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倾听德国性灵的震颤

　　从外表上看，德意志似乎是最不“浪漫”的民族了。比起幽默、优雅的翩翩英、法风度来，这个民族的做派，显得粗鲁不文、僵硬拙重，简直就象一群土里土气的、眼光盯牢地面的、只知道埋头劳作的农夫！
　　但若从深处看，情况却刚好反了过来：正因为他们“土”，正因为他们与神圣的立足之地有着难割难舍的神秘交感和血肉契合，当这群农夫穿着桦树皮靴走进现代城市后，其素朴如处女地般的心灵，就躲不过蒸汽锤摇天撼地的撞击。于是，他们那充满宗教感和田园诗风的性灵，就不能不随之震颤，而抖出一串串跟现代社会不尽谐和的声音来，宛如帕斯捷尔纳克所吟——
　　在海洋般的城市上，
　　他们把钢琴高高举起，
　　好象把一块铭刻圣训的石碑
　　抬上石基。
　　——《音乐》
　　正因为这一层，小枫才得以在此书中引宗白华先生的话说——“只有德国精神才真正禀有浪漫气质。”
　　如就我国的文学研究现状而言，此语的丰富意味已经很值得一写了。但我觉得，要是再把这话颠倒一下，变成——“只有浪漫精神才真正显出德国气质”，或许就更能道出小枫对德国浪漫诗人下力的用意，因为正如这本书的后记所示，他与这些诗人结缘，是有感于国内哲学研究现状的。
　　长期以来，德国哲学一直是国内哲学研究的重心。可是，这种哲学精神究竟是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神游出来，又是在何种动机和憧憬的激励和召引下神游下去，却一直为治学者避而不谈。人们好象对德意志民族深刻的思维能力已经心领神会，可实际上，却很少有人去深究：究竟是什么东西引得德国人这样出神，以致于不由自主地把玄思当成了整个民族的事业？究竟是什么东西浇铸又砸破着一个又一个哲学体系，从而形成了自德国古典哲学以降的绵绵不衰的思辨运动？因此，甚至对一些莫测高深地大谈德国哲学的人来说，德国哲学也仍然是深不可测的！
　　而这种“深不可测”的东西，正是小枫于“不可言说”处所要努力言说的。他试图通过解读德国浪漫诗人的作品，来窥探德国理论思维活动的激情前提，从而寻求德国哲学之底蕴、之堂奥、之神髓，以帮助读者体悟——德国哲学到底在追求什么？
　　追求什么呢？真么？是——但不完全。善么？是一也不完全。美么？是——同样不完全。那么，到底什么才完全呢？——完全的正是这个“全”字本身。全当然也就是一。而一则来自这群农夫心中田园诗般的天人合一感。“海德格尔曾经道明：‘西方思想花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才成功地找到同一性中那起支配作用的早已回响着的东西和它自身的关联，才给同一性内部的中介的出现找到一个落脚点。因为，正是莱布尼兹和康德所肇兴的思辨唯心主义，通过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才给同一性的自身综合的本质，建立起一个落脚点。’这段话不仅透露了自德国古典哲学肇兴以来，一直纠缠着德国哲人心智的终极问题，也透露了德国浪漫美学一百多年以来焦思的终极问题。”(《诗化哲学》，第13页)
　　正如不感到气闷就不会为空气而操心一样，这群农夫这样自始至终地为全一而焦虑，正是因为他们痛感到现代生活中已经切实短少了它。当然，你可以争辩说，这种短少并不意味着在现实历史层面的某种丧失，因为那种与自然的神秘交感和血肉契合，那种对经验与超验、现象与本体、有限与无限、存在与思维的浑然不分感，即使在农业社会里，也只是一种梦境。但是，要点并不在这里，要点在于：由于它的确是人们真实做过的梦，所以，当现代科学把幻化生活的面纱越撕越少时，它在理想层面便成了人们真实失去了的东西，由此，人们必然真实地哀悼它、讴歌它，并且必然试图假某种现实之梦去重温它、再现它。
　　而这种现实之梦正是诗。发自全一的潜流就象树液一样悄悄贯进了德国诗林的每一片绿叶，使得这个民族醉心于形而上地抒情。弗·史莱格尔曾经这样说过：“诗的核心或中心应该在神话中和古代宗教神秘剧中去寻找。当您以无限的观念充满您的生活感觉的时候，您便开始理解古代人和一般的诗了。”(《雅典娜神庙断片》)让我们来看看他笔下那物我一如的森林吧——
　　自然，我感到了你的手，
　　吞吐着你的气息；
　　也感到你的心在紧逼着
　　钻进了我的心里。
　　——《斯培萨》
　　如果说，诗人写这首诗时，所体验的是恍兮惚兮的原始全一境界，那么，我们如今读这首诗时，则正可借之参悟惚兮恍兮神秘的德国性灵。德国玄想诗中所浮现的，乃是整整一个民族梦魂牵绕的大同幻境。小枫点明了这一点：“诗，在他们那里，是理想的天国，它具有超验的自由性，能使充满重重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使自由得到保证的生活。”(《诗化哲学》，第28页)
　　而既然在这群农夫于现实生活中走进了现代社会的同时，诗却在超现实的生活中为他们保留了古老的梦想和发自他们性灵深处的原初价值支点，那么，理想和现实就必然在德国精神中剧烈地冲突着，而现实也就必然经常把人们逼回自觉的白日梦中——
　　你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
　　经常唤醒我，命令我回头。
　　我站在现实中，一旦清醒，便觉吃惊，
　　没过多久，我又偷偷溜走。
　　——黑塞：《迷惘》
　　于是，这就在德国艺术精神中逼出了一种自觉求假的倾向。它强烈体现于尼采那句“是梦呵！让我索性梦下去罢！”的喊叫中。假缘此和善联系了起来——“正如哲学家面向存在的现实一样，艺术上敏感的人面向梦的现实。他聚精会神于梦，因为他要根据梦的景象来解释生活的真义……这更高的真理，与难以把握的日常现实相对立的这些状态的完美性，以及对在睡梦中起恢复和帮助作用的自然的深刻领悟，都既是预言能力的、一般而言又是艺术的象征性的相似物，靠了它们，人生才成为可能并值得一过。”(《悲剧的诞生》，三联版，第4页)
　　但我们切不可将这种借诗求假看作一种纯然自欺。所谓自欺，本质上说来，乃是精神为了某种外在的需要而故意使自己的本然意图蔽而不明。但在这里，情况正好相反，正是为了不自欺其心，诗才去倾听生命之本真脉跳，才去伸张人之至上祈求，才如此执着地在灵肉相争中坚持升华，才如此自珍地在尘世生活中澡雪自己的羽毛……
　　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决不可将这种借诗求假简单地看作圆古人之好梦。因为，人们的拳拳之心，借着怀旧、寻根、企望复归的表面形式，实际上是展开了对价值理性的孜孜追求。人们坚定地认为，除非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可靠的意义支点和价值尺度，否则芸芸众生便不堪一活！而在这种渴求之中，向后的回溯必然转化为向前的展望，招过去之魂必然转化为招未来之魂！
　　因而，假戏又真唱起来——这种高蹈的精神又必然从遁世变成入世，从审美之维切入生活的现实维度。如果说，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生活空前丰裕的现代社会，人总算还没有完全沦入“不合理的合理性”和“对其虚假性无由识破的虚假意识”(马尔库塞语)之中，总算还没有丧失批判现世的精神和改善人生的要求，那我们便不能不归功于诗对生活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勃兰兑斯说过：“诗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个大问题，对于它们深刻的不共戴天的矛盾的绝望，对于一种和解的不间断的追求——这就是从狂飚时期到浪漫主义结束时期的全部德国文学集团的秘密背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国.德国的浪漫派》，第37页)其实，岂止文学！而浪漫精神又何曾结束过！——整个的德国精神，一直都是一方面以诗的映照去加重相形见绌的生活的危机感，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残缺不全的生活在诗化的过程中向着全一靠拢，要求现实向着梦想靠拢！
　　而诗，正是在切入现实的同时显出了它超越生活的力量。过去，人们曾经对德国精神产生了很深的误解，以为它竟然奇怪地认为对立和冲突正是事物发展进化的本源，因而好象是物我越离异、天人越相分、主客越对抗，就越会产生向上的运动。其实，如果德国性灵中不暗含着一种诗性的要求，不潜藏着一种求全的冲动，那么，世界上便再没有比悖理和背反更使这种精神颓唐的了。现代西方在一片危机感中产生出的大量心如死灰的丑艺术现象，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几乎使人走投无路的重重矛盾之中，正是诗，凭着它对全对一的呼唤和向上向前的信念，现实地救渡着人生，如阿尔尼姆笔下哲人的不屈意志——
　　世界早已因怀疑而离析分崩，
　　你看到深渊是那样广阔深邃，
　　你象那位罗马人大胆准备，
　　凭最善良的意志去封闭深坑。
　　——《悼费希特之死》
　　这样，诗整个地说来，就不单纯是一种追求和预言生活意义的运思方式，而且同时还是一种充满激越想象力的积极人生态度，一种人类慷慨自救的涉身入世方式，一种存在着于天地间奋勇的安身立命途径。正如小枫所说——“海德格尔讲，诗化并不把人带入想入非非，遁入幻想或梦境，相反，诗化把人引入大地恬然悦乐地栖居。出语看似奇特，但决非信口开河。”(《诗化哲学》，第272页)
　　由是，在要求人类诗意地去活这一点上，德国精神确乎已经相当接近中国以审美为本位的传统乐感文化了。正因为这样，读者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一本倾听德国心音的著作中，小枫却总是倾向于借中国传统文化来作结论。比如他说：“诗成为人的生存方式，人生态度，并非不可能。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艺术家(尤其画家)，如竹林七贤、陶渊明、王维、扬州八怪，以及诸多禅师，就身践诗化的人生。这里不仅是说，他们写下了无数给人安慰、温暖的诗篇，引人飘洒、超迈，拔出尘俗，殚精理道，炤然灵明；更主要的是在于，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本身就是诗，解粘去缚，沛然生生不息，与天为一。这已为诗化人生提供了历史的证明。”同时他还说：“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诗化哲学。我这里说的，不仅是指孔孟、庄禅、陆王哲学中的诗意的东西……也是指中国诗文中的哲学感受和思考，屈子之思、陶潜之思、王维之思、寒山之思、东坡之思。”(同上，第273一274页)
　　点出这一层是相当重要的，这使人们可以联想到，作为一种至上境界，“天人合一”几乎是人类各文明之价值的最小公约数。不过，为了免使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也许还应该补充说明一句：尽管同是想“与天地参”，但由于德国性灵已在近代分裂为二(梦想与现实)，而中国精神尚停在古代的浑然为一(只心便是天)，所以，中国古典精神便因全一近在当下此地而恬淡闲静，而德国浪漫精神却因全一远在未来天边而紧张震颤。因此——万万不可误把中国精神径直当作了德国精神！
　　须知：正因为德国精神紧张震颤着，它才充满内在张力地产生出了与中国古代如此没有缘份的、本质上是线性的实证科学和工业技术。也就是说，恰恰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自然对于德国精神来说已经不再与己一体，这种因坚守价值理性而不堪其苦的精神才不再能仅仅游乐于它，而必须启用和发展本质上是服务于它的工具理性，去认识和调整它，以图消弭物我对峙，重获天人之合。德人有一本不大为人提及的书对此自述得相当明快——“德国人一面以明白锐利之眼光来观察世界，并且感觉到自己与世界是自由而独立的，可是同时他又觉得，自然正有一种隐谜和隐藏的力量，把他在神秘途径下与自然连合起来。德国人所以成为自然研究者，乃是因为他被自然的神秘所把握，而不得不来解决它的隐谜，并且是因为他不得不研究那统治自然力的法则。但是在这种‘不得不然’中，我们清楚认识了那永久统治人生的强大力量，在那里，宇宙的现象只在表面上是分离的，实则它们根本觉得自己是一致的，并且在实际上又重新企图统一的。”(杜科罕：《德国的精神》，中德学会一九四三年版，第9页)由此，我们看到，科学技术发达于近、现代德国，完全是有其诗意前提的！
　　由此，如果我们不因以己度人而有所遗漏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德国精神的总体效应：这个民族一方面悲凉凄切地发思古之幽情，另一方面又毫不犹疑地跨入现代化，一方面以诗的玄思畅想对抗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忘却其诗意前提、因而往往异在于人的内在灵性的现代科技，另一方面又以科学的求实求是精神透过现象界的神秘面纱，钻进天道的至深至精之中，一方面敬畏形上之道，另一方面又紧抓形下之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但德意志民族所执之中之全，却已不再是一种凭借审美心境所达到的、好象使人获得自由的、主观的合目的性，而是一种把心胸向自然洞开的、凭借科学手段才能一步步把握的、客观的合目的性了。唯此，我们才可以领悟：浪漫诗人的浪漫向往——“任何艺术都应当成为科学，任何科学都应该成为艺术”(弗·史莱格尔语)，或者“真正的诗人是全知的；他本身就是一个袖珍的现实世界”(诺瓦里斯语)，相对于德国精神来说，那绝不是没有来由的！
　　而德国性灵对天道的这种敬畏，又使我们回想起许多嘲笑这个民族在规律和规则面前太过认真刻板，以致于不知变通的故事来。谁又曾想到：这群在生活中如临深履薄、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古板先生，在如此机械行事的同时，内心里却如此浪漫地默诵着他们飞向全一的诗呢？！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十日于北京东郊
　　(《诗化哲学》，刘小枫著，“文化哲学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一版，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