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让知识富于人性和情感

　　女性主义研究的兴盛是二十世纪不可忽视的学术文化现象。它起源于当代女性主义运动所谓“第二次浪潮”的政治风暴，因此可视之为女性主义向文化界、学术界的进军；同时它又诞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西方的反主流文化浪潮之中，带有很强的反主流文化意识和批判意识，因而常常被归类为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与女性主义在其他学科的表现相似，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最初集中于对这一学科中女性及相关问题的无形化、边缘化的批判，继而逐步过渡到对整个学科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批判，并试图提供建立在女性经验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
　　在女性主义之前的社会学中，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被大大地忽略了。她们一般仅仅出现在像家庭、生育、性等较为狭窄的研究领域之内，正如在实际生活中女人的空间仅仅局限于这些所谓个人、身体和家庭等私密领域一样。因此关于女性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处于边缘的和不为人重视的位置。
　　正当女性主义从女性和性别问题着手进入社会学研究时，作为一门学科建制和知识模式的社会学本身也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方面，六十年代刚刚从战后的绝望与憧憬中走出来的西方世界又重新受到阶级冲突、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的困扰，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政府、反现存制度的巨流，并使青年人成为反叛文化的主体。他们在知识精英的引导下对战后社会进行了不懈的批评，使以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运动在整个西方社会以及思想界和文化界愈演愈烈。在美国，帕森斯时代所推崇的那种社会稳定和进步的意识形态假设受到了普遍怀疑，曾经雄居霸主地位多年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衰落，也显得无能为力。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在《即将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一九七○年)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质疑，进而倡导建立一种“反思社会学”来取代代表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传统社会学。
　　另一方面，从学术和思想领域看，六十年代以后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等思潮的兴起，也使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模式基础的实证主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对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重新审视、批判和尝试成为社会学家工作的一个当务之急。
　　华伦斯坦等人在谈到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时指出，对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的依赖已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普遍趋势，这导致学科各自独特方法论的削弱以及学科之间多方面的重合，因此要寻找学科之间明确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每门学科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从而导致人们对学科内部统一性以及学术前提合法性的怀疑(华伦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各种各样跨学科的东西便在这时应运而生，女性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
　　谈到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就要提到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社会生活与社会科学的女性主义观点》。书中收集了当时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主要批评和新见解。编者米尔曼(Marcia Millman)和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在那篇著名的导言中列举了在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批评和分析，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经典。
　　女性主义认为，由于社会学中某种传统的界定模式的运用，有关社会研究的许多重要的领域被忽略了。比如社会学的主导模式重视男性所关注的社会结构和理性行为问题，忽视女性所关注的社会现实及情感问题。社会学集中在公共的、官方的、有形的或戏剧性的角色扮演者和情景定义上，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无形的或不太戏剧性的社会生活领域则被搁置一边不予重视，而后者正是女性参与最多的场合。由此我们不仅冷落和歪曲了女性的活动，而且也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因为我们忽视了其最基本的进程，即在非正式的、个人的网络与正式的、官方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学假定男人和女人处在一个“单一的社会”里，从中可以概括出对所有参与者同等适用的普遍性。然而女性主义认为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比如同一个婚姻就对丈夫和妻子构筑出不同的世界，同时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在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中，性别被视为是与某些社会现象或行为无关的因素而没有被考虑在内，但实际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如职业的选择中不考虑性别因素就无法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社会学总是以解释现状、为现存的权力分配结构提供合理性为目标。女性主义则提出社会科学应该以探讨必需的社会变革、鼓励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更富于人性的社会为己任。社会学不仅要分析女性生活的现状和受压迫的原因，而且要关注她们生活质量的改善。量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情景往往系统地阻碍了某些信息的发掘，而这些未被发现的信息对于问题的解释来说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方法论的假设和技巧可能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得出有问题的结论，因此女性主义倡导在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尝试。
　　传统社会学总是把家庭作为一个私人空间而排除在主要研究领域之外，女性主义对此提出了猛烈抨击，指出家庭无时无刻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预，它体现了社会的权力结构，同时也将不平等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在女性主义看来，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以及与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之间的对应，是基于“生理决定论”的一种文化诡计。它预设了男人和女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现有角色分工和地位的合理性，也为社会学将女性及相关议题排除在外提供了理由。
　　女性主义对作为社会学传统框架基础的公共与私人的两分法提出了挑战。社会学中男性及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一向被视为是公共领域而赋予重要性，而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被视为私人领域而遭轻视。公私领域的分野与男女角色的分离相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家庭的意识形态，也规定了社会学研究中孰重孰轻的排序。女性主义对工作和家庭等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指出传统的工作和家庭概念是依据男人的职业和组织特点来界定的，基于公私二元论的意识形态。其实无论是家庭内外的工作的组织都受到父权制的性别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双重影响；男人不是家庭中惟一的挣钱养家者，女人也不是在经济上难以独立的依附者；两者并非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
　　社会学传统模式的核心就是对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追求，这一目标直接来自实证主义。女性主义是实证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们认为，社会学虽然标榜客观地描述社会世界，但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在三个领域都会受到价值的侵扰：一是选择被研究的问题时，二是决定用什么方式进行研究时，三是对所收集的资料和发现的证据进行解释时。事实不会自己说话，因此研究过程中价值的作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学家以科学为名，宣称研究过程不涉入任何主观的价值倾向，实际上是在借此帮助维系一种使女人居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所谓的客观性是代表男性特殊利益、观点和经验的男人的客观性。关于这一点，加拿大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斯密斯(Dorothy Smith)的批判最为激进，她认为社会学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统治所需的概念霸权的一部分，它代表的是男性的所谓社会普遍性，它不仅仅缺乏“科学”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社会学的概念和模式可以视为这个社会统治实践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使女性的被压迫和从属地位得以延续的帮凶。
　　斯密斯明确提出了女性主义社会学就是一种“为女人说话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women)”(Smith，1987)，所谓“为女人说话”并不是指惟一地只为女人而排他，而是指从外在于统治关系的女性立场出发来解说社会和社会关系，把女性所在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问题的源泉。她认为，传统的社会学是一种适合于男人的结构化的抽象知识模式，由于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女人被迫呆在家里，外在于男人的统治机构，无法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抽象的知识。此外，现有的社会学运用的是一种围绕男性模式形成的语言，这样一来就使得女性无法充分地参与到社会学中。因此有必要重新组织社会学家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将研究者置于其具体的情境之中，把研究者自身的经验作为构成其知识的首要基础。斯密斯倡导一种始于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的情境化的反思社会学。与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的社会学不同，这种社会学将来自不同地方的女性经验、不同的社会关系或同一关系的不同方面带进人们的视野当中，它采用的是一种生动的、开放的、动人的和多产的方法，这里没有权威正统，只有存在于不同研究话语中的创新。来自女性立场的这种研究计划总是反身性的，它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既作为研究者，又作为参与者。
　　可以说女性主义的知识转变最初始于填补鸿沟阶段，即纠正性别偏见以及创造来自女性经验的新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主义发现许多鸿沟都是由同一原因造成的，即现有的范式系统地忽略或抹杀了女性经验或性别制度的重要性。这种发现促使女性主义重新思考他们各自领域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女性主义在发现和填补社会学知识的空白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这些工作证明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存在着系统的缺陷。但是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就学科基本范式的重构这一问题上取得的成功则要少得多，斯塔塞(Stacey)和梭纳(Thorne)失望地称之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革命的缺失”(一九八五年)。她们认为，相对于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女性主义社会学既被主流社会学所吸收，同时又被其孤立，作为一个整体的学科其主导范式则没有发生根本的转换。女性主义研究将女性置于知识的中心，作为研究的主体和行动者，这一策略使得女性的经验从无形变为有形，这在历史、文学和人类学中都相当成功，然而在社会学中却出现了更多问题。原因或许是因为社会学的传统主题既不像人类学那么性别敏感，也不像历史和文学那么戏剧性地男性中心。
　　在这一悲观的“女性主义社会学革命缺失”论发表之后的十几年里，女性主义在对社会学框架的挑战和重建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可以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享受合法研究和与同事的共同合作，获得令人尊重和重视的学术生涯。斯塔塞担心这样的成功潜伏着新的知识和政治危险，女性主义者可能会因此丧失获得反学科性语言和研究问题的热情和冲动，或者更少参与到越轨的知识革新形式中去，从而挫钝批判的锋芒和公众的可理解性，而这些曾经是女性主义知识革命计划的一部分。另外，后现代话语的兴起使女性主义更加关注女人之间以及女人和男人之间差异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关于女性主义话语的统一模式遭到怀疑。因此在十年后斯塔塞和梭纳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学中依然缺失女性主义革命吗？》的文章中，她们把所谓“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革命”看成是自我矛盾的、有缺陷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假定智识上的革命是通过独立的学科完成的，并且把现有的知识分界看成是完整无缺的，这样一种定义学科结构的方式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女性主义提倡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并且将政治旨趣与思想旨趣结合起来，反对知识普遍性旗帜下的男性中心主义。随着后殖民话语、酷儿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等的产生，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理论革命”——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框架的转换——的重要来源，它超出了学科界线，成为文化研究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而英国社会学家斯坦雷(Liz Stanley)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前景则抱着更加乐观的态度。她认为，近些年来社会学已经为当初不受欢迎而被逐出这一学科的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基础，而且反实证主义之风已经对社会学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今天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应该将女性主义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置于同一个批判的平面上，将知识视为情境化的、索引性的和竞争性的东西，强调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差异并反对运用所谓变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这是为了避免女性主义研究中两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一是女性主义尽管宣称追求平等的目标，但在研究过程中常常抱有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把作为研究者的女性(“我们”)与作为被研究者的女性(“她们”)分离开来，形成一种知识内部的等级体系；二是关于“女人”这一概念的普遍化抹杀了在性别压迫中不同女性群体经验的差异和多样化。斯坦雷等人相信，想要对知识界产生激进而永久的影响，就必须深入到知识生活中最核心、最基础的层次，也就是开展有关知识社会学的讨论。通过这种认识论的探索，知识将最终获得一张具有人性的脸和一颗富于情感的心。
　　(Millman，Marcia & Kanter，Rosabeth Moss，1975，Another Voice：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Life and Social Science，New York：Anchor Books；Stanley，Liz & Wise，Sue，1983，Breaking Out：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