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盒”中的日子

　　二○○二年十月中旬的那天下午，我在清华大学东门对面的一个小区里，找到了盒子咖啡馆。咖啡馆的外观毫不奇特，乍一看还有些中规中矩。推开狭窄的小木门，里面的陈设却让人刮目：墙壁长长的书架上摆满各式各样的书，略显昏黄的灯晕下，是敦敦实实的木桌，敦敦实实的木椅。看上去它似乎更像是一个书店。站在书架旁，随意翻动上面的书籍，或者选定一本随即坐下来阅读，都不必担心有人过来打扰。至少，店内的服务生不会过来，不会尾随在你身后。他们静静地守在服务台，等待你。如此倒给人一种难得的安逸感。
　　其实，这种安逸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在那张几尺见方的长桌上，摆放着几个手工订制的牛皮纸本子，封面的手写方式不尽相同，但文字是一样的：咖啡日记。它们按时间顺序摆放着。咖啡日记的作者，是曾光顾于此的人们。其中有慕名而至的异乡过客，也有三天两头没事就过来坐坐的常客。他们随手留下的墨迹，毫无保留地描绘了各自的心情，关于爱情，关于友情。有趣的是，有人还随心所欲又不失文雅地勾勒一些线条细细的图案，还有人会把对恋人的絮语、对朋友的留言写在上面。如同一个家庭留言簿，又或是一个情感的漂流瓶，难以想像，一本朴素的咖啡馆日记竟汇集了如此之多的风趣和浪漫。
　　咖啡馆的夹层，是一个袖珍型的小放映厅。二十几个座位，屏幕前是一张稍大的桌子，恰好可用来做论坛。来自“录影力量”的代表们早已端坐其间，十多名年轻的男女成员看起来都是满带蓬勃的朝气，而且彬彬有礼的样子。虽然一时间的交流在语言上还有些不便，但这时，纪录片作品无疑已成为最好的连接纽带。于是，也终于有机会欣赏到了来自香江的纪录影像。
　　“录影力量”是香港著名的民间摄影组织，成立于一九八九年。在领军人物郑智雄的带动下，专注于对社会运动的影像记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他们与香港工会教育中心、新妇女协进会等民间团体、社运组织合作，拍摄出了《一个工会的诞生》、《笼民系列》、《学校与人权》等十多部代表性作品。至一九九五年，一部记录“金轮事件”的作品《大祸临头》，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荣膺该年度香港独立制作大奖。此后，便有越来越多的影像爱好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加入了进来。他们相继完成了《大祸临头》的续篇《怎能没有您》以及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比如反映居留权问题的《万语千言》。新生力量的加盟，进一步实践并发展了“录影力量”的诸多理念。
　　作为一部对“突发事件”进行跟踪拍摄的作品，《大祸临头》显然没有刻意的雕琢与拼凑，它是以一种无与拟比的迅时性与震撼力赢得了成功。人群，标语，警察……恼怒与冲击在画面上尽览无余。这样的场面不由让人联想到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标志性作品《三里冢》。《三里冢》因成功记录了东京郊区三里冢一带农民反抗为修建成田机场强占耕地的活动，在纪录片界至今盛誉不减。《大祸临头》中的“大祸”，是指香港房屋署要清除建在金轮大厦楼顶上的天台屋，而天台屋已有十多年历史，政府一直默认它的存在。突然下令拆除，又不肯给居民提供妥善的安置条件，居民们在社工的组织下对房屋署的行动进行了公开抗议。官方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他们的报道缺乏客观的态度，言辞偏颇而又浓墨重彩地对居民的形象进行了歪曲。“录影力量”的郑智雄一边继续拍摄，一边将自己所拍到的被媒体置之不理的事实，展示给不明真相的民众看……此后不久，便有许多正义的人们及社会组织前来声援，其中还有因类似事件经抗议而获得安置的荃湾居民。抗争一直持续，然而在四月份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黑暗降临了。在机动部队的镇压下，居民们不得不撤离家园。到“六月三十日，居民已露宿街头五十四天”。片子由此戛然而止，空留一种淡淡的忧伤。相对于冠冕堂皇的大众媒体，《大祸临头》显然属于“不一样的声音”。诚如作者在总结这部片子时所说，“我和录影力量的朋友都明白，重点不在‘这是真的’，而是究竟用什么论述角度”。其实，值得称道的不仅仅是它的公正立场，还有支撑这一立场的创作者的敏锐与胆识。
　　吸引我的另一部片子是《胼手胝足》。这部作品构思独特而又巧妙。开场十分钟，出现在画面上的人物只有一个：农民彭叔。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后，直至结束，被拍摄者依然只有彭叔。此间，彭叔耧地时不远处曾有两个过路人的身影晃动，但被作者置为毫不重要的背景。就这样，镜头没瞄向主人公任何的亲人、邻居，以及同他们的任何联系，甚至都不肯给出彭叔所生活的一个稍大范围的环境。观众看到的，只有彭叔劳作时那一块块的菜田；听到的，只有手持摄像机拍摄的作者阮勋和彭叔之间的对谈声。然而，作者就是用彭叔的劳动以及他们的对话完美地结构了这部作品。
　　虽然没有纪录片中惯常具备的情节线、故事性，但《胼手胝足》并没有因此造成艺术上的缺憾。相反，作者和彭叔的对话传递了另一种更直接的信息，更富有启迪性。可以做这样的判定，作者是以“城里人”的身份出场的，看到彭叔直接用手抓农药，她会惊讶地问为什么不戴手套、这样对手不好之类的话；而彭叔则不然，几十年的农民生涯，已使他的血液融进了这片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土地中，同时他又时刻对自己农民的身份加以提醒确认：“阮勋(作者)悠闲，彭叔劳累”，“四十年农民，你说惨不惨”。“胼手胝足”是彭叔常常说到的，他以深刻的劳动体验感悟了个中滋味，他用更为通俗的“手脚并用”四个字来诠释这个词。交流在对话中不断深化、延展，他们由手上的除草剂谈到当前的蔬菜环保问题，由渔农部门的科学种菜谈到自然种植的好处……有趣的是，“拍纪录片”的问题也被谈及。彭叔不解作者阮勋为什么不惜胶卷拍个不停，阮勋则不无认真地回答说，“就是要记录彭叔多少时间种一样菜”。与其说，这是一个城里人对农夫的访问，至此，倒不如说是两个劳动者之间的亲密对话。无论拍纪录片还是种菜，一种勤恳认真的态度总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录影力量”的认真也无法不让人叹服。他们随行带来的三本书画册，分别是关于三部纪录片的，都是作为纪录片活动影像之外的极好补充。其中一本关于纪录片《大祸临头》的《金轮抗争：从天台到八楼》，收录了参加居民运动并参与拍摄人员的反思文章。在这些长短不一的文章中，他们用真切的笔触，深刻而犀利地对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做了剖析。其中涉及到对自己角色的认证、对居民声音的倾听等问题。显然，他们并不希望仅仅作为正义者、帮忙者或是过客。在“后语”中，他们扪心自问：“金轮之后，我们又在做什么？”这种不依不饶的自我责难，已远远超越了惯常意义上的责任感问题。与此相照应的是，“录影力量”所拍摄的纪录片，居于第一位的观众是被拍摄对象，他们绝不肯忽视被拍摄者的真实存在，居民的家也往往成为最理想的放映场所。他们试图通过录像的展示，鼓励观者拿起机器，拍下周围有意思的事物，挖掘生活中的真实声音，从而实现一种录影力量的贯彻与渗透。于是，在他们开设的“工作坊”中，无论街坊居民，无论学生长者，都有机会成为“手持摄像机的人”。尽管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些至今仍被我们津津乐道的“话语权”“边缘化”等问题，实际上与此并无多大的牵连，甚至是相去太远。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咖啡馆完成了此次活动的最后一场放映。片目是清一色的大陆纪录片作品，而且是新作品，有的甚至刚出炉就在媒体上已盛名流传。遗憾的是，看过片子后，却感觉实在难以让人恭维。第一部是《公共场所》，飘忽不定的人物，飘忽不定的风格，连创作者的意图也在流离中迷失了。如果说有一条贯穿的行动线，那也只是对公共场所简单而机械的位移而已。印象较深的一组镜头，是在人们走入舞厅门口时。掀开油篷布，几乎每个人都在突然间发现了正朝向自己的摄像机，几乎每个人都在刹那间流露出了逃避的意图，然而事实又是那么的无奈……现在想来，那种生硬与隔膜依然让人如鲠在喉。但或许，这就是作者所理解的纪录的真实罢。随之放映的《公共空间》则引起了观众的全面喧哗与质疑。这是一组命题作文式的片子，大概有十部，每部不过三五分钟。这些片子，除一两部略呈亮色外，余者大都滑稽无聊甚至是龌龊不羁。这里说的“龌龊”，主要是在形式方面。有三部片子不能不提。一部是在北京郊区的某露天电影场，剪辑片中主人公有关金钱与爱情的三句对白，在观者耳边轮番灌炸，一遍结束，一遍又来，如此循环绝对不下十次；另一部以城市街心一块注有“passer”(过路人)商标的大广告牌为背景，对这一范围内的过路人进行拍摄，没有故事，没有对话，有的只是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匆匆走过而看不出任何表情的行人；还有一部则把固定机位的拍摄做到了极致，通片只有一个镜头，就是玻璃窗子，以及透过玻璃看到的天空，企图用蓝天和白云的轻微变化暗示着时间的流动……事实上，这些纪录片作者自以为高明的做法，非但没有产生出任何新意，其形式感的畸形追求，反而凸显了一种创作力及想像力的苍白。结尾处字幕显示，这是专为平遥国际摄影节创作的一组献礼作品。全场又是一片哗然。好在接下来放映的《江湖》没有延续这种沮丧与失望。由于对“大棚歌舞团”的紧密跟拍，片中人物的种种境遇尽在现场，使得这部作品流溢着生活的困顿与不安。长达两个小时的片子，牵引了观者的视线与思维，而时间也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
　　放映结束，主持人告诉大家，晚上会有一次关于纪录片的讨论，有关作者将光临现场。机会难得，我却选择了退出。说不清为什么。但当时萦绕在心头，甚至在不经意间都有可能迸发出来的一句话是：“关于纪录片，我们还能说些什么。”有关纪录片的话题，我们已经说了太多太多，结果却依然如此。或许，我们需要的只是反思，和在反思后永不懈怠的行动。
　　夜幕轻垂，霓虹闪烁，七四九路车来了。我没加思索，踏上了返校的路。不觉间突然想起咖啡馆里桌上摆放的“咖啡日记”，素雅的牛皮纸上，有人这样写道：“盒子是一个想像的空间，不是一个避风的港湾。”空间也好，港湾也罢，盒子，我们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