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给农民留下一块飞地

　　访：请谈谈户籍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王：‘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可能存在于城市中的观点通过各种变形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城乡分割、城乡不平等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难，而户籍制度被认为是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无论从现实的发展上，还是从道德上都被认为是严重的问题，呼吁放开户籍制度管理的呼声一直很强烈，当然许多地方也做了许多改动。这似乎给人们一种印象，只要取消了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可以大大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就可以缩小城乡差别。
　　但是，就我的感觉而言，取消户籍制度的作用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大。主要理由有三：一、我们的农村—农村劳动转移的研究实际上就在关注这个问题，在没有城乡分割的背景下，人口的流动是不是不存在困难？结果发现，农村到农村的劳力转移，即使不涉及户籍制度问题，也存在多重障碍，其严重程度并不弱于城市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对于人口流动，大家更多地关注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关注户籍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福利制度，如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等方面的城乡差别所带来的障碍，但对于农村——农村迁移来说，这些都不存在，但是在本村人与外来人口之间仍然存在着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多重障碍。甚至村庄会创造另外一套制度来保护本村人的利益，有些人将之称为‘村籍”。所以说，户口实际上只是一张纸，重要的问题在于赋予户籍制度多少内容。比如我们现在不再赋予户籍制度以粮食供应、食油供应等内容，那么户籍制度对人们的束缚就相对弱化了。但是如果需要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人们也会创造出一些制度来。比如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有了“自理口粮”、蓝印户口等等，户口在松动，但是那些率先富裕起来的村庄却采取多种办法保护本村人的利益，排斥外来人口。
　　二、户籍制度并非是单纯的城乡问题，城市之间的流动也并不更容易。甚至几个大城市之间也是相互分割的，比如持有上海户口的人到北京也同样受到诸多的限制，许多行业不能进入。没有本地户口，不管是农村人或是城市人，都不能享受当地的各种社会保障。因此户籍问题不仅仅是城乡分割的问题，更是地方保护的问题。在北京，就劳动力市场来说，最高的与最低的基本上都放开了。最高的如外企、高新技术行业、很多高级管理职位，已经基本没有太多的户口限制。最低的，如北京收废品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建筑工人岗位，实际也都放开了，因为基本上是外地人在干。这些岗位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城市自身的劳动力市场冲突不大，而保护多数发生在冲突比较严重的就业岗位。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不对自身的就业市场采取保护措施，因为支撑一个城市的主要是当地人的纳税，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当然也不可能向所有人开放。但是因为我们纳税人的概念一直不是很清晰，不能以纳税为标准建立城市保护对象，那么必然会采取另外的一套制度，而户口是最容易识别的，即使取消了户口，也还会有另外的一套标准来区别应该在城市享受福利和不能享受福利的人群。当然我们可以以纳税的年限作为一个标准，但建立这个标准还需要一个过程。
　　三、人们进入一个城市能够生存下来是需要多种条件的，不仅有制度障碍，也有文化障碍，更有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的障碍。而城市的不断规范化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设置了更多的障碍，提高了进入城市的成本。北京的例子就很典型，如将城市规范化，拆除不规范的建筑(如一些棚屋)，取缔民工子弟学校，将所有的东西都纳入到城市的规范体系中。这实际上增加了在城市居住的成本，在设置迁入城市的障碍。现在北京可能更漂亮、更整洁、更规范了，对于城市人来说，这个城市可能更可爱了，但对进入城市的外地人来说，这个城市就远没有那么可爱了，因为他们进入这座城市更不容易了。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在《国家的视野》一书中讲到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他引用了美国学者贾科布(Jacob)的观点。贾科布认为，实际上，贫民窟有自身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贫民窟是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到城市居住的第一个落脚点，理由自不必说；二、重要的是，在贫民窟的生活还是农民进城后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只有在经历了这么一个积累过程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去贫民窟化”的过程。而取消贫民窟的措施恰恰使他们积聚起来的社会资本被打散了。我们不可能想像我们未来的农民在进入城市的时候都是作为投资人进入的，他们可以在标准化的居住区中有正规的住房，再有一份正式的职业。他们进入城市的过程更会是从非正规的居住和非正规的就业开始的。而越来越走向正规的城市将使他们越来越难于进入，棚户区被不断拆除，他们没有了可以居住的地方，道路被不断拓宽，他们做一点小生意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如果说城市的正规化和户籍制度(当初户籍制度也是正规化的一项手段)都对农民进城构成障碍的话，前者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后者。
　　当然，城市的正规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希望进城的农民，城市的低收入者也同样失去了非正规就业的机会。如在国内许多城市实施的对下岗职工提供小额贷款项目，贷款的下岗职工的许多经营活动按城市规范化的要求，都是违法的！比如提供下岗工人四千元贷款，他们利用这四千元能做的，只有在街上摆摊设点，不可能开办一家正式的商店。没有执照是要被取缔的，于是下岗职工与城管人员之间展开了游击战。
　　在城市里，过去居民都有单位，现在大多数也是如此，他们能在单位里得到保障，降低他们在城市里生活的成本与风险，但农民进城后是没有单位的，传统的保障机制不存在。没错，城市里是在经历一个去单位化的过程，但是，去单位化之后呢？有两种可能：一是个人化，一是社会化。个人化就是利用个人的关系网络来使自己获得保障，降低风险；社会化是个人能在社会上获得必要的保障与福利来保证自己的生活，但很明显，我们城市社会化的保障能力还是很有限的。一方面是社会保障能力有限，一方面是降低人们自我保障的机会，包括发展社会关系的机会。因此越来越正规的城市给农民带来的是越来越高的门槛。
　　访：现在很多人都提到，取消户口，让农民大量进城，增加城市人口，让城市人更多地消费农业产品，借以拉动农村经济。但问题是，除这种模式化的城市化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带来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例如，我们在走城市化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以城市来带动农村发展的问题，一些学者都提到，到二○三○年，我们的农村人口还会有八亿，还会有人多地少的压力，所以，怎样以城市来带动农村发展呢？
　　王：对于城乡之间的移民及人口流动，我研究得不是很多。但就农村发展来说，根据这些年我在农村、特别是在西部农村跑的经验发现，可能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市场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而现在很多人解决‘三农”问题、城市化问题的思路，基本上走的都是市场化的思路，是机械的、标准现代化的路子。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不可否认，农民的收入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生活质量不一定提高了。我所说的生活质量没有提高不仅是指基础医疗、教育方面还很落后，而是指农民生活的风险提高了，而生活的风险提高了是因为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民被投入市场中，可能他们赚到了一些钱，但他们面对着过去所没有的风险。现在，我们增加城市人口来提升农产品价格，活跃农村市场的思路，是使农民更进一步地卷入市场，当然也会进一步地增加农民的风险。
　　另外，城市人口的增加带来农产品市场的活跃，活跃的是哪部分市场？主要是大农场的市场，至于小的农户经营能够在这个市场中获得什么好处，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得好处，我持怀疑态度。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农业公司的产品卖到天价，而农户经营的产品价格很低。
　　当农村彻底沦为城市的农产品供应者的时候，他们的风险就会被无限地放大。以欧洲国家与它们的旧殖民地国家为例，后者的农产品已经市场化了，但带来的结果是当地农民被控制在欧洲国家的公司手中。市场化带来专业化，专业化带来对大公司的依附，咖啡农受到咖啡公司的左右，种植甘蔗的农民受到糖厂的剥夺。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所需要的么？我们使农村更多地卷入市场化，不可避免地会使一些农民被控制在某些大公司的手中。结果是单一种植结构的农民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
　　说到农村、农民的风险问题，这几年我在甘肃、青海一些地方有了比较深的体会。在甘肃，一个村子全种洋葱，结果由于市场不好，而洋葱又不能留在地里，只好挖出来堆在家门口，他们既不能将它们全部吃掉，也不能卖出去，只能看着洋葱烂在村里，以至整个村子弥漫着烂洋葱的气味。在青海，一个县种植了四万亩马铃薯，结果卖不出去。而县里主管的干部说，卖不出去是因为种得太少了，如果种上二十万亩，可能就会有大的买家来收购。因为据他说，当地种的马铃薯品质最好。但是西部地区大多数的省份都在发展脱毒马铃薯，而且每个地区都认为自己的地方是最适合发展马铃薯的。在所谓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这种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了。面对这种情况，人们的思路是进一步的市场化，包括信息的市场化、建立销售组织、订单农业等等。似乎经过一段改造，农民就可以顺利地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痛快淋漓地游泳了，这是一个几乎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梦想。
　　举个例子，我们知道现在西部地区因为退耕还林还草，许多地方的羊不许再上山了，所以要发展圈养以取代放养，据说圈养出栏快，收入高，当然同时也保护了环境。但是除了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外，多数的农民不愿意、甚至抵制圈养。为什么？因为这一转变对于农民有很大的影响。放养是低成本的，受到市场的影响比较小，放羊的多是家里的闲散劳动力，不需要花很多钱买饲料，当价格好的时候可以将羊卖出去，价格不好也可以多养一些时间，支付的成本不多，可以为农民提供很保险的收入；但是改为圈养就不同了，必须要购买饲料，相应也就要按照一定的时间和价格出售，需要家庭专门的劳动力，需要投资，当然如果卖不出去，或者卖不出好价格就要亏损，这为农民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实际上三农问题面对着一个重要的矛盾在于，农民被迫进入市场，而他们在市场上得不到任何保障，市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创收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带来了风险和使他们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农民之所以必须进入市场是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来自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压力，如他们必须用现金支付税费、支付教育和卫生费用，这方面的支出可能会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而减少，但另外一方面的现金需求却很难被降下来，也就是对于现在工业产品的需求，他们需要电视，需要机器生产的啤酒和服装。但是农民被投入市场以后却得不到任何保障，依靠国家提供保障看来还很不现实，依靠进一步的市场化也只会进一步加剧这种风险。那么如果与市场形成一定的间隔，依靠农民社会中的传统资源可能会为处于风险中的农民提供一块避风港。这也就是我主张的在普遍的市场化过程中，能不能给农民留下一块远离市场的飞地以提供最基本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