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短”

　　林语堂氏最后一次幽默云：“讲演要像女人的裙子……”时“迷你”裙方兴。
　　“我是护短的，”冰心老人直言。
　　“说短”作者汪曾棋先生说：“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言之有理，否则读者只得仿效“从来不爱读长文章”的杨宪益先生，整版文章“只看一眼标题。”
　　“短，也是为了自己。”汪先生又说。
　　好一个“为了自己”！
　　据叶公超氏《泪与笑·跋》，梁遇春悼念徐志摩，他的初稿有二三千字长，后又重写两遍，一再割爱，大刀阔斧。就这样，梁氏一文仅五百余言的，“最完美的文字”(废名先生评语)——《吻火》从此长存人间。

“旧恋”

　　“史无前例”时期，胡适先生的“红学”代表作却有幸汇编成册，即《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人文版)。虽入“另册”，“书迷”“反面教材”正面读，“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胡适”原来并非一派“胡说”。
　　物换星移，而今《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古版)已公开发行。编者“旨在求全”，胡氏“红学”毕生论述，“悉数收入”，字里行间充溢着胡氏不尽的《红》缘。
　　一九四八年胡氏匆匆飞离北平时，仅“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第253页)，这就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为胡氏旅居美国时所作。时大洋彼岸，故国刚经历了一场“批胡”的急风骤雨，因此，在文章收尾处，胡氏意味深长地写了一行文字：
　　“一九五七，七，二十三夜半。记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适之”(第247页)
　　胡氏晚年定居祖国宝岛台北市，但仍时时关注着海峡对岸的“红学”研究。他称誉俞先生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人文版)“在今日还是第一善本……真不愧为他三十年的功力的结果！”(第358页)对《红楼梦新证》(棠棣版)，他又品评“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第277页)。当收到朋友寄赠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版)时，他是“高兴极了”(第251页)……
　　在《答高阳书》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中，胡氏以“旧恋”(第277页)二字，说尽了他的“红学”不了情。

“迷失”

　　散原老人陈三立品诗，于长子衡恪、三子寅恪均无一赞语，唯云：“做诗，七娃子，尚可。”
　　“七娃子”，陈方恪先生，前半生“称心岁月荒唐过”，典型翩翩浊世之公子。章品镇已以生花妙笔，传神阿堵。“方老晚年编所作成集，因与章士钊有旧，乃寄请书数语置卷首，至死未见有复，稿本亦不知所在了”。(《人物》一九八八年第二期140页)
　　虽云“有旧”，似非稔知。陈独秀先生晚年流落江津，曾受杨朋升之托，请章士钊先生“书墓表”。陈先生即对杨氏嘱咐再三，“惟稿必钞副，恐其失去或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向兄索稿之事，因此人疏懒，生活无秩序，自幼即如此，老来更习名士派，不可治矣”。(《陈独秀书信集》511页)而陈方恪先生后半“生由绚丽趋向清纯”，闲云野鹤遭遇“疏懒名士”，诗稿未钞副，“迷失”之厄运难免。

“骨董”

　　《上图新书目》(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大张旗鼓征订全套《四部丛刊》，“续编”、“三编”现已出版；初编定价八千五百元，今明两年出齐。重版影印古籍珍本，化一为百千万，舆论每每以“功德无量”歌而颂之。惜美中颇有不足，即成套出售，忘却与男女老少“书迷”广结书缘。
　　鲁迅当年曾向章廷谦推荐二陆(机、云)、陶潜、鲍照等人专集，并注明“有些在商务馆《四部丛刊》中，每部不到一元也”(《致章廷谦》，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在《日记》中，先生又有“赠增田君《四库〔部〕丛刊》本《陶渊明集》一部二本”(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的记载。
　　抚今追昔，鲁迅如果健在，又当喟然而叹，曰：“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全集》第十四卷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