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发愤的书：《炼狱中的圣火》

　　我不相信炼狱，也不相信圣火，然而我一气读完了王西彦兄寄赠的《炼狱中的圣火》，提笔就给他写信说：“你这是一本‘发愤的书’。”又说：“为了历史，我感谢你。”
　　我并不是说，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已经可以和司马迁的《史记》相比。我只是想说，西彦也是在“发愤著书”，写的也是历史。这里面何尝有什么炼狱？只有十分现实的人间。何尝有什么圣火？我只看到西彦的压抑不住也不想压抑的怒火。曾经有过这样的名言：愤怒出诗人，而不哭不笑才能认识真理。可是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愤怒也能出历史家，而这样的历史家同时能是诗人，或者说，愤怒的诗人同时也能是历史家。所以我要以感谢历史家的心情，向西彦致以老朋友的感谢。
　　《炼狱中的圣火》是回忆录的集子，包括十二篇回忆录，按文篇排列次序，写的是这十二位：巴金、张天翼、魏金枝、丰子恺、邵荃麟、丽尼、刘澍德、茅盾、吴承仕、王统照、王鲁彦、黎烈文。他们都是西彦的师友，除了吴检斋(承仕)先生是学者、教授而外，都是著名的作家，他们是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饱受痛苦和考验的知识分子”(西彦语)的优秀代表。西彦写的就是他们在过去和现在、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饱受痛苦和考验的历程。西彦在自序中说到他们在浩劫中的遭遇时，这样质问道：
　　……可是，如今他们却在一阵天昏地暗的旋风中成为罪大恶极的“罪犯”，人类以外的“牛鬼”，别人有权利处罚他们干脏活苦活，给他们戴高帽子，画鬼脸，剃阴阳头，强迫他们站队背诵《敦促×××投降书》，扭他们胳膊做“喷气式”，押他们游街示众，关他们隔离室，下他们监牢，逼他们跳楼或上吊，以至于把他们拷打致死。面对着无休止的虐待和无穷尽的屈辱，你竟完全不明所以，既无法申辩，也无力反抗，而且这一切还都是发生在革命的名义和光天化日之下的，请想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更荒唐、更不堪、更折磨人类良知和嘲弄历史正义的事情吗？
什么是“发愤”？这就是“发愤”。西彦还向一切劫后幸存者提出问题：“冤死者已经尸骨成灰，我们后死者应该怎么办？”(第165页)他自己答复道：
　　不错，类似的悲剧绝不能再让他重演了。但这需要不懈的斗争，首先是不能忘记曾经发生的黑暗的过去。流在大地上的血迹将受到雨水的洗涮，印在人们记忆里的往事也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淡忘，只有把它镌刻在文字记载里，它才能给后世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引起他们强烈的悲愤和应有的警惕。
什么是“发愤著书”？这就是“发愤著书”。原来，西彦自己十分自觉是在写历史，首先是在向历史的永恒法庭的墙幕，放映一套套的幻灯片，正象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法庭上曾经放映过的那样。
　　看吧！一位老人，白发如银，眼看病危的妻子行将永诀，请求缓几天回“干校”。执法如山的工宣队头头答复道：“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处！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对他改造有利的地方是“干校”的春雨泥泞的化粪池边，别人运来粪水，老人站在池边专管倒进池内，当粪水哗的一声往池子里倾泻下去时，池子里的积粪便喷溅到老人的脸上，一场活儿干完，他的脸孔便成了“花猫”。忽然一声令下，他又被押着乘长途汽车，送到什么工厂什么学校去游斗，一去就是几天。一回来，他又总是立刻戴上小草帽，颈上围起小毛巾，赶到对他改造有利的地方去了。这是谁呢？这是巴金。再看吧！　又一位老人，瘦得近乎骷髅，因为主张文学上描写“中间人物”，被投入监狱。以下的幻灯片缺了很多。最后是监狱里送回来他的一堆遗物，棉被上裤子上都是粪便，喝水的杯子里黑糊糊的，年轻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老年人才认识是橡子面。这又是谁呢？这是邵荃麟。这些都不一一详细介绍了。但是，还有一些关于西彦自己的镜头，我却不想省略。
　　西彦比我大十岁，是我的老长兄，他在这本书里回忆的十二位师友，大多数我根本没有见过，少数几位虽然见过，也因年辈相差太远，没有更多的接触。西彦这本书里，我唯一熟识的，还是西彦自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在北京就被送进了规模巨大的“集训班”。从报纸上，我看见西彦被点了名，罪状是他的文章里用过三个字的古典成语：“批逆鳞”。什么文章呢？上下文说什么呢？何时，何地，何人，为何要批，又是如何批了何人的逆鳞呢？都不知道。但当时谁都明白，只要一宣布这样的三字狱，那罪名是极其可怕的，属于“十恶不赦”的前一两条。我为西彦担心。从此再没有听到他一点消息。然而后来又仿佛听到他还在人间，所以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上相遇时，只是欣喜，并不惊讶。一九八○年夏天到上海，到他家中谈过两次，虽然总不免谈及“文革”中的遭遇，但不知为什么，对于那些不愉快的具体情节和细节，彼此都不愿太详谈。所以这回读《炼狱中的圣火》，读到有关西彦自己的地方，我自然有特别的印象。例如：
　　有一天，我因腰脊宿疾复发，请假躺在家里的床上，被一个监督组成员不由分说地揪到机关，刚押入大厅，一群如狼似虎的青年“造反派”就一拥而上，把我按在一张横桌前面下跪受审，而且不容我自报罪行，兜脸就是一拳，不仅鼻血直冒，连一排假门牙也打落了。当我又被按到一处墙边匍伏下跪时，我发现巴金也在几十个跪成环形的“牛鬼”中间。
看到这里，我立刻能想象出西彦那样的特大个子，向他脸上挥拳和按他的头要他下跪的英雄，如果没有他那么高，便得仰起头挥拳，跳起来按头了。又如，西彦描写他所在的东海之滨的一所“干校”：
　　这个地方在海塘以外，离海滩很近，海风吹来，可以闻到一阵阵浓重的腥味。由于含有盐分，水是咸的，泥土是白花花的，植物很难生长。不论冬夏，只要一眼望到地面上那一片荒凉凉的颜色，就使人联想到苦难、灾祸和死亡。
　　上海郊区农村本来多的是蝮蛇，可在这个海塘以外的地带，就是蛇类也无法容身。只要站在高墈上往前面眺望，出现在你眼前的，远处是一排芦苇的长堤，近处是一片白茫茫的盐花。高空云雀悲凉的鸣叫，更增添你情绪的凄怆。
看到这些，我又立刻拿我住过五年的“干校”来相比，那是在湖北咸宁的斧头湖边，有些比西彦那里好，例如我们是围湖造田，不象海塘以外的盐滩那样荒凉；有些又比西彦那里坏，例如我们那里常见银环蛇，就是柳宗元所谓“黑质而白章”的那种特级毒蛇；但高空里云雀的悲凉的鸣叫，我们那里也有，西彦写到这种鸣叫，立刻使我觉得我们似乎是同一“干校”的“同学”了。
　　那些日子里，全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干校”的“同学”，正如成千上万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都曾经是“牛棚”的“同棚”。今天读到西彦这本书的人，恐怕都会回忆起这种“同学”“同棚”之雅。西彦自己也说明了这一层意思：
　　出现在我眼前的，并不只是那些含冤倒下的死者和那些饱经摧残仍然活着的朋友们的面容，而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的身影。我记下他们中间少数几位自己所熟悉，所尊敬的，看起来好象我只在写个人，写自己，实际上我是在写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写他们所曾经遭受的不公允待遇。
　　这些人间地狱的幻灯片，都是西彦用他的怒火作照明，一套套一张张在历史的法庭上放映出来的。问题是：它们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正如本书附录巴金同志的随想录《写真话》里面正颜质问的：
　　十年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极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
　　巴金同志自己，这些年来几乎每篇文章都在做这种总结。而西彦这本书，也不只是记事，提出问题而已。如果只是那样的话，我也不说他是在写历史了。书中有这样一段：
　　“四人帮”所以能在上海发迹并以上海充当他们的基地，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的、政治的原因的。一九六一年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的“广州会议”，不是在上海被污蔑为“黑会”吗？用以抵制“双百”方针的所谓“写十三年”的号召，不是从上海发出的吗？当时出现在上海的文化专制主义者，横蛮采取“一言堂”的霸道行径，任意蹂躏党的文艺政策，在文艺界大肆挥舞“五子登科”(框子、辫子、根子、帽子、棍子)的棍棒。
这是非常明显地在做总结，有几个语汇和句式都是总结文件中习用的语汇和句式。然而还不仅是这样。西彦这本书，更深入地总结了历史之处还别有所在，那就是在一个大问题上面，即知识分子问题上面。
　　从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九年秋，我与西彦同在南宁师范学院国文系教书。当时他的小说，每篇我都读过，有些我还是第一个读者。我发现他总是在写知识分子，对此我有点把握不定：能这样写吗？可是，又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呢？就这样，总是觉得似乎有问题，又总是觉得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那时我们天天谈，早也谈，晚也谈，什么都谈，这个问题肯定也谈过。解放以后，由于工作，“文革”以前我几乎不读现代小说，西彦发表了什么小说，我都不知道。这回读他的《炼狱中的圣火》，几十年来积在心里的问题，虽说未必成问题而究竟还是问题的那么一点把握不定的东西，一下子解决了。西彦在这本书里，多次提到他熟悉知识分子，惯写知识分子，十年浩劫中曾因此背上一个“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树碑立传”的罪名，现在他还认为应该这样写，需要这样写。下面这一大段话，我实在不能不引录，也实在无法加以删缩：
　　我愿意承认，我的确是把自己所属的全体正直的知识分子都看成经受了苦难和考验，证明是完全无罪的灵魂的。就我所身经目睹的范围来说，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很深重，经历的考验也很严峻。从我稍稍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我所接触的知识分子，有革命家，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医生、新闻记者、作家、演员，也有地位低微的小职员。我不敢说自己怎样了解他们，但至少可以说我相当熟悉他们。我知道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热爱祖国和人民，愿意尽自己的所能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的。他们都在寻找那条自我贡献的途径，在造福人类的业绩里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知道，即使在过去那个黑暗的时代里，他们就在那样做了，从他们身上发出的光和热，就温暖过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燃烧过当时千万人的心灵。他们中间的先驱者，已经成为后继者前进的火炬，历史上将永远用热情的字句记载他们的业绩。回顾过去那个时代的遭遇时，人们每多采用“饱经忧患”这个词儿。这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词儿，也许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懂得它的含义。
这可真是一个大问题，是对于整个知识分子，或者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地位、性质、作用、历史，对他们同祖国同人民的关系的根本估价问题。本来，《共产党宣言》里早已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拿钱雇佣的仆役。可见，按照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原是同一切雇佣劳动者在一起的。不知从何时起，对于知识分子使用了独特的划阶级标准，即按思想来划阶级的标准，于是知识分子都成了小资产阶级。就算是小资产阶级吧，本来应该也算人民，可又据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于是知识分子又一律升级为资产阶级，顺理成章地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十年的血的教训，终于证明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对整个国家整个革命事业来说，都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目前，“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思想，正大力在宣传，并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艰难地逐步体现。但是，在许多地方，对待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待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总还是觉得“非我族类”，不大放心。这种心理状态由来已久，“谁知道你们国统区作家过去干了些什么呢！”这是二十多年前某省一位文艺界领导人的名言。不能不承认其中确实也有相当的道理。工人农民在旧社会干些什么，很容易想象；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干些什么，本来就不大好想象。
　　这里只拿魏金枝同志的例子来看看吧！“五四”时代的老作家，作品受到鲁迅的赞赏和推荐，做过中小学教师，统捐局小职员，常常失业赋闲，两次被反动政府拘捕，一直没有离开革命，没有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这就是魏金枝同志在旧社会的全部历史。十二个人中，比较起来，他该算是最平凡的了。解放以后，他也一直踏踏实实地做着不显眼的文学编辑工作。“文革”一开始，他忽然成了“罪大恶极”。拖了六年多，他终于在没有获得“解放”，也不再希望“解放”，身分不明不白，订报的钱都没有的情况下，凄苦地死去了。他逝世前七八天，最后一次同西彦谈话，明知自己这支风前残烛就要熄灭了，还十分遗憾再没有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的机会。他临别又回头说的最后几句话，西彦是这样记载下来的：
　　“告诉你儿子！”他突然站住，回转身子，向我顿顿手杖，“告诉他是我魏伯伯说的，要他好好争气，好好工作，好好干社会主义！……要他相信，太阳一定还会从东边出来！一定！”
我认为西彦这几行，真正不愧称为“史笔”。看吧！这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即使对他的历史毫无所知，单凭这个形象，一切有起码良心的人都该相信，他在旧社会是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真理的。当然更不用说邵荃麟同志那样在国民党统治区为了党的工作吐血，坐牢，流亡，二十余年如一日的坚贞的布尔什维克的形象了。
　　十年浩劫的教训应该好好总结，巴金同志这个主张我完全同意。西彦这时出版他这部“发愤的书”，是从知识分子这个大问题的角度，参加了一份总结工作。这未必是最根本的，但显然是相当独特的，我根本没有把这本书当作“文学回忆录”来看，所以对它的文学价值如何，一句也说不出。我只想说，《史记》既然不仅是史家之绝唱，而且是无韵之《离骚》，可见愤怒的诗的价值，也未必就在温柔敦厚之下。在南宁时，我就佩服西彦虽长我十年，而严气正性，疾恶如仇，远过于我。世事波涛，三十余年之后，得见老友此气此性，仍不稍衰，这又是我十分欣慰的。
　　一九八三、四、二，北京天问楼
　　(《炼狱中的圣火》，王西彦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0.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