严肃穆冷漠，直来直去，讲究原则)，中国智慧的本色是“柔”，只有在它圈子内的人才知道它的亲近和情趣，但也容易不讲原则。可是，我既想要中国式的幸福，又不想失去原则，怎么办呢？万般无奈之际，冒出了老祖宗的古训，中庸之道好！
(Fran
ois Jullien
Un sage est sans idée ou l'autre de la philosophie，Editions du Seuil，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