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回到现场，重构历史

　　在现代中国的“经典”历史叙述中，晚清一般是作为中国专制社会日薄西山的最后一抹残阳，终于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一起沉下黑暗的地平线。
　　晚清的历史，除了与历代相似的为当代统治者刻意讳饰的原因外，还由于其与民元革命及五四新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众所周知，掌握话语权的“现代”人，是民国革命和五四新文化的后裔，晚清主流知识界在政治上的保守(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在知识和语言上的“过渡”状态，决定了他们在“现代”来临之际便已丧失了历史叙述者的资格——因此，作为一段离今日最近、影响今日最剧的历史，晚清却成为中国历史叙述中真相被遮蔽最多、最语焉不详的糊涂史。以男性为主体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尚且如此，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无名”状态的女性，在这一时期的历史面目，就更加模糊不清。
　　晚清是中国女性自觉意识萌生、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刻，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迄今为止的现代史叙述或女性史研究，大都局限于历史概况的宏观介绍，晚清女性的日常生活状态与处境，新教育、不缠足运动影响晚清女性生活的细节，晚清政治文化运动对女性心理、观念和生存方式的具体影响，初期女权运动发生、发展的详情等，却空疏而几近空白。
　　夏晓虹教授的新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四年八月版)，填补了这个空白。该书从晚清女性的社会生活入手，以微观事件为考察对象，探讨晚清女性被推上急遽变化的近代社会舞台之时生活形态与心理特征的具体情形，探究启蒙话语(通常是男性的)通过误读西方、谬释经典而为中国女性提供现代楷模的细节与渊源，再现晚清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具体处境与选择。晚清面临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中国自此由封闭自足的专制帝国，被强行拉入全球化淘汰竞争的汪洋大海中，被迫学习西方，实行政治、文化与教育的全面改革。而中国女性，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也是在这时才开始“浮出历史地表”的。正如作者所说：“身处晚清，男性涉及的社会问题，女子无一能逃脱；在此之外，女性更有诸多必须独自面对的难题。”更重要的是，晚清的社会政治运动，往往借“女性解放”这个能指，承载远远超出女性解放本身含义的社会文化所指。晚清女权运动中，女性甫由“不缠足”、“兴女学”的史前状态浮出地表，便一下子被推拥为“强国保种”、为男性示范的“女国民”、“女英雄”、“女豪杰”。其角色转换的突兀性与戏剧性，一方面体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的浪漫色彩，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女权运动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发生方式。几年前，夏晓虹曾经在《晚清文人妇女观》中详细介绍过晚清启蒙者为中国女性塑造的西方典范——刺杀沙皇的东欧女豪杰苏菲亚，呼吁解放黑奴的美国女作家批茶(斯托夫人)，法国大革命山岳派杰出领袖罗兰夫人等——在晚清一路热销的情形，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作者更从细节入手，仔细清理了批茶和罗兰夫人在晚清被误读的详情。一个时代思想与精神的产生，有时就源于人们对历史文本的误读；误读使历史过程具有了传奇色彩，也使历史具有了审美的趣味。历史的“实质正义”，并不意味着全部细节的合乎理性。历史的进程，常常是充满偶然与荒诞的。作者检讨晚清启蒙主义和女权运动的某些荒诞或误区，显示给我们的，是“老大帝国”蕴蓄的“少年中国”的巨大创造潜力——这正是作者长期深入晚清历史而得到的真切感受。该书选取晚清女性及民间个案来叙述，就是作者试图将自己对晚清生机盎然的历史感受，还原为晚清历史的具体场景，以矫正人们在政治史中获得的不实印象；而还原的方法，是占有大量民间形态的历史材料，梳理和辨认细节，考察人物事件的关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终“获致全方位的呈现晚清社会场景的效果”。
　　相对于以往历史叙述注重历史演进中的重大事件和结局，作者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显然兴趣更大。历史的真相，往往存在于历史的过程中；历史的结局，并不能代表历史的“本然”，当然，更不能取代历史本身。注重结果的历史叙事，向来出自成王败寇的势利而简单的思维；晚清这段历史，之所以在现代历史叙述中被贬低、被减省，甚至被扭曲，正是因为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叙述中，革命的成功，即意味着晚清的“垂死”；肯定革命，就必须否定改良。夏晓虹以历史细节再现历史过程的初衷与方法，实际上是对我们业已习惯的本质主义历史叙述展开了挑战。只是，作者的挑战，并非剑拔弩张的，而是温文尔雅的；不是简单的“将颠倒过去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通过翔实的材料考辨，用实证的方法，甚至带着几分幽默，娓娓叙述那些不见于正史、完全被宏大叙事淹没的、充满意味的历史细节与场景，在不动声色的分析与叙述中，努力达到对历史本相的还原。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使我们分明感受到一种与惯常的历史叙述迥然不同的方式和语言。阅读这本书，我们就像被一位不期而遇的历史当事人或知情者引领着，穿越尘封的时空，突然之间来到原以为早已远离我们的历史现场。作者对历史现场复活与再现时所达到的出人意外的亲临感，与贯通全书、规约叙述的“情景理性”，共同构筑了一幅具体可感而又真实可信的晚清女性的历史图景。这个结果，是对作者长期的寂寞的知识考古所给予的回报。不用说遍寻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图书馆查找资料的艰辛，也不必说对千头万绪、散落隐藏的历史资料的寻找、梳理之不易，单是面对大量可能相关也可能错讹的材料进行关系的甄别、互证，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对历史现场的再现，并非太史公式的生活细节的想像，而主要靠大量历史材料的互证、拼接和逻辑推断，在尽可能完全和客观的材料分析中，让历史细节尽可能接近原貌地“复活”。作者抛开以往历史叙述注重官方文献、正史材料、大人物大事件的方法，而采取最能真实记录社会信息、最能广泛反映公众舆论、最具复活晚清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原状的民间材料——报刊——展开自己的调查研究。
　　对于报刊媒体这一现代社会之公共舆论空间，夏晓虹本人持相当鲜明的肯定态度；而她对自己研究时采信报章文字的信心，也来自其对晚清报刊与中国社会变革关系的深切体察。不夸张地说，中国专制政体在二十世纪初的崩溃，与那个时期报刊(是民间传媒，而非官办)在中国的迅速蔓延、生长，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报纸的大量刊行，意味着民间舆论空间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只有上谕与邸报”的时代一去不返，意味着“官府一统天下，一手遮天”的局面即将结束。晚清舆论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在本书所追踪的秋瑾被害案之后社会舆论的叙述中，充分体现出来。秋瑾案后，媒体一片哗然。在报刊舆论一致强烈的声讨和追究下，几个负责办秋瑾案的“省级”、“地市级”领导及告密者，虽未受到处罚，但从此官运中断，郁郁不乐，有的甚至自杀身亡。通常的历史叙述往往只注意秋瑾被害事件本身，而并不注重此后的其他相关事件。而有了后者，我们才可能对晚清政治现实和社会状况有更清晰的认识。又如江苏沭阳县发生的一件公婆虐待儿媳案。儿媳胡仿兰追慕新学，自愿放足，并要求出门上学，遭到婆家禁闭，胡自杀身亡。在中国，公婆虐待儿媳至死，原本是极为寻常的家庭事务，外界不必干预。但胡仿兰一事被公诸报端，新学界呼吁惩办凶手、维护女权，在全国掀起巨大波澜。报刊的炒作，实际上将一个中国传统家庭的一般事件，变成了维护女权与女学的公共政治事件，对于一般的乡绅、民众，不啻是一场人权观念、新道德伦理的启蒙教育。
　　晚清报刊的兴盛，开创了“多元社会力量、多种舆论声音的并存格局，在逐渐消解朝廷权威的同时，也为建立现代社会秩序打开了通道”。其实，正像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的网络媒介对我们时代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巨大的潜在影响力，报刊在晚清作为专制政治无法控制的公共平台，其对中国近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影响，对中国民众的启蒙，如作者所言，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晚清“报刊之深切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已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由其构形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报刊文章，何以就是再现历史现场的真实可靠的原始材料呢？正如作者所说，“报纸的逐日印行，新闻的讲求时效，记者的好奇搜隐，使其最大限度地逼近于社会情状的原生态。作为晚清报界主体的民办报刊所代表的公众立场，也注定了其向民间社会倾斜的取向，并为之留下了相当忠实且详尽的记录”。民间的、自由的、自负盈亏的经营形式，迫使报纸只能最大限度地表达真实、反映民情、代表公意，这是公众舆论的性质所定。因此，夏晓虹不采取被汰选过的作家文集、别集，认为那“太干净”而可能失去很多真实的信息；同时，那些“多半出自追述或传闻的野史笔记”，因夹带个人恩怨，失之芜杂差讹，作者认为亦不可信。“惟有精芜并存的报章”之文，因出自民间，记述民间，是众声喧哗中最体现自由与真实的开放文本，因此成为作者重构晚清历史场景时的主要路径，作为一部历史文化研究著作，《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进入民间、以报章资料为路径的研究方法。
　　还原历史的真实，必须依靠材料的可信与持论的公允，作者在材料的取舍、运用上非常谨慎，“除个别题目所涉及的话题必要依据激进派报纸杂志的论说”，全书整体的资料是采自“持温和态度的中间派报刊”。例如，为探究晚清新教育所带来的男女社交方式与“文明结婚”风气的开展，作者稽考数十种报刊书籍，引征《觉民》、《江苏》、《大公报》、《女子世界》、《警钟日报》、《时报》、《顺天时报》、《新闻报》、《中国新女界杂志》、《北京日报》、《申报》、《(北京)时事画报》、《北京女报》、《万国公报》、《女学报》、《盛京时报》等十几种报刊，并辅以人物(包括蔡元培、柳亚子等)传记、日记、年谱、自叙等，从不同侧面、若干细节入手，多方考证，全面剖析，最终勾勒出晚清从传统婚姻形式到自由婚恋的演进过程。
　　中国的女权运动，最初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为兴女学，一为不缠足。而女学的兴办、女子教育权的获得，是女权运动得以开展并取得实质进展的首要因素。晚清女学，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开始，但直至十九世纪末，还主要是外国传教士经营。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开办的女学堂在中国各地已有数百所，但由于真正进入这类学校的女孩子，基本上限于下层平民阶层(孤儿和上不起学的穷人)，女学没能影响中国上流社会，因此，西方的女权观念未能通过女学堂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女学之影响中国主流社会，女学之推动中国女权运动，是十九世纪末维新派人士倡办女学之后。一八九七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女学》、《倡设女学堂启》，表彰留美归国的女学生康爱德(康是江西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领养，后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国服务)，女权女学的话题，这才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视野。一八九八年“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张(在它之前实际已有个把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因规模、影响甚微，故一般公认中国女学堂为中国“自兴女学”的开端)。中国女学堂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女子教育和女权运动的实质阶段来临。对此，夏晓虹除了从“学校教育”这个一般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女学堂外，更从这所学校开办过程中的民主化办学和管理方式，寻找其社会影响力产生的根源。作者考证，中国女学堂，从一开始，便借重报刊媒体大做宣传。从同人“议创”，到各界代表集合筹备；从教员的诗文，到学校的文告；从学校的收支账目，到社会各界对学校的不同意见，主办者让其一一登报公开。夏晓虹敏锐地指出，中国女学创办者的高明之处，是借重报纸所开辟的公共空间，“真正把中国女学堂办成一桩公共事业”。中国女学堂的做法，不仅在当时首开风气，而且对今日的教育，也是极好的借镜。
　　处于社会巨大转型的当儿，晚清社会的任何一种变革言论、价值选择、文化运动和思想讨论，都必定带有前现代的混乱与芜杂；作为今人，除了追寻历史事件的真实，还应追问真实后面的肤浅与非真实。而长期体制文化培养出的单向思维，往往使我们并不能充分自觉这一点。夏晓虹的可贵，就在于她始终遵循由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但又始终保持历史研究者的理性立场和超越姿态。一九○五年杭州一位叫惠兴的女士，因办女学堂款资不足、求告无门而自杀一事，当时报纸对于这个事件的解读，几乎都是“以身殉教”，公众舆论自然免不了对惠兴女士的壮举感叹、褒奖。但就在重阅旧报而遭遇历史的那个瞬间，夏晓虹悟出了这个事件背后更深一层的东西——满汉矛盾。清末革命派反对清朝的政治主张，是通过激励在民间素有根基的民族主义情绪(排满)来获得支持的。惠兴是满族人，又居于革命派的老巢杭州，其孤立无援，乃是情理中事，但历来无人从这个角度追问过。夏晓虹的分析，彰显了隐藏于海面之下的冰山，不但为女性研究，也为晚清的民族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范例。
　　班昭《女诫》在晚清女权运动中走红，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本书探本溯源，条分缕析，揭示出晚清新精神传播的旧途径，因而提醒我们，对晚清发生的现代性，不可有想当然的过高评估。民族主义的宣传，往往借助于民间认可和流行的道德模式，在解析晚清革命派如何在明末以来流行的“男降女不降”之说与“不缠足”的现实需求之间找到弥合裂缝的方法时，作者有非常精彩的阐释。清人入关以后，一直反对妇女缠足；以遗民心态降志辱身的汉族男性，为求得心理安慰，便特别看重汉族妇女的缠足风习，并将此风习，与流行于民间的“十不从”道德想像相结合，视女子缠足为保持民族尊严的象征。那么，主张排满的革命派如何兼容不缠足与民族主义这一对矛盾呢？作者正是从逻辑推理的前提，发现了革命派言说中的自相矛盾；而从革命派毫不犹豫的反缠足态度中，作者使我们感觉到，革命派的排满，其实并非真正的种族运动；只是借民族主义之名达到推翻专制政权、救国家于水火的政治目的。
　　夏晓虹近十年所致力的关于晚清社会的历史文化研究，不是补正史之缺，而是昭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和研究范式。《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给人的启示，除了贴近日常、采信民间的叙述方法外，更有叙述者自身所应当具备的谨严、理性与超越。前者可学，后者则关乎个人的秉性与学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