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生活”，看到的，与没看到的

　　王安忆近年来的小说，叙事日趋舒缓，事件不多，但是在场景上停留的时间相当长，在一个追赶超的时代，王安忆似乎不惮于比慢，她细笔勾描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做工、煮饭、缝纫；市场、街道、商店，每一样日常劳作以及与日常生计相关的器皿物事，王安忆均怀着极大的热情与兴致，将其细细勾勒，反复描画。于是就像《长恨歌》的“琐碎叙事”最终烘托的真正主人公是上海，她近来的小说，如果要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人公的话，那就是“生活”。这个生活不是上层阶级的生活，而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自《长恨歌》之后，王安忆的目光进一步下移到普通劳动者身上，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与生活以及其内含的精神品质与审美蕴味，经过王安忆的观察、提炼与想像，成为她近期小说重要的精神资源与美学资源。
　　这种“生活”美学的追求在王安忆为上海作家作品选《女友间》所作的序里表达得非常清晰：在提及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写作如何在日复一日冗长的生计中提炼出精神的价值给她的启示时，王安忆感叹道：“‘看看生活’，我们会看吗？艺术其实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生活布满了雕饰，观念呢，也在过剩地生产，又罩上了一层外壳。莫说是我们软弱的视力，伸出手去，触到的都是虚饰。看看生活，我们看得到吗？”在这里，王安忆表现出了对于这个充满虚饰与假象的时代生活的怀疑，包括王琦瑶式的上海小姐的时尚，那么，王安忆所要找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她找到了吗？这个“生活”，是否足够支撑起她现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或者缩小一点，仅就小说而言，这个“生活”能否帮她达致叙事的圆满？
　　在一些短篇如《王汉芳》、《比邻而居》、《民工刘建华》中，王安忆勾勒出一个劳动的或者生活的场景，她对于劳动与日常生活细腻的观察与感受，提供了一个远离咖啡馆、酒吧这些“现代”生活表象的视角，王安忆悉心体味的，是一种诚实劳动与生活的扎实与愉悦，在对劳动者劳动与生活过程的仔细描绘中，王安忆流露出了由衷的赞许。王安忆似乎在普通平民这里找到了她的“生活”：“在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从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它们嵌在了巨变的事端的缝隙间，因为司空见惯，所以看不见。然而，其实，最终决定运动方向的，却是它们。在它们内里，潜伏着一种能量，以恒久不移的耐心积蓄起来，不是促成变，而是永动的力。……它们，便是艺术尽力要表现的。”王安忆精心营造的这个生活美学是有深用意的，对当下生活与文坛普遍存在的消费主义，如果不说是批判的话，至少是构成了对话。在短篇中，王安忆确实让我们触摸到生活毛茸茸的质感，并且体会到一种基于朴素劳动的人生观美学。然而，一旦王安忆以这种本质化的“永动的力”作为其架构长篇小说的主角，尤其是她最近一部直接触及当代的长篇《上种红菱下种藕》，这种所谓“永动的力”显然不足以应对与解释当下复杂的中国现状，这使得这部长篇的叙事显露出难以克服的裂隙。一方面，是王安忆细致捕捉的在绵长生活中的“永动的力”，另一方面，是触目惊心的家园的污染与破坏。王安忆忠实于她的艺术感性，并没有刻意营造出一个生活美学的乌托邦，然而她似乎也不知道现状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永动的力”显然并不一定保证美好的生活：空气日渐一日混浊，水已经不能饮用，家庭结构的破坏(小说的女主角秧宝宝就是个寄养在别人家的小女孩)，小镇弥漫着不安定的气氛等等。小说的叙事在两条线之间各行其是，一边唱着挽歌一边唱着赞歌，这使得这部长篇矛盾重重，也多少削弱了王安忆这一阶段所精心描画、勾勒、肯认的“生活”美学的力量的说服力。
　　《上种红菱下种藕》叙事展开的三个活动地点是沈溇、华舍、柯桥。沈溇是江南最小的村级单位，土地已经被大量占用来修路、建厂，村里青壮年也纷纷出去做工业和做生意，剩下的就是妇女和老人，这个村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空壳，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以它不可阻遏的进程正在或已经摧毁这个江南水村原有的经济、家庭与文化结构。故事的主角、九岁女孩秧宝宝的父亲原也在柯桥镇做轻纺生意，现母亲决定和父亲到温州进一步开拓事业，于是把秧宝宝寄养在华舍镇上的一位退休教师家。小说以秧宝宝的眼睛为视角，让每日放学后游荡在华舍镇上的这个小女孩踏遍了镇上的角角落落，老街、新街、本地人、外乡人，一幅江南小镇风情画于焉展开。但我想王安忆野心绝不仅于此，她有意用这么一个懵懵懂懂、正在成长的小女孩为转变中的中国做见证，也许是因为她觉得中国正和这个小女孩一样，一切都正处于过渡中，事情到底是好是坏，(比如，“工业化”是“进步”还是“非进步”；进步是进谁的步，什么在进步？利润、生产总值、生活方式？)往哪个方向？如何说明与解释这些变化中的事物，赞美或是诅咒，价值判断要放置在怎样的立场？她本人同样深感困惑。
　　仔细考察王安忆所倾心的“生活”美学，实际上是建基于人与土地、人与环境的相和谐上的。江南水乡传统的较为安定愉快的生活方式仰赖于江南的劳动人民与自然环境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相互依存的亲和关系，土地和河流供给资源、人们通过劳动得到收益，整个生态的流转相当平衡，没有过度困窘，也没有过度开发。这种王安忆所赞赏的“谐和平衡的美”一方面要归功于江南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但同时它也取决于人们对自然、生活所采取的那种合理、平和的态度。但显然，提供这样心态的社会大环境已经改变，整个时代处于躁动的、大开发与大挥霍的氛围中，人们被“发展”大潮裹挟着身不由己地向前赶，惟恐一不小心就“落后”别人，“落后”社会。秧宝宝一家也正处于这样的时代漩涡中。在论及夏介民这个在这部长篇中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王安忆近期意识形态之矛盾的人物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王安忆所竭力表现的“生活”美学的代表老公公。
　　老公公是个辛劳了一辈子的农人。现在呢，老了，干不动重活了，可还保持着劳动的习惯，在后院种葫芦、养鸡；他给自己大半辈子辛勤的犒劳则是早上背个小篮装上自带的点心去喝茶。在老公公的生活方式里，有一种诚实劳动养成的自足与自尊。小说不是写了嘛，老公公可是个讲礼数的人，他借住在秧宝宝家的空房，虽说是帮秧宝宝家看房子，可是他照样把结的第一个葫芦、鸡的头生蛋送给秧宝宝作为报答。这些东西既是他劳动的果实，同时又是他确认自己价值以及和别人建立互助互敬关系的凭借。传统乡村伦理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一个以诚实劳动为核心价值的劳动者结系与建设起来的。原本老公公可以善始善终，可是他不幸遇上一个旧有生活体系与文化价值正在土崩瓦解的时代，使得他像一个遗民活在时代的新农村。老公公做寿材的举动在村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年轻人觉着公公背时，人家在造黄金屋，他好，做棺材！上岁数的却觉着公公有远见，自己亲手打点好去路，定定心心地走，多么有归宿。”(这两种不同的反映已经隐含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取向)也遭到了以村干部为代理的现代性“科学”话语与发展制度的阻挠。这个现代性科学话语以火葬/土葬、科学/迷信、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为运作，具有无可争辩的真理性，发展则以占用耕地为名，强制性令其迁坟(另一方面，发展又可以允许占用大片土地拿来建设收费性灵碑灵位的坟山，尤其是这几年大中城市豪华型、收费不赀的灵场，只因为后者的经济收益可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为“发展”添砖加瓦，而前者只与个人的生活方式相关，于“发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小说里老公公的抗争非常有意思，他把门关起来，拒绝这一套宣讲，兀自唱着那首小说篇名“上种红菱下种藕”由来的歌谣：“状元岱，有个曹阿狗，田种九亩九分九厘九毫九丝九，爹，杀猪吊酒，娘，上绷落绣，买得个溇，上种红菱下种藕，田塍沿里下毛豆，河郌边里种杨柳，杨柳高头延扁豆，杨柳底下排葱韭，大儿子又卖红菱又卖藕，二儿子卖葱韭，三儿子打藤斗，大媳妇赶市上街走，二媳妇挑水浇菜跑河头，三媳妇劈柴扫地管灶头……”这首歌可说是老公公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写照与象征，在这平白如话的歌谣里，蕴藏着人与自然、人与劳动、人与人相知相关的一种特别动人的美，它不仅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这也就是王安忆念兹在兹，要在写作中尽力挖掘与存留的“生活”：“这平直的歌调里，拼力挣着一股劲。”然而，在现代性国家机器的面前，老公公最终也没能完成他“安居”在土地的宿愿。我在这里不拟讨论土葬、火葬哪个更“进步”，或更“合理”(这有一个考量的取景框与角度问题，牵涉到特定的社会背景、经济利益、文化假设、社群传统等等)，而只想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指出一点，现代性“发展主义”是以掐断在地性的自然、历史与人文脉络，而将千差万别的个体与世界纳入一个统一性、单质化的“进步”历程为目的的，这个进步与发展往往以“科学”的管理、理性、效率、经济产值的单一衡量标准来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规划，而常常忽略了这样的发展在什么意义上改善人的生活，符合人的需要？发展是否只是经济发展？谁在发展，谁被牺牲？是不是以发展的名义就一定是无可置疑的？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个体的安身立命，比如老公公以及像老公公这样的弱势者？
　　李老师家的闪闪也是王安忆欣赏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责的普通劳动者。小说里同样满怀热情地写到了她的劳动场景——闪闪为幼儿园孩子缝制演出服：“闪闪是个手脚利落的人，只听见剪刀刷刷地响，裙片，绸带，一件一件飞向沙发。最后，剪毕，手一撸，将剪下的碎布残片，一把握起，纠成一团，桌面就干净了。然后拉过缝纫机，坐下，手扶转轮前后推几下，噔噔上了皮带，伸手到沙发上扯过一幅裙片，两边一合，嚓嚓嚓地踏起来。裙片飞快地从针板下走过去，走到头时，下一幅裙片又两边一合接上了。”王安忆这一阶段的小说，特别能在劳动中发现美感，也特别擅长书写劳动，包括农业劳动，手工劳动，前者有老公公扎葫芦架的那段优美描写(第54页)，后者则是闪闪的手工艺活。这些劳动在王安忆看来，由于它的自然性质，因而是较符合人性的。但是正如“生活”一样，王安忆同样存在着把“劳动”抽象化的嫌疑。劳动绝不只与劳动者相关，前现代的劳动与现代的劳动方式，并不只是它们哪个更为“自然”的问题(两者都可能对劳动者造成压迫)，它还牵涉到生产关系、劳动制度、报酬安排、市场制造的需求等等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就像闪闪后来开的画廊，她的那些巧手制作的手工艺品，并不因其所具有的创造性、艺术性而受到市场欢迎，反而是她自己自嘲为“画面孔”的化妆术受到了小镇女性的热烈拥护。消费主义的流风之下，画张明星脸拍张“艺术照”成了小镇女性的时尚，闪闪看重的手工制作受到了冷落，自己不以为然的化妆术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这个制作手工艺品的劳动与为人化妆的劳动存有区别吗？化妆术是自然的、符合人性的劳动，还是非自然的、违背人性的劳动？这里隐含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比如发展主义、消费主义与劳动的关系)多多少少让王安忆“自然”、“人性”的“劳动”观落入了一个暧昧的境地。
　　这个王安忆近期小说的主角——“劳动”与“生活”“永动的力”在夏介民身上更是体现了种种症候。秧宝宝的父亲夏介民同样是个“勤俭、刻苦，又精明”的劳动者，他从一个农人变成一个生意人，很难说是他的主动选择，因为种田已经不可能，他就以农人的苦吃苦做开始他的生意生涯，凭着他的刻苦，也蚂蚁搬家地做起来了。但是，他付出的代价是背井离乡、家庭的被拆散，以及多少违背王安忆和谐合理的人性形式的生活方式。这在夏介民一家住旅馆的那几章(第三十——三十三章)突出表现了出来。在一段辛苦奔波的日子之后，夏介民就要找机会犒劳自己一下，那么，他所能想到的休息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高消费。他订了柯桥最豪华的宾馆最豪华的房间，租了一箱碟片，准备足不出户享受三天。在这三天里，他们一家三口的活动就是在宾馆里吃饭，唱卡拉OK，看碟，请人到宾馆来打牌与吃喝。最后，整个房间像开膛破肚一般，显出一片狼藉、疲惫与消沉。他们似乎也没有在这样的消费中得到真正的愉悦，还不到退房时间就匆匆退了房，“只想早走早好”，王安忆写道：“这个房间叫人多看一眼就会心烦，还会难过。因为，确实在里面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可是，非常短暂。”这就是挥霍性的消费主义的真相了，它并不能提供实质性的身心满足。在当代中国，它与发展主义相辅相成地构造着中国人的生活，人们陷入了发展——消费——发展永无安息之日的追逐中。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以物质财富的占有量、以“快乐”的消费构造出富裕/贫穷、发达/落后的对立项，然后以此来确定人的社会等级，如此一来，被刺激的对物质财富的渴求、对消费的欲望就永远像那个吊在驴子之前的胡萝卜，永远有人比你更前进一步，更富有、更发达，你就只能像那只驴一样，拉着沉重的磨盘不停向前赶，但永远赶不上，而且，除了那个悬在空中的胡萝卜，你再也没有其他追求，其他满足，其他想像了。夏介民以其农人式的本分也免不了四乡流传的致富神话的诱惑，他从沈溇到柯桥再到温州，何尝不是为了这个时代人们趋之若鹜的黄金梦。可是，这样的生活，真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吗？他拥有一家团圆的天伦之乐、宁静愉快的心境吗？然而除了以辛勤、刻苦加入这个发展大潮中，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王安忆越是强调他们的胼手胝足、吃苦耐劳的“劳动”美德与精神，越没法解释小镇生态、人文的破坏与衰败，因为这一切根本就是搅和在一块的，那些工厂主、生意人，他们的“劳动”既是小镇发展的原因，也是破坏的原因。而背后主控的，则是整个社会更大的结构性因素——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权。
　　小镇日复一日地受污染，老街被挤成了一条缝，新街则是千篇一律“社会主义繁荣的小乡镇”，原有的依循先天的自然与地理资源形成的经济结构与人文环境已不复存在。按照GDP标准，小镇确实“发展”了，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吗？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呢？(由于水质被污染，小镇上的人不得不买瓶装水，于是，对水的消费反而又一次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夏介民走了，闪闪要去杭州发展，秧宝宝从沈溇搬到华舍转眼又要迁徙到绍兴，人们在现代性的结构里匆匆流动着，似乎已经不太可能和土地、环境建立一种根的联系。问题倒不在这种流动是好是坏，而是：什么在促成流动，流动是主动还是无奈？(比如镇上的那些外来工，他们同样是由于国家发展政策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内部殖民被迫从发展的边缘[西部]向中心[东部]流动的。并且，按照发展主义的逻辑，这种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将会不断再造。)在这个发展与流动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环境成本，还有发展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比如家庭结构的破坏，社会安全、福利保障等。见二十章、二十一章小镇上出现的“不太平的气味”。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只是略微触及了一点外来民工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与安定问题。)人们也许有必要在你追我赶的脚步中稍稍驻足一下，回到沃勒斯坦在《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发展是发展什么？是谁或什么实际上得到发展？谋求发展的背后是什么需求？它与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是什么关系？
　　王安忆在她近期的创作谈中非常强调小说艺术的“肉感”，她认为观念常常是靠不住的，而“掩在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之下，切实可感的生活肉身”才是真实可把握的：“这肉身是一个具有着自给自足的功能的存在，它比观念有力，有平衡协调的性质，因它具有着自然的源泉。”王安忆说得没错，文学艺术确实是从感性出发的，然而，“生活肉身”是否一定是“自给自足”、“自然”的，这是颇可怀疑的，正像我们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所看到的，王安忆一再精心描画、揄扬的“永动的力”同样挡不住时代的挤压与形塑。王安忆一面痛心于小镇的败坏，一面又不时地拿出这种“永动的力”作为安慰、盾牌与立足，叙事在这两者间徘徊游离，使得整部小说显得相当不和谐。对现状的把握最终影响了小说结构的完整。
　　感性是让我们对世界保持新鲜敏锐发现的有效手段，但是它与观念一样是把双刃剑，它可能让人洞见，也可能让人盲视。缺乏全局的认识与对事物深邃的思考与洞穿能力，感性就可能流于表面、肤浅与平庸，当代中国文学的无聊性多少跟当代中国作家一窝蜂“跟着感觉走”的肉体崇拜有关。王安忆以她坚持不懈的精神探索与这股潮流拉开了距离，但是，近来她对“生活肉身”的过度强调与信任同样妨碍了她对当代中国结构性的视野与洞察，由此削弱了写作上的锐气与力度。这个“生活肉身”的陷阱，是王安忆不可不警惕的。
　　(《上种红菱下种藕》，王安忆著，南海出版公司二○○二年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