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夏娃与女娲

　　夏娃与女娲
　　看了这个标题，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夏娃与女娲有什么关系？一个是《圣经·创世纪》里上帝用自己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的一条筋骨为他制造的一个女伴；另一个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因天崩地裂而炼五色石补天。两个人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可是研究中国的犹太人的学者发现，在河南开封残存的一些关于中国犹太人的文献中，有二块明弘治二年和正德七年重建犹太教寺的碑石，碑文中竟把夏娃称为女娲，亚伯拉罕称为阿无罗汉！这不仅把《圣经》传说同中国古代神话混在一起，而且把犹太教和佛教都夹缠不清了。
　　这原因究竟是由于无知而产生的牵强附会，还是由于一个弱小民族的宗教为了在压倒优势的大民族包围中谋求生存而采取的适应策略，还是咱们汉人的“同化”力强，则不得而知了。不过在那块碑文中一段关于犹太教与儒教异同的议论，倒颇可说明问题。它说两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五伦矣。”作者虽然据陈垣先生考证是犹太人，却是弘治丙辰进士，官为广东参政，可见熟读了“圣贤书”，不然是做不出这样铿锵的好文章的。至于他读了多少希伯莱文的犹太教《圣经》和《法典》，就无从考证了。
　　历史上有许多事情，特别是宗教方面的事情，由于同民间传说紧密地连在一起，常常以讹传讹，往往是经不起考查的。就以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而论，一般都以为是因为他们不听上帝告诫，偷吃了禁果，即智慧树上的果实，而能明是非，知耻辱。这有什么不好？其实翻阅一下《圣经·创世纪》〔3∶22〕便知，上帝把他们逐出伊甸园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怕他们接着吃生命树上的果实而长生不老。
　　上面都是一些古话，也许没有什么考证的必要，但是在近人的著作中，也有个别关于宗教习惯的牵强附会的说法。比如最近读到上海《文汇月刊》今年一、二月号选刊的《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城市》。应该说这是一部很不错的传记文学作品，它十分翔实地记载了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治理和改造这个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东方第一大城市的经过。从其内容来看，两位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采访工作，做到事事都有根据，句句都有出处，这在中国传记文学或报告文学中是不可多得的。
　　但是该书第九章《知音》的第一节里，谈到上海解放初期的学校里的情况，却使人对其真实性打个问号，因为其中有一段云：“……但在美国教会办的‘中西女中’(确切地说，它是由纽约第五街150号的美国一个耶稣教‘差会’创办的。这‘差会’是一个专门向不发达国家施行宗教和文化渗透的组织，国务卿杜勒斯曾做过该会的政治顾问)，当女学生解放后第一次走进教室时，黑板上写的是：‘要相信上帝，不要相信共产党！’许多女学生躲到僻静的地方，在胸前划着十字，向万能的上帝祈祷。……”
　　这里在一个细节上，就不太确实。据我所知，创办中西女中的上述那个耶稣教“差会”就是美国卫理公会。大家知道，卫理公会是基督教里的新教，新教徒做祈祷时，是不在胸前划十字的。基督教里只有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才划十字。事情虽然很小，即使错了一些，也无关大局。但是对于传记文学或报告文学作品，细节的真实性十分重要，因为往往在这些小地方，稍有差错，就使人对于整个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发生怀疑。
　　这篇短文不是书评，中西女中的学生祈祷时划不划十字也无损于这部传记文学的价值，笔者在这里饶舌一番，不过是借题发挥，泼一些废墨而已。
　　一九八四年的英语
　　一九四八年英国一个患肺结核已病入膏肓的不甚著名作家埃里克·布莱尔，用乔治·奥威尔的笔名，写了一部政治性的幻想小说，书名就把他执笔时的一九四八年颠倒一下，叫《一九八四年》。这本书在一九四九年出版，次年奥威尔就病死了，他没有来得及看到他的这部最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流行。
　　由于奥威尔的强烈反苏反共意识，他的书又正好出版在战后冷战加剧的时候，《一九八四年》所作的阴森森的预言，着实吓坏了西方一些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正如英国当代作家安东尼·伯吉斯所说，“就是这样一部杜撰的作品，三十五年以来却吓得我们屁滚尿流。”
　　今年正好是一九八四年，英美新闻界和学术界已有不少人在报上写文章，在电视台讲话，讨论奥威尔的这本书。在下不是个政治学家，也不是书评家，这里且不评述西方的这类思潮。我只想在这里记一下这本书在语言上留下的痕迹。
　　就在大约十年以前美国发生水门事件，报上揭露了尼克松政府的种种窃听事件以后，美国《时代》周刊就发表评论说，“水门事件使全国的气氛增添了一种明显的奥威尔式的色彩(Or-wellian　tinge)。”又说，“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奥威尔式的幻想(Orwellian　fantasy)的实现，是《一九八四年》中令人寒心的一页。”这里指的就是奥威尔在这部书中所描述的英国在一九八四年的极权统治下一切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的情况，以此作为借喻，来讽指尼克松政府对反对派搞窃听。
　　英语中增添了一个奥威尔式(Orwellian)的形容词还不算，还派生出了个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个名词。甚至象埃德加·斯诺这样的作家，在描述一个官僚主义分子时，也用了这种借喻说某人“是个彻头彻尾的乔治·奥威尔得寸进尺下的人物(He was a George Orwess creation to a T)。”
　　希特勒在纳粹德国不可一世时，一般德国人不敢真呼其名，都跟着纳粹党徒叫他Fuehrer(旧译“元首”，其实他在上台以前就用了这一称呼，因此还是以译“领袖”为宜)。西班牙的佛朗哥的称呼是Caudillo，也是“领袖”(Il Duce)自居的。为了显得比他们更讲平等，在《一九八四年》中，那个统治英国的独裁者遂叫Big Brother(“老大哥”)而不名。这一新词不仅可以用来借喻监听这个严密的统治手段，如 Has the ear of Big brother become omnipresent in the U.s.? the disclosures of extensive eavesdropping in the Watergate and Pentagon papers suggest that it has. (在美国，老大哥的耳朵是不是已无处不在了？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文件案子所汇露的大量窃听情况说明确是如此。)甚至也引伸到一般商业机构对雇员的控制，如 For the better part of 25 years, large companies have increasingly earned a big Brother reputation among their employees-regulating their colthing style, inspecting their spouses, dictating what types of clubs to join and how to live their lives. And in corporate mythology, no brother is bigger than IBM.(二十五年的大部时间中，许多大公司在其职员中间越来越有了老大哥的名声——规定他们的衣著式样，检查他们配偶情况，决定他们参加什么俱供水部，过什么样的生活。在大公司中间，最大的老大哥莫过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了。)
　　看来，要深入了解西方的情况，多看些小说是必要的。
　　一名之立，旬月踌躇
　　子曰：“必亦正名乎。”在翻译上，一个新名词的定译，确是十分重要而煞费脑筋的事。八十年代已不是五四时代可比，如今若再有人仿照“德谟克拉西”或“赛恩斯”用音译的办法来侈译外来新名词，恐怕是行不通的。但是在商业化的影响下，也确有这样的畸形儿，有人竟然仿照“可口可乐”，把有中药当归成份的饮料叫“当归可乐”！由此类推，说不定豆浆会改名为“豆浆可乐”、酸梅汤会改称为“酸梅可乐”。因此给这个定名的人戴一顶“崇洋”的帽子，恐怕是不算过“左”的。
　　现代汉语有一个优点，把两个适当的汉字放在一起就可产生一个新名词，如“导弹”(guided missile)。五十年代初期刚出现时曾经译为“定向飞弹”，后来改为“导向飞弹”，虽亦差。强人意，总不如最后的定译“导弹”明白简洁。有些两个汉字放在一起的词组，把次序先后颠倒一下就可以改变词性，如“缓和”是动词(缓和紧张空气)，“和缓”就成了形容词(在和缓的气氛中)或名词(和缓政策)。因此只要稍加留心，以此用来应付翻译难题，其中妙处无穷。
　　可是也有一些政治学上的新概念、新名词，至今还不能很好的应用汉语组词的这个优势。比如“专家治国论者”(technocrat)就是。
　　首先，这个名词的翻译本身就是错误的。它由之派生的另一名词te-chnocracy同autocracy，democracy，theocracy等词一样，都是以后缀词－cracy(政治)加上前缀而成。如果au-tocracy译为“专制政治”、democracy译为“民主政治”，theocracy译为“神权政治”，那么technocracy译为“技术政治”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技术政治”在汉语里有些使人费解，为此，改译为“专家政治”也未始不可，意即由懂得技术的专家，即技术人员掌握政治权力。资产阶级政治中所谓“专家内阁”指的就是这种政治。
　　因此它派生的technocrat应译为“技术政治家”或“专家从政者”才是，译为“专家治国论者”仿佛是持有这种理论的人，而不是技术人员从政的人。英美常常有人称勃烈日涅夫和柯西金为technocrat，就是因为前者是采矿工程师出身，后者是纺织工程师出身，而决不是因为他们两人主张“专家治国”。
　　但是，如果从汉语组词简洁化这个角度来看，“技术政治家”或“专家从政者”尽管词义确切，但还不尽理想。“民主政治家”可以简化为“民主派”，“技术政治家”或“专家从政者”能否简化为“技术派”或“专家派”呢？我也不敢说。
　　类似的例子还有“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严格地来说，这是解释，不是翻译。“异见派”不是很好吗？
　　不过也有一些新词，的确是十分伤脑筋，比如establishment和esta-blishmentarian。后者词典上译为“拥护既成权力机构(或体制)者”，好家伙，足足有九个汉字，可以和中国古代封建君主的谥号相媲美了。
　　还有apparatchik，此词是把ap-paratus(国家机器、政府机关)为字首加上俄语后缀chik(人)连起来创造的一个新词，专指苏联的党政官僚。如译“机器人”，字面固然相对，意义全非。如译“机关干部”，一来没有原词的贬意，二来也把范围过于扩大化了。如译“党政官僚”，总觉得是解释，不是翻译。但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之前，恐怕也只好暂时凑合了。所以“一名之立”，岂止“旬月踌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