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留给二十一世纪的文化遗产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最有光彩的人物之一马寅初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马寅初先生虽然去世二十年了，但余音尚在——他一度被辱没的智慧之音，永远使后人警醒。一九九八年，国内经济学界将《新人口论》推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随着时间的推延，我们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马寅初的价值和《新人口论》的影响力。
　　人口学研究兴于百花齐放，衰于万马齐喑。回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前后后、风风雨雨，令人难忘的还是马寅初老先生的一身傲骨，真可谓：巍巍乎高山仰止，滔滔兮大江东去。一九九二年我到浙江嵊县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到马老的故里参观，感慨系之，曾提笔留下了这样的心声：“绵绵青史，几个男儿是丈夫？巍巍高山，一篇雄文与天齐！”多年以后，感佩之情丝毫不减的我乐意再补上这么两句：“百年苍茫，豪气如虹胆似剑；日月如梭，惟君春色独艳艳。”
　　将马寅初先生看作是一个人口学家不如说是经济学家更为妥帖，只是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使他不能不关注建国初期的人口问题并进行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尽可能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但考虑到学术的承继性，我们可能会认为：《新人口论》在学术的原创性上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么强。
　　首先，关于节制生育的主张，我们不必追溯太远，只要翻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刊杂志，就能发现：类似见解在在皆是。譬如，一九○四年《东方杂志》一卷六号转载《警钟报》文章《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认为“人满之患，深可太息”，并主张限民求治。一九一八年，陈长衡出版了据称是最早一本论及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中国人口论》，并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人口问题，不能靠革命，只能靠节育。这种见解虽然有人口决定论之嫌，但主张节育的态度却非常明确。社会学家陈达于一九三四年也出版了《人口问题》一书，并认为在当时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途径(移民、工业化和节制生育)中，“最有效的办法，实恃节育的推广”。其实，到一九四一年秋，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人口政策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主张有：“国家不应当也不能够鼓励无条件及普遍地增加人口……凡做父母的人，应当考虑到家庭与社会的利益，然后决定他们自己应该生养儿女的适当数目。再则，儿女数目的决定，可以因父母的技能与收入而有所不同，并且也要考虑到民风及社会财富的一般情况。”
　　建国后，政府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人口过多的挑战并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譬如，一九五三年八月，邓小平在全国妇联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倡节育”，并指示卫生部收回一月十二日发出的禁止进口避孕药和用具的通知。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提到：“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一九五四年五月，邓小平再一次明确指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周恩来在《应该有计划地生育》中也明确提出：“有计划地生育，人口有计划地发展，不但可以使人民体质更加健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是有作用的。”长期研究人口问题的陈达教授在《新建设》一九五七年五月号上也发表过《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的文章，其他像费孝通等知名学者都发表过主张节育的观点。如此看来，说是马寅初在建国后率先提出人口控制的主张是不公允的。马寅初的伟大与其说在于其观点的创新性和正确性，不如说是因为敢于为坚持真理而放弃北大校长等名利地位。
　　其次，关于提高人口素质，严复在早年就认为扭转习俗的关键是开发民智。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这方面更是取得了大家公认的成绩。四十年代的人口政策委员会也主张迅速设立机构从事人口品质的研究，同时建议着重于消极优生学与积极优生学两方面的探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只是限于当时动荡的局势，未及很好开展起来。但有关的主张毕竟是提出来了。
　　那么“新人口论”到底新在什么地方？马老自己的观点是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不同——“马尔萨斯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在我看来，马老的观点新就新在对人口控制的实现方式做出了新的选择，马老的主张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节育，而且是社会范围内的生育控制——“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不过马老的主张还是采取温和的、渐进的、人道主义的办法，即首先是普遍宣传避孕，然后是修改婚姻法，最后的办法则是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已经树立起人本主义计划生育的大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我国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疾风暴雨式的计划生育运动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这个思想。
　　虽然马老不是提倡节制生育第一人，但他的观点比较系统和切合实际。以往的学者主张的节育基本上是局限于家庭范围内的思考，却很少想到社会、政府该有什么样的作为。至于节育的方式、措施和途径，当时的学者也论述不多，实际上在追求多生、生男的生育文化框架中，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而马老是从消费与积累等诸多矛盾的框架中来看待当时的中国人口问题的。马老深切的爱心使他关注到了高生育率对妇女的羁绊和危害问题，实际上这与时下所倡导的生殖健康和“妇女问题是生育问题的中心”这样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重要的还在于，马老提出了开展人口普查等可操作的建议。这些都有言前人之未言的贡献。
　　马寅初事件表明，并不存在纯粹的学术环境。学术与政治从来就是相关的，甚至是全方位的。譬如，谈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口学研究兴起的原因时，陈达先生就认为：“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对社会问题有广泛的见解，所以鼓励着大家对人口问题研究的兴趣。”学术要保持的只是自己的品格——这就是史学大师陈寅恪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而不是说不去影响政府的决策或者相反。“价值无涉(value－free)”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种主张甚至是壮大科学力量的障碍。
　　在我的理解中，“马寅初精神”的实质就是“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赤子情怀，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的学术追求，就是“管尔东西南北风、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学者品格。正如马老自己所陈述的：“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刀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从不考虑个人和名利，我只考虑国家和真理。为了真理，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近年来，费孝通先生主张的“从实求知”也是这个意思。这种精神并不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暗淡，反而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愈加弥足珍贵。“马寅初精神”是人口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科学的尊严和科学的力量都是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中孕育和展现的。
　　走笔至此，不能不使人想起伟大的爱因斯坦在悼念同样伟大的居里夫人时说过的一番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这是学术创造的人格要求，是从个人修为的角度来说的——坚持真理有时比发现真理更加难能可贵。百年学术是薪火相传、去粗取精、发扬光大的历史。如何薪火相传，要坚持一个原则：学者是社会的良心，是独立的存在，独立的声音，是社会问题的观察家和批评家、是社会理想的设计者和实践者。马寅初的胜利是意志的胜利和人格的胜利，我们在新的百年里需要继承的与其说是他的学术思想，不如说是他的风骨和精神。
　　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一定是倡导学术民主、坚持科学理性的社会，因此如何创造一个自由的、尊重科学的学术生态环境就变得相当关键，这是从社会的角度说——否则类似马寅初的悲剧就很难完全杜绝。正如朱厚泽先生所热烈呼吁的：“你真想让科学发达、技术不断进步吗？那就着力营造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吧，那就切实地推进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吧。”
　　这可能是今天我们反思五十年代中国人口学研究兴与衰那段历史正反两方面最重要的两点启示了。
　　在新的世纪，我们面临的已经是“后马寅初时代”的人口问题，需要解决的不是简单地论证人口控制的必要性——实际上这已经是国人的共识，而是要为适度、有效的人口控制提供最新的科学支持；与此同时，也是进行必要的历史反省、对生育率急剧下降所付出的代价进行补偿的时候，是如何认真对待计划生育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时候。
　　我们还需追问的是：面对马老，面对《新人口论》，我们究竟是多了一份骄傲还是多了一份惭愧？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人口科学要有自己的未来，要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历史的地位，就要打破任何意义的话语霸权，坚持马寅初式的话语权——说真话的权利，基于对事实的尊重和对历史的责任，继续发出自己的光热和声音。这也许是最好的纪念。
　　(《新人口论》，马寅初著，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第一版，9.00元；广东经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第一版，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