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失败的政策成功的软件

　　凡提及当今世界的信息技术，人们不禁会想到印度并感叹印度软件业的飞速发展。当中国人认定世界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并将经济发展视为“重中之重”时，面对印度软件出口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在二〇〇八年将达到五百亿美元的骄人成绩，赞叹之声是自然而由衷的。
　　现今的大量报道，一般都将印度软件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归纳为政府的大力支持、重视人才培养和普及英语等。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大错，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偏偏是印度重视软件业、事先储备了相关人才并普及了英语呢？将印度历届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解释为有先见之明，显然缺乏说服力，储备人才则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普及英语甚至需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因此，这个问题可能比人们想像的复杂得多。
　　分析自一九四七年独立后印度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就不难看出：印度软件出口在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印度历届政府一系列“失败”政策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失败政策，是指被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普遍认定是错误的，并给印度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后果的政策。
　　印度软件业的成功，首先是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长期“过分投入”的结果。独立后的《印度宪法》虽然因为十分强调“平等”而被印度人称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但印度在世人眼里，也在实际上，一直是一个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国家。其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两个世界”，即“富人世界”和“穷人世界”，高种姓、受高等教育的人、说英语的人、有钱的人、掌权的人几乎可以划等号，他们组成了“富人世界”，高等教育作为保障“富人世界”的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手段之一，历来受到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视。印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大量投入，使得印度的高等教育被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数一数二，以“印度技术学院”(IIT)为代表的高等学府跻身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行列，这在客观上为IT业储备了大量人才。对于大批工程师努力寻找工作机会甚至大量失业，印度社会早就习以为常，并就这种“过分供给”对政策制定者提出过大量的批评。
　　其次是“人才外流”现象的结果。人才外流现象，是印度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严重问题之一，这部分地是由于(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落后于西方，部分则是因为印度政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公正方面的政策。比如，印度南部各邦政府为低下种姓在政府、教育等领域实行“保留”名额的政策，本来旨在“将下面的人拉上来”，结果却由于保留比例过高将部分高种姓成员挤入了商业和工业领域，也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专业人士移民美国(Zoya Hasan，“Transfer of Power？”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01－11－24)。但正是这种以美国硅谷等为外流目的地的现象，使得班加罗尔逐渐成长为印度的硅谷。当人们“在硅谷的任何一家新建公司中肯定能闻到咖喱的味道”时，该行业的最新思想不断流回国内，促进了印度软件业的起飞。至今，印度优秀年轻专业人员大量流向西方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有趣的是，据有关机构(如Nasscom)的数据，计算机专业人员离开印度的人数越多，印度的软件出口也越多。
　　再次，是印度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封闭”经济政策的结果。印度利用外资的历史远远长于中国，但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跨国公司的强硬态度，也是世界著名的。他们不仅以“有一只苍蝇”为理由赶走过“麦当劳”，还因与IBM在公司所有权比例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于一九七七年将这个世界计算机王牌赶出了印度。当时的印度专业人士认为，这给予了印度的信息产业致命的打击，但实际情形正如印度最著名的“信息系统”公司总裁那拉亚南·穆迪所说，是真正有助于印度自己的软件业在一九九〇年“开放”经济后的蓬勃发展。(Romila Thapar(ed.)，India：Another Millennium.Penguin Books，New Delhi，2000，p.215)
　　最后也是与印度政府一直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政策密切相关的。作为英国殖民者留给印度的遗产之一，英语一直是(也只是)印度上层人士的语言，即官方、高等学校和司法界的语言。独立后政府虽然规定印地语为国语，并声称鼓励地方语言，但由于“两个世界”的存在，印度政府的行动只是加剧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由于就业的需要，绿色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富农”、利用政府“保留名额”得到教育机会的低种姓和“不可接触者”种姓中的幸运儿，也开始了英语学习的艰难历程，他们在那些祖祖辈辈说流利英语的“上等人”面前，永远有一种无以言状的自卑。英语继续在实际上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加固了“上等人”的特权地位，也的确使印度(在世界舞台上“代表印度”的人)在与西方国家交流过程中没有语言障碍，为计算机软件的编写和编写过程中的语言交流提供了保障。
　　上述一系列政策之所以被印度社会认定是错误的，主要在于这些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给印度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仅以高等教育的“过分投入”为例。研究印度高等教育的舒适度和豪华度与初级教育的巨大反差，人们有理由相信，印度高水平大学和人才是以牺牲基础教育为代价的。调查表明，一个地区的小学注册、初级教育的质量、学生保有率和辍学率等，都是由种姓等级、阶级地位(也包括学生性别)所决定的，或与之密切相关的(Rekha Kaul，“Accessing Primary Educa-tion”，EPW，2001－1－13，此文所根据的是在卡纳塔克邦的田野调查)，学校教育的制度性缺陷使得贫民窟的大批儿童(甚至家长能支付学习费用的儿童)根本不能上学。广大低下层人民缺乏基础教育的结果是，到一九九〇年印度的男女文盲率仍高达38%和66%，即使到二〇四〇年，印度也不可能消灭文盲。据世界银行估计，印度的文盲人口将构成世界文盲总人口数的54%(孙培均等编：《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中国城市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第26页)。
　　未进学校的孩子作为童工走进了矿场、小工厂、手工作坊或路边小食店，繁重劳动使他们在工作二十年左右(即三十岁前)就可能完全失去劳动能力，低廉的工资使他们的孩子只得重复前辈们的经历(见Neera Burra，Bron to Work：Child Labour in Indi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政策的辩护者将广大人民缺乏起码的教育以及童工等问题，完全归于经济欠发达，但同期比印度更欠发达的国家如朝鲜、中国的经历，却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辩护。印度童工生活的这种恶性循环是印度许多下层人民的生活写照，它使得社会上的多数人长期没有最低的生活保障并且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希望，因而也没有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热情，这是今天印度许多问题(包括此起彼伏的教派冲突)存在和恶化的根源。
　　当需要对印度的经济成功或者失败进行解释时，经济学家往往研究这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对贸易、财政收支、金融、兑换体系等的影响，也会注重经济结构、地理地形、自然资源等等问题；社会学家则提倡在解释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前景时，更多地考虑到其长久的经济停滞的“根源”，注意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社会准则、文化、信仰、心理和社会互动状况；历史学家则提醒人们记住印度历史的悠远，并希望站在较远的时间上观察和解释今天的问题。从马克斯·韦伯一个世纪前的命题开始，解释印度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精神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就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学家(特别是西方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印度经济长期“停滞”更多的是由于其文化和观念，这并非是要否认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而只是更重视研究更大范围的和全方位的“政策”，特别是与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相关连的那些政策。
　　造就印度软件奇迹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不仅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印度自古就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制社会，长期存在的种姓制度限制了广大低种姓人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得以发展的机会，甚至剥夺了“不可接触者”种姓的种种权利。这种由印度教所提倡、由印度教法律所规定的等级制度，至今仍然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印度社会，也随之影响着政府的各种政策。(《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邱永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自从独立后的印度将“义务教育”写入《印度宪法》中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中，印度社会已经为普及教育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年又通过了《印度宪法第九十三次修正案》，将十四岁以下孩子受教育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有印度知识人士认为，在一亿多适龄儿童没有注册进入小学，而百分之六十的孩子在八年级时又早已辍学的情况下，使教育成为“基本权利”几乎没有意义。但我们起码应将这种方向的确立视为一个进步的象征和希望。问题在于，在一个普遍地将不平等视为理所当然的等级制社会里，任何与促进平等相关的政策，无论是从哪一方面入手的，都可以被信奉不平等的政策执行人所断送，或在一定程度上夭折于相信天命的大众的心中。
　　印度赶走IBM等跨国公司的做法，对于一门心思吸引外资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总体而言，印度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速度和力度普遍地十分佩服，也普遍地将印度的开放相对缓慢甚至人们的抵触，解释为民主制度下达成共识所需要的时间的耽误所致。政治制度的差异确实是我们在比较中印经济改革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但历史文化的差异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其实，印度的跨国公司恐惧症，是近代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时间统治印度所造成的后果之一。以最短的时间计，从一七五七年决定印度命运的普拉西战役，到一八五八年英国的《印度法案》规定女王派代表“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管理印度，印度的政治经济外交命脉完全掌握在一个“公司”的手中！今天印度对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怀疑态度，也是由于印度曾以“殖民地形式”与世界经济接轨。独立后的印度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对外国利益的服从，也摆脱了外国资本的控制，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印度知道与世界经济某种形式的融和是不可避免的，但历史的教训又使不少人坚信，如果印度再次作为一个低技术的原材料供应者，作为一个高技术高收入的制成品的市场，而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就是重复殖民地式的经济接轨，结果可能是印度永久性地处于不发达状态。如果人们能在义无反顾地“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努力过程中，适当地考虑一下印度这份矜持的原因，也许不无好处。
　　分析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并非要说明政府政策“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是更好地认识政策的弊病以及其中的历史文化原因，这也许利于出台更“好”的政策。我倾向于将社会发展看作一个整体工程，因此主张将发展中的任何一环或一个方面与整体发展结合起来考查。这样我们将看到，上述造成印度软件奇迹的错误政策，在给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反过来严重阻碍了软件业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在计算机和软件技术发展的鼓舞下，印度决心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成为“信息技术超级大国”。但是，在新近的研究中，印度学者所发现的印度信息技术存在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印度软件大部分是出口，即主要依靠国外的市场；其出口品种比较单一，主要依靠的是软件服务出口；出口规模的扩大还有待于印度本身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相关规章的改变。(Chandana Chakraborty and C.Jayachandran，“Software Sector：Trends and Constraints”，EPW，2001－8－25)更为严重的是，印度的信息产业并未真正融入其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K.T.Joseph and K.N.Harilal，Structure and Growth in India's IT Exports，EPW，2001－8－25)。统计数据表明，印度的信息工具普及率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国相比存在很大差距，除了每千人拥有的报纸数略高于中国外，其他如收音机、电视、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和上网人数等，均排在末位。印度大面积的贫困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好解释，西方国家因此有“泥足支撑的印度软件繁荣”之说。
　　许多人坚信比尔·盖茨所说的印度“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我们则更倾向于将此“论断”理解为从纯技术的角度看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支撑印度软件出口的是西方经济，阻碍印度软件业发展的却是国内环境，而减少贫穷和文盲，改善经济状况，最终增加内需包括对软件的需求，将是异常艰辛的长征。印度上一任财政部长重复邓小平的话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他的下任却深刻认识到了发展的艰难，因为他“发现”印度存在着三种经济：即“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信息经济；砖瓦和泥浆为代表的旧经济；以老牛车为代表的更陈旧的经济。就在第一种经济正在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发展的同时，第二种经济也在调整时速努力向前，而最后一种经济甚至还没有离开车站。”(阿久纳·拉纳瓦，《走向辉煌》，载《亚洲新闻》周刊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一日)订单的踊跃使印度软件出口在目前仍呈现出一片光明前景，但人们可能很难想像一个有着大约五亿文盲的大国，一个大批人连衬衣肥皂也买不起的国家，一个宗教冲突频繁的国家，一个许多人仍然将妇女视为二等公民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信息技术超级大国，当然也就很难想像一旦出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缺乏国内支撑因而也缺乏回旋余地的印度软件业，会有怎样的前景。
　　将印度软件业放在社会整体发展之中考查，不仅要求我们重视印度的经济、科技和自然资源等“硬国力”，也要求特别重视那些“软国力”的方面，特别是社会凝聚力和整合力。在一七五七年那场决定印度命运的普拉西战役中，孟加拉征服者克莱武仅以三千人和八条枪，就以包括制造阴谋、收买印度人和战场上小对峙等方式，“打”败了拥有七万人四十门大炮五十条枪并占尽天时地利的印度首领，最好地解释了当时印度的“一盘散沙”状态。观察今天的印度，并不缺少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工程学知识和技能、医学知识和技能等等的拥有者，相比之下，真正比较缺乏的，可能是全社会中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宗教团体、不同地区、不同种姓、不同性别的一些最基本的共识，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或形式去共享、交换、融合社会财富，并在整个社会需要时或某些领域、某些人群特殊需要时，调整和加强这种功能。这种状况的存在，如果再加上政局的持续动荡、教派主义和种姓主义造成的社会动乱，以及贫困失业的恶化，可以认为：虽然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要像印度人希望的那样，使印度高科技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印度软件业的未来发展，出现“有太多的古典音乐天才但没有乐队”的情形，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文化观是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的，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九十年代印度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印度人对于跨国公司、外资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正随着其经济的逐渐发展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而改变。印度“反对不平等”的斗争，在将来也许会最终战胜人们“潜意识中进行的反对消除不平等的斗争”，最终确立一种提倡平等的文化观。同时，国家政策也应当是整体性的和灵活的，上述印度软件业的经验也许可以说明，没有哪种政策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二〇〇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