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在准确、真实、简明方面都要远胜于文字。在信息密集的社会，“图像”变成了一个很前卫的概念。人们在单位时间内要获得信息量最大、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读图”。因此无论是在科技还是在文化方面，图像的输入、读取和理解几乎就是现代社会的时髦标志。“图像”完全可以与“流行”、“现代”等量齐观。
其实今天图像的高贵是因为有3D、TV之类的技术支持和广告之类的商业支持，去掉之后它就平凡得很。在图像作为文字附庸的平面媒体时代，有文化教养的标志是“子曰”、“诗云”和ABC。虽然人人都有过图像(漫画、小人书、戏剧无一不是)阅读的经历，但多在青少年期。“读图”(除了绘画之外)怎么看怎么都意味着幼稚和浅显，这种印象在今天恐怕也不容易一下子消除。至少在传统的教育领域，图像读本就等于是傻瓜书，潜台词中既含有通俗和效率的意义，但也不无幼稚浅显的讥讽。我最近读到台湾学者潘富俊的《诗经植物图鉴》(以下简称《图鉴》)一书，却真正感受到了图像的魅力和没有图像之文字的苍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周南·关雎》)这是一般受过中学教育的人都知道的古诗，其中的意境古往今来也不知有几许人讲过。但是，能够讲清楚什么是“荇菜”的人恐怕就不多。汉毛亨为之注云：“荇，接余也。”“接余”是一种什么植物呢？朱熹倒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茎如钗股，上青下白，叶紫，浮在水面。”(《诗集传·周南·关荇菜雎》)古人讲诗向有师承，加上注解，这样基本上还是能够弄清楚“荇菜”是一种什么植物。但不知道在今天有多少人看了朱熹的解释之后能够弄清楚它是什么植物，反正我还是弄不清楚。郑玄为毛诗做笺，说“接余”是“莕”。什么是“莕”？他却没有讲。许慎也没有讲。
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容易一下子弄明白古人的注疏，那么现代学者的解释是不是要好一点呢？也不尽然。专门做过《诗经》植物研究的现代学者耿煊解释荇就是今天的莕菜，学名是Nymphoides peltatum，属于龙胆科。他有以下的描述：“叶片近于圆形，直径二至四寸，叶柄细长柔软。花金黄色，……花径约一寸，萼冠筒均为五深裂，花冠裂片上呈鐍状。”(《诗经中的经济作物》，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四年，第33页)这样的描述一般人读了恐怕也只有“荇菜”的大致概念。对植物学知识驽钝之如我者，在没有看到潘富俊的《图鉴》之前，根据上面各家的说法还是无法想像出荇菜(莕菜)的样子。《诗经》涉及的植物共有一百六十类，其中有一百一十二种都是特定的如“荇菜”、“卷耳”、“芣苢”一类的植物。可以说像这一类虽有古人注疏但今人还是不清楚是什么植物的事例在《诗经》当中俯拾即是。如果注疏再有错，那么现代的人们读这些古代诗歌恐怕就更加不知所云了。
潘富俊是学理工出身，从夏威夷大学农艺系博士毕业后回台湾，担任林业试验所的生物系主任。他有深厚的国学素养尤喜欢《诗经》。他认为《诗经》提到的植物种类繁多，“了解这些植物的分布、形状与用途，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先民的智慧和生活方式，更能贴近作者的情绪，更可以今日植物的风貌遥想《诗经》植物在迢远古代的风采”。为此，在林业试验所的台北植物园里，学者们选择了可以在台北生长的约七十种《诗经》中的植物，按照“风”、“雅”、“颂”的次序在植物园内开辟了“《诗经》植物区”，愿望就是要“搭一座自然科学与文学的鹊桥”。(《自序》)其实，这同时也是搭了一座由现代回溯远古，沟通海峡两岸文化的桥梁，而这本《诗经植物图鉴》就是这座桥梁的导览手册。
汉以后的学者整理研究先秦的文献，认为《诗》最容易读，但解释最难。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诗》三百篇，其中有一百三十五篇涉及到各类植物，因时代久远，名物难以符合。据《四库总目提要》，历代做《诗经》研究者近一百五十家，但是专做名物训诂的学者从三国时吴国的陆玑(应为陆机，字元恪，与晋陆机[字士衡]同名。此从余嘉锡说)《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到清代陈大章的《诗传名物集览》还不到十家。这些著作有的虽有图，但描摹不精；现代学者如何炳棣、屈万里、耿煊等人的著作，有的虽然解释精当，但也乏全面介绍。潘著则是一部全面介绍《诗经》植物的图鉴。《图鉴》除了囊括《诗经》全部植物之外，还有考释精当、汇通文理和图版漂亮三个特点。
我是喜欢读图的人，对图书的图像质量也较为挑剔，早先看小人书就专挑刘继卣、王叔晖等人的作品，后来图典一类的书籍看多了就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英国DK公司(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精致、淡雅的风格。爱屋及乌，在中文版方面我也就偏爱台湾猫头鹰出版社的图鉴。潘富俊的这本《诗经植物图鉴》正是由猫头鹰出版社授权，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发行的中文简体字本。它坚持了DK公司和猫头鹰出版社的彩图清晰、文字简明、数据全面和检索方便的一贯风格，首先在图像质量和编排风格上就让人喜欢。全书介绍了一百三十五种植物，除个别为三幅图片外，一般都有四幅图片，图片多达五百余张。照片为台湾著名摄影家，拍摄出版过六大卷《台湾彩色植物图鉴》的吕胜由所摄，每一植物都有多种视角，且构图用光都很讲究，他为此也在大陆各地忙碌了数年之久。这本《诗经植物图鉴》能够成书，他居功厥伟。
我手中也有DK公司和猫头鹰出版社出版的其他植物图鉴，比较之下潘著的特点就在于考订源流和汇通文理，这是以往图鉴类书籍所欠缺的。我想这也是因为《诗经》所载植物多数已不是今名，不少植物历代学者也是人言人殊。《图鉴》本是工具一类的书籍，资料的准确性当然要放在第一位，考订的工夫实际上就是《图鉴》成败的关键。潘富俊本人有植物学专业的底子，又熟悉历代注家的成果，以植物学家的眼光来考释前人的注疏，自然胜出。
例如今天的大豆，古名菽，又名藿。《诗·小雅·小宛》有“中原有菽”，《小雅·白驹》有“皎皎白驹，食我场藿”的句子。历来注家认为菽是大豆类没有问题，但是藿是哪一类豆苗，学者意见不一。例如朱熹只说“藿，犹苗也。”耿煊认为藿是指鹿藿(Rhynchosia volubilis Lour.)。(《诗经中的经济作物》，第29—30页)潘富俊在叙述大豆的起源和功用之后指出，“耿煊认为《小雅·白驹》之‘食我场藿’为鹿藿，但对照同篇前章之‘食我场苗’系指种在园圃中的禾苗，因此‘藿’在此诗中应指栽植在圃中的豆叶，而非野生之鹿藿。”这种用本证的方法得体、简明、可信。
作者对自己把握不大的植物则采取多说共存的方法。《诗·郑风·溱洧》中有“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的句子，但是“蕑”是一种什么植物，历代学者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唐代孔颖达引陆机《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蕑，即兰香草也。……其茎叶似药草泽兰，广而长节。”耿煊认为，“蕑所指何物，至今无法确定。”他认为除了有土生的春兰属(Cymbidium)、菊科的泽兰(Eupatorium japonicum Thunb.)之外，还有华泽兰(E.chinesesL.)和马兰(Aster indicusL.)的两种可能(同书，第31页)。潘富俊却首先将“兰”的语境时代揭示清楚，指出唐以前的“兰”是指泽兰，宋以后才以兰科植物(Orechidaceae)为“兰”，蕑就是生长在沼泽地的泽兰。但是耿煊的说法他仍然在词条中予以保留。
潘富俊作为植物学家很容易发现前人注疏中的问题。如《小雅·采芑》之芑，陆机说“似苦菜”，而朱熹径释为“苦菜”。作者认为芑就是今天的山莴苣、苦荬菜。苦荬菜和苦菜(又名荼，即今苦苣菜)的外形极其相似，但不同种，非植物专家和农民一般人很难区分。今天华南和台湾的乡间仍然专门有栽培苦荬菜作为蔬菜，亦称“鹅仔菜”，营养不逊于商品饲料。一般读者通过图像的比较，二者差别可以一目了然。像这一类的考释全书比比皆是。正因如此，书中除了《诗》、《楚辞》、唐诗、宋词以外，作者征引文史类书籍多达七十余种。可谓无征不信，态度严谨。
前人论《诗》之美，是因其“赋”、“比”、“兴”的手法能够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产生图像或画面联想。而今天的人们在阅读中，遇见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植物，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能够产生出那种美感，反正我是没有感觉。可以说今天人们一般不愿意花精力啃《诗》一类佶屈聱牙的典籍，的确也是事出有因。一方面是语境、名物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是身居闹市之人与自然隔膜得太久。《诗经植物图鉴》将《诗》中提到的全部植物照相记录在案，正好为现代读者架了一座理解古典文学和文化传统的桥梁。如前面我们提到的“荇菜”即今天之“莕菜”，潘富俊说，它又名“金莲儿”，花呈金黄色，开放时“弥覆顷亩”，在阳光下泛光如金，因此得名。它叶形和生态近似荷花，所以又称“水荷”。这样我们就可以想像，如果是在晴天荇菜开花的时间采荇菜，“春日、河边、鸟鸣、绿叶、黄花、淑女”，这一组图像符号联系在一起怎么能不引起“君子好逑”的遐想！
《鄘风·桑中》和《小雅·頍弁》二诗提到了“唐”和“女萝”，古代常常用二者比喻新婚夫妇的依附关系。这两样植物容易混淆，朱熹就认为女萝就是菟丝，现代也有学者认为唐是一种梨。据作者考证，唐的今名是菟丝子，女萝是松萝。菟丝子是玄
科的藤蔓状寄生植物，松萝则是松萝科(地衣门)的寄生植物，正因为它们共有的依附习性，才被比喻为女子依附丈夫。经过作者的辨析，配上植物的图版，再读《睟风·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我们对其比、兴的手法就很难不加以赞叹。
作者在解释植物时并不限于名物本身的辨析，还常常涉及文化、历史、风俗方面。《卫风·硕人》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在今天也仍然用来形容女子之美。什么是荑？荑就是初生白茅之白绒。作者同时也指出，白茅因其象征洁白、柔顺，在祭祀时也用来垫托或包裹祭品，此外它还是祭祀用来缩酒之物。所谓“缩酒”，是将一束白茅立于祭祀场所，倒酒其中象征神饮。《周礼》中有男巫“旁招以茅”呼唤四方神灵的例子。白茅之芽又叫“茅针”，可食。《豳风·七月》提到以茅制索就与盖房屋有关，台湾早期乡间民宅也多以白茅搭盖。一种白茅就这样被作者放在文学、宗教、历史、风俗多种层面上来观察，贯通了古今及海峡两岸的民俗。又比如《小雅·鱼藻》之藻，今名杉叶藻。藻在周代象征柔顺、廉洁。作者在指出周代女子祭祀以藻为祭品以示女德之后，有以下一段文字：“古代三品官以至天子之朝服均绣有藻饰，以示廉洁。由于藻为水草，因此也具有压辟火灾的象征意义。数千年来，上自皇宫、庙殿，下至民宅，都会在屋梁上雕绘藻纹，用以压制火灾。司马光《训俭示康》中批评管仲奢华作为时，曾说管仲家‘镂簋、朱纮、山节、藻梲’，藻梲即指画着藻饰的梁上短柱。”这种对《诗经》中植物的解读方法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植物学家的分内事情，倒像是一位人类学家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由表及里的解构。
很难得的是，潘富俊对于争议较大的植物照样给予文化方面的解说，而且不掉书袋。常见农作物“黍”是现代学者争论较多的植物之一。作者在考辨它的稷、纒、纓等古代异名之后，指出它在宋代以前都是中国人的主食。“孔子先食黍，以示黍为五谷之先；屈原投江而死，楚人以菰叶(茭白叶)包裹黍饭祭祀，谓之‘角黍’，为后来粽子之滥觞”。这里不着痕迹地用了《孔子家语·子路初见》和《荆楚岁时记》的典故来说明黍在中国古代食物谱系中的重要地位。像这类沟通文理，以植物诠释文化的描述可谓润物无声而使人如坐春风。
当然，作者对有些《诗经》中有些植物的解释未必都正确。例如《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他认为是今天属于蓼科的褆蓄、竹叶草、扁竹，学名是Polygonum aciculare L.。其主要的根据是郦道元《水经注》“淇川无竹”，而《毛诗》等解为笋竹，他仅存疑。淇水是黄河支流，北魏时当地无竹不等于先秦也无竹。竺可桢曾研究五千年的中国气候变迁指出有四个寒冷期，春秋战国到西汉刚好是在温暖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486页)，当时的淇川应该是适于竹子生长的。
《诗经》的时代距离今天已经太遥远，名物的变迁又使今人难以理解文献中的各种事物。不要说一般人阅读《诗经》有困难，就是专家们看了历代《毛诗》训诂的大批书目，未必就不头痛。潘富俊的这本《诗经植物图鉴》专家可能未必满意，但是他把《诗经》中的植物用科学的方法定名、分类、编制图版，“引领读者穿越过时间的走廊……让古典文学不再是冰冷的经典，而是一本平易近人的先民生活实录。”(台大森林系教授苏鸿杰语)作者利用这种“读图”识物的方式，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开启了一条通道，因其浅显和直观使走过的人常常有惊艳之感。而这本书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值得一提，就是潘富俊在图鉴中介绍了许多可以食用，而如今已被忘却的《诗经》植物。如果有好事者按图索骥古为今用一番，倒也不失其雅趣。仅从这一点上看，若有人要批评图像时代的文化浅显的话，我想这种浅显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二○○三年三月
(《诗经植物图鉴》，潘富俊著，吕胜由摄影，上海书店二○○三年一月版，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