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一百三十周年。
圆明园废址现在成了公园，除了东北角上西洋楼的断壁残柱之外，往昔的遗迹已经不大看得出来了。渐渐地，立在高高台基之上的远瀛观的几棵破损的西洋式石柱，竟成了圆明园的标志。一些主张把残迹当作激励子子孙孙爱国图强的教材而永久保存下去的人们，说的也大多是这些柱子和它们周围零散的建筑残石。
其实，圆明园的文化历史价值，在于它是灿烂辉煌的中国造园艺术最高成就之一，曾经对欧洲的造园艺术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局促在东北角上的西洋楼，不过是圆明园的极小一部分，而且并不是它的亲骨肉。
中国的造园艺术对西欧发生影响，开始于十七世纪下半叶，传导的媒体是到中国来的欧洲使节、传教士和商人写回去的报告。比较著名的是荷兰商人纽浩夫写的一本纪实书(一六六五年出版)。虽然这影响起初零零星星，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却成了席卷整个欧洲的大潮，竟至于很彻底地改变了欧洲将近两千年之久的造园艺术传统，直到现在。一七七九年，德国的一位美学教授赫什菲尔德在《造园学》里写道：“外国的所有园林里，近来没有别的园林像中国园林或者被称为中国式的园林那样受到重视的了。它不仅成了爱慕的对象，而且成了模仿的对象。”卷进这场“中国园林热”的，先后有康德、歌德、谢夫兹伯里、坦伯尔、艾迪生、庸伯、伏尔泰、卢梭这些文化巨人，还有路易十六的王后安都阿乃特、俄国女沙皇叶凯撤琳娜和德国的斐德烈二世以及许许多多炙手可热的权贵们。中国造园艺术对欧洲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大，历时之久，远远超过了文化的其它领域。
在这场影响中，起作用最大的是圆明园。圆明园从一七○九年康熙命名之后，逐渐扩大增建，到乾隆中叶定局。乾隆在得意之余，先后招请了几位外国传教士到圆明园参加绘制“四十景”图和设计西洋楼及“大水法”。这几位以及以后来到的亲眼目睹了圆明园风光的外国传教士，被它的美丽、新奇和无穷的变化迷惑得心驰神移。他们写了长长的报告回国，用动人的笔墨详细描绘了圆明园和中国造园艺术，渲染了它们的魅力。这些报告主要发表在《传教士书简》(Lettre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écrjtés des miss－ions étrangers，一七一三—一七七四分册出版)和《中华全书》(Mémoires Concernant Phistoires，les sciences，les arts，lesmoeur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一七七六—一八一四分册出版)这两大部书里。最重要的作者有四位，他们是王致诚、蒋友仁、韩国英和钱德明，都是耶稣会神父。其中一七四三年王致诚致达索的一封长信是专门记述圆明园的。这封信于一七四七年在《传教士书简》里发表之后，轰动了欧洲，一七四九年摘要译为英文出版，一七五二年又以《中国第一园林特写》的书名出版了另一个英文节译本。欧洲有一些王公贵族，从此千方百计搜集中国园林的资料，托人复制唐岱和沈源画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巴伐里亚的路易二世甚至想仿造一座圆明园。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欧洲的“中国园林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圆明园热，以致一七九五年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节被允准参观了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之后，还洋洋得意地写报告说参观了圆明园。王致诚弄不清“圆”和“园”的区别，误以为是同一个字，因而照法语的习惯推测，至善至美的“圆明园”必定就是“万园之园”(Jardin de Jardins) 的意思，这个误会一直被人们承袭下来，连我们中国人也欣然接受了，认为这是欧洲人对圆明园的美称。
在王致诚之前，西方使节、商人和传教士介绍中国园林，大都只觉得它奇怪新鲜，所以第一对人工的叠石假山大费笔墨，第二是对它的自然曲折，它的非儿何构图。他们饱受古典主义文化薰染，不大看得起中国园林的艺术价值。路易十四派到清朝宫廷来的传教士李明，在他写的《中华新志》(一七九六年版)里甚至把中国园林的自然称作“荒芜”。他说：“中国人很少花功夫去经管花园，……甚至不舍得为它花钱。”
王致诚是第一个认识了中国园林的艺术价值的西方人。他在致达索的信里热烈赞美圆明园，说：“这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再没有比这些山野之中、
岩之上只有蛇行斗折的荒芜小径可通的亭阁更像神仙宫阙的了。”
中国园林的风格，最晚在汉代就已经在文字上界定为“有若自然”。王致诚体认到了这个基本精神，他说，圆明园里的丘壑、蹊径、水涯、山石、磴道，都仿佛“自然的作品”，“由自然作成”。这种“乡野风光”，虽然与西方“按照对称和比例的规则严谨地安排过的宫殿”大不相同，却是“令人心醉神迷的”。王致诚与李明的观念的差别，大约是跟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以标榜自然的洛可可风格取代了过分严肃的路易十四时代的古典主义有关系。
王致诚对比圆明园和法国的几何式园林，说：圆明园里，“道路是蜿蜒曲折的……不同于欧洲的那种笔直的美丽的林荫道……”；“水渠富有野趣，两岸天然石块，或进或退……美丽的池岸变化无穷，没有一处地方与别处相同，……不同于欧洲的用方整的石块按墨线砌成的边岸。”在天然风致的园林里，建筑物也必须曲折多变化，才能使建筑与园林互相渗透、互相协调。王致诚说，圆明园里的建筑物不但总体配置自由，形体参差错落，而且连建筑细部，如门和窗，也都姿态百出。他说：“离宫(即圆明园)里人们几乎处处喜欢美丽的无秩序，喜欢不对称”，跟欧洲的“处处喜欢统一和对称不同。”王致诚对中国园林中建筑的“美丽的无秩序”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切都趣味高雅，并且安排得体，以致不能一眼就看尽它的美，而必须一间又一间地赏鉴；因此可以长时间地游目骋怀，满足好奇之心。”
王致诚是一位画家，有很高的艺术敏感性。他正确地看出了圆明园总布局的特点：它是由许多个有相当独立性的小花园组合起来的，因而层次和变化格外丰富。他在信里写道：“人工堆起来的二丈至五六丈高的小山丘，形成了无数的小谷地”，谷地里有池沼和溪流，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它们跟树木花草在一起形成可爱的整体。这样的谷地有二百多处，“由蜿蜒的小径从一个谷地出来，……穿亭过榭又钻进山洞，出了山洞便是另一个谷地，地形和建筑物都跟前一个完全不同。”这些谷地，或者说独立的小花园，是中国园林的组成单元，叫做“景”，每个“景”都以建筑物为主体。景点中比较重要的，形成了园林的骨干，例如圆明园四十景，热河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类。王致诚和韩国英二位神父就是应诏给圆明园的景绘画才得以出入宫苑的。
圆明园的中心是福海，福海的中央有蓬岛瑶台。王致诚说：“在这座石山顶上，造着一座小殿，……我无力给你们说清楚它的美丽和典雅。那儿的景致很可爱，从那儿可以看到湖边迤逦断续的所有宫殿；所有的直抵湖边的山冈；所有的倾泻入湖或者流出湖去的河渠；所有的河源和河口上的桥梁；所有的这些桥上装饰着的亭阁和牌坊；所有的间隔着或笼罩着宫殿的树丛。”
除了生动地、热情洋溢地描述了圆明园的风景和建筑之外，王致诚也记录了圆明园里的宫廷生活，包括逛买卖街，放焰火等等。他的这封信在燃起了欧洲的中国园林热的同时，也无疑曾经燃起欧洲殖民掠夺者的贪欲。那些策划了劫掠和梵毁圆明园的人们，恐怕是相当熟悉王致诚的这封信的，虽然这位上帝的仆人怀着诚挚的好意写了它。
《传教士书简》里还有一封蒋友仁神父的信，是一七六七年写给巴比翁的。蒋友仁是长春园大水法的设计和监造人，也参与了西洋楼的设计和监造。他长年出入圆明园，对这里的园林十分熟悉。和王致诚一样，他也热烈地赞美中国的造园艺术。在信里，他写道：“在装饰他们的园林方面，中国人十分成功地用艺术去使自然完善，一个艺术家，只有在很好地模仿了自然而他的艺术毫不外露的时候，才受到称赞。……在中国园林里，眼光决不会疲劳，因为它几乎总是被限制在同视力范围相称的空间里。你看到了一个景，它的美丽打动你，使你迷醉，而走过几百步之后，又有新的景在你眼前呈现，又引起你的赞赏。”
蒋友仁在信里也详细地描写了圆明园里的河道、湖泊、山谷、石假山和山洞、树木花草等等。他还特别提到了买卖街和“农村”：“园林里还有种稻麦杂粮的地方，农民住在村子里，不能走出他们的围墙。园林里还有两侧全是商店的街道。”
在《中华全书》里，有韩国英神父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用散文译的司马光写的独乐园长诗(一七七七)，一篇叫《论中国园林》(一七八二)。韩国英不但长期在圆明园里作画，而且跟一位精通造园艺术的中国人刘舟(译音)交谊很深，所以他对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造园艺术有相当深入的理解，胜过王致诚和蒋友仁等几位神父。
韩国英明确地写出了中国园林的思想意境。他在译文前的短文里写道：“人们到园林里来是为了避开世间的烦扰，自由地呼吸，在沉寂独处中享受心灵和思想的宁静。”这就比仅仅描绘中国园林的景色来，要深刻高明得多了。在中国园林中，文士园林历来占着主导地位。文士园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意境是中国园林风格意境的代表。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文士所标榜的生活理想就是恬淡隐退，蔑视名缰利锁，在沉潜中体察宇宙之道。即使热中于爵禄富贵之徒也不例外，甚至连皇帝都要自称羡慕渔樵耕读之乐。园林是文士们亲近自然、享受田园生活的地方，它的艺术当然就体现着文士们的理想和追求。皇家宫苑则在很大程度上追摩文士园林。韩国英从司马光的独乐园里所体味到的，也同样在圆明园里
漫着。
文士们要在小小的私家园林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繁”，与天地共呼吸，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在有限的园林里再现无垠的自然。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创作实践，中国的造园家们锻炼出了一套小中见大、“咫尺山林”的手法，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造园艺术的精华。韩国英比其他的西方人更清楚地见到了这一点。他在那篇短文里说：中国园林要“在很狭窄的空间里汇集散布在大自然各处的无数美景。……这门艺术的最杰出的成就是：通过景的密集、变化和使人感到意外，来扩大小小的空间”。
《论中国花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造园史，第二部分基本是复述刘舟的话。这第二部分说得很全面，很深入，它所达到的水平，在西方只有与韩国英差不多同时的英国王家总建筑师钱伯斯达到过。钱伯斯对中国造园艺术的理解之所以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原因之一是与韩国英一样，他在广州时有一位中国画家李嘉(译音)做朋友，常常一起谈论造园艺术。
在《论中国花园》的第二部分里，韩国英讲述了园林的选址，总体布局，大、小气候环境，构图，等等造园艺术中最重要的问题。然后，也分别论述了水、谷、山、树木、建筑等等局部的做法。韩国英转述的刘舟的话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很深刻的论断。他不是鹦鹉学舌一样重复已经说了一千多年的“有若自然”，而是说中国园林“同自然争胜，甚至超过自然”。说过类似的话的，只有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英国大使马戛尼，他在参观了热河避暑山庄之后说，中国园林的基本特点是“征服自然”。确实，在几亩大的园林里完全用人工造出崇山峻岭，长河巨泊，甚至蓬瀛三岛，没有想象力，没有气魄，没有信心，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中华全书》里还有一篇钱德明神父的文章，叫做《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评的是《对埃及和中国所作的哲学研究》，作者叫保务。保务不识时务，嘲笑了中国的造园艺术，钱德明很尖锐地批评了他的浅薄，同时，也很尖锐地批评了欧洲的园林。他说：“算一算建造和维持那样一个直线的、对称的、规矩的、整齐的、图案式的、打扮和装饰起来的……花园，需要多少汗水、辛苦和劳累，那么，他所得到的结论，不是有多少人能够获得这样的花园，并且能够获得它而无损于公众。恰恰相反，结论是，人们结合成社会是否是为了让一些人在称心如意的园林里享受浮华的、没有用处的愉悦而使他们的同胞们负担汗水、辛苦、劳累和折麻！”
王致诚、蒋友仁、韩国英和钱德明都是法国人，他们表现出了法兰西民族的智慧和艺术修养。对十八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中国园林热”，他们起了推动的作用，促进了中法两大文化的交流。但是，大约一百年之后，他们的后代跟英国远征军一起，野蛮地毁灭了他们曾经热情地赞美过的圆明园。
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退潮的。这时候的中华帝国，在西方人面前失去了神秘性，暴露出了它的衰弱、腐败、无能和愚昧。
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考纳在他的《西方的东方建筑》(一九七九)里说：“这样一来，宝塔和凉亭的魅力最终地破灭了。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间的事件实际上标志着英国的中国文化热的完蛋！”英国远征军里的随军牧师莱特，在他写的《中国面面观》(一八四三)里甚至大大贬低曾经被欧洲人看作神仙境界的圆明园。他写道：“即使在这个一切皇家宫殿中最豪华最宏大的宫殿里，它的壮丽也是由于大量奇形怪状的小屋和花里胡哨的凉亭，而不是由于它们的坚固和雄伟。”一八四二年，美国商人邓恩在伦敦举办了一个中国艺术展览，考纳说：“涌来看一个被征服国家的艺术的千万观众，是不会打算在家里造这些东西的。……他们不可能把中国想象成神秘的仙境，像他们的爷爷奶奶那样上当受骗。”
一八六○年十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的三山五园，劫掠之余，放火彻底烧毁了它们。英军中校沃尔色雷在他写的《对华作战报告》(一八六二)里说，北京使英国士兵大失所望，他们本以为北京是人间天堂。他说：“在风景式园林和建筑中，中国人竭力使一切都堆满了装饰，为追求希奇古怪而牺牲了雅致。中国艺术家和建筑师因为追求装饰，因为根深蒂固地喜爱鸡零狗碎的花哨而失败了。”
前后一百年上下， 欧洲人对中国园林的评价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并不是因为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园林失去了传统的民族特色，而是因为中国的文化，这时候整个地在世界上落后了。
现在的圆明园里，游客们最拥挤的地方是西洋楼的废墟。但西洋楼是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设计监造的，并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
圆明园的旧址是可以给我们许多教益的，但是，是什么教益，见仁见智，恐怕就很难“统一”了。
一九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