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伯在英国小说史中是个相当特别的人物。她共写了二十来部小说，作品从未畅销，读者群相对狭小。即使是主修英国文学的英美大学生或研究生，没读过她的书的也大有人在。但批评界一直对她有好评，文学史也总要提她一笔。一九七九年《二十世纪文学》杂志特为她出了一期专号。人们公认她的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家，但却拿不准她到底够不够格跻身“主要”作家之列。连她的热忱爱好者也说：“她似乎根本不知马克思、弗洛伊德或凯恩斯的存在；可能从未读过乔伊斯、吴尔夫或海明威；只是一遍又一遍、一本书又一本书地写生活在同一未明确指定的时期，住在同一种乡村大宅中的同一类人。一位小说家的眼界如此有限……怎么好被冠以‘伟大’呢？”然而，反过来说，一个视野“如此有限”的作家为什么一直未被忘却，并赢得了一批忠诚不渝的读者呢？ 康－伯的小说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它的形式：它们几乎都完全以对话构成，常规的叙述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因此有人说它们是“戏剧式”的。这些作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讲述的总是生活在某个未点明的时期(熟悉英国的人能认出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至爱德华时代)的一个大家庭：包括父母和一大群儿女，有时还有祖父祖母。他们住在旧式大宅里。其中的父亲或其他“掌事儿”的家长多半是“暴君”；孩子们和一些无权无势的依附者(如穷亲戚或家庭教师)则往往是“受害者”；此外还有一些起“合唱队”作用的陪衬的“相关人”或“旁观者”。日常事务常常孕育或导向危机，于是在一个关键时刻揭露出家庭中的种种不和，不幸和罪孽：冷漠，仇视，欺骗，抢夺，通奸，乱伦，陷害以致谋杀。 例如，在她的代表作之一《家庭与财产》(一九三九)中，危机是围绕财产展开的。小说以典型的康－伯方式在最寻常的家庭场景中开始：加维斯顿一家人在用早餐，议论煎蛋卷、火腿、天气、以及晚上睡眠的情况，似乎平淡到无可叙述的地步。这时主妇布兰奇宣布，她的父亲来信说他需要减缩开支，打算卖掉房子，租赁女婿家地界里的一幢小屋居住。这消息在加维斯顿们中间搅起不大不小的风波。布兰奇想免费接待她的“老父亲和病姐姐”，说他们眼下不宽裕，本地房租又低廉，还强调：“他们来了会有多少好处呀。我们得考虑这点。”二儿子克莱门特立即尖刻地回嘴说：“他们显然考虑到了这点，并打算让我们为此付钱。我倒想知道他们给自己开什么价。”长子马克也应声道：“他们也应为我们在场作伴而付帐，我想我们的存在和他们的存在具有同等价值。”“我想一我在考虑，”家长埃德加说，“我想我们可以先提出一个价格，就是我们会向生人要求的租金，然后再看由于他们不是生人，我们得损失多少。”人人说话各有风格：布兰奇口气热切夸张，毫无城府，多少有点像奥斯丁笔下的班纳特太太；克莱门特的机智幽默掩盖不了字句下的冷酷态度；埃德加口气模糊，话语间有许多表示犹豫的停顿(“我想”，“我在考虑”等等)，但是他钱财第一(人情只能适当折价)的原则是很明白的。其他在场的人，如快嘴快舌、自我感觉良好的女儿佳思汀以及埃德加的弟弟达德利等，也都纷纷“毫相”。 在这个地主绅士家庭里，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寄居在埃德加家、似乎以陪伴长兄为“业”的达德利忽然从他的教父那里继承了一笔约五万镑的遗产。这成了家里家外的头条新闻。邻居们或是公然探听，或是背后传播，众口一辞咬定达德利得了二十五万镑；家里面则人人不安，各有希冀。不久加维斯顿们就把钱派定了用场：达德利每年进项的大头用来修补破旧的家宅并补贴家用，其余给几个侄儿每人一笔津贴。布兰奇的姐姐，为人处处抢先占强的玛蒂，这时已随老父搬来作邻居。她自然没有放过机会，也分得了一份年金。不过，钱也使一向寄人篱下，自甘寂寞的达德利心眼活动了几分。这年约半百的男人第一次有了结婚的可能，于是堕入情网，爱上了玛蒂的朋友玛丽亚·斯露恩。两人很快订了婚。他本人要买房成家，于是原来的分钱计划便兮兮乎殆哉了。这当儿布兰奇又突然病逝。一家人心乱如麻，终日惶惶。没过多久，达德利因事出门，埃德加和玛丽亚来往日渐频繁。待达德利回来时，等待他的消息却是玛丽亚决定和他解约，与埃德加结婚。一向温和宽厚的达德利不失风度地应付了这一事变，通知侄儿女们过去议定的分钱方案如今又有效了。但实际上他伤心至极，终于在一个风雪之夜出走。正赶上那晚玛蒂大发淫威，把她的伴娘兼护士格里芬赶出家门。达德利救了走投无路的格里芬，自己却一连数日盲目地游走，衣衫湿透，饥寒交迫，最后病倒在附近一户农家，生命垂危。 在这场遗产带来的悲喜剧中，主角是老加维斯顿兄弟俩。他们年龄相近，形影不离：散步时手挽手；处理信件一人口述，一人执笔；出入餐厅都是同来同去。两人中埃德加是继承了家业的长兄，是一家之主，也是事态发展中的掠夺者、渔利者。这个人物的很多重要方面是虚写的，特别是他和达德利的关系这一微妙的问题。康－伯从不描写人的内心活动，连外在的活动也尽量地少写。也许她认为文字所能表达的，只是纯粹由语言构成的表象(在这点上她似乎与新近的后结构主义时髦相通)，即使记事，也已经过人的眼“摄象”，人的思维“转译”。她刻画埃德加的笔墨尤其“少”且“虚”，大抵只是别人关于他的谈话(在第一章里佳思汀曾一惊一叹地提醒人们注意父亲和叔叔并肩散步的情景，后来又再三赞颂他们的手足情谊，而她的兄弟们对此则似乎不那么敬仰)。埃德加本人没说过几句要紧的话。他偶尔开口时字斟句酌，尽量表现理性和善意，与仆人讲无关紧要的话也要“似乎”“也许”一番。小说中虽然大篇幅地记述了其他人物如何热切关注达德利处置财产的方案并公开地期待分享利益，对埃德加的态度却几乎未置一词。我们只知道按最初的安排，他是最大的受益者。达德利订婚，小加维斯顿们议论纷纷，他也只讲了几句话。他呼吁孩子们协力共度难关，说：“失去任何一个部分，整体常常也就随之丧失了。”听来像是讲他妻子布兰奇的亡故。但马克随后却应答说：“我希望叔叔将住在我们家附近，”显示出大家心中所关切的其实是达德利的动向。的确，达德利若是结婚，带走的不仅是一份可观的钱，而且是埃德加所熟悉、所依恋的全部生活方式。他夺达德利所爱，破坏弟弟的婚事，这是小说中的关键行动。但不论是事情经过，还是当事人的动机，都全部虚写，成为留给我们去解读的谜语。我们只能猜想，对于埃德加来说，不论出于利害算计，还是出于兄弟之情，恐怕保住达德利的欲望都远远过于对玛丽亚的喜爱(顺便说，在康－伯的小说里有婚姻却没有爱情，年轻人或无权者的爱人常常被男性家长夺去，而作者从不解释女方的感情)。 埃德加如此珍视的旧家庭格局和旧生活方式给达德利带来的却是屈辱和痛苦。布兰奇的父亲和姐姐玛蒂搬来以后，他们前去拜访，玛蒂当着众人对精疲力竭的格里芬小姐说了些很不客气的话。达德利对那位又受累又受气的伴娘十分同情。格里芬退席时，达德利替她打开门，陪她走出客厅，并和她随便地谈天。“你我一定很相像，”他说，“我们都住在别人的家里；我们都很善良；我很善于当配角，我想你也是这样。”他的话里虽有调侃，但他对自己与格里芬的地位的相似之处是看得很清楚的，当他外出归来，得知未婚妻已经被哥哥埃德加夺去，便讥讽地说：“这么说我得当英雄了……再重操旧业，为他人作嫁衣裳。我看大家也实在不想让我改弦更张。”埃德加和玛丽亚结婚后，他们兄弟口角，达德利一时冲动，曾脱口说出埃德加从来都只会索取，从来都是他的“敌人”等等激愤的话。 为了财产，亲人反目，互相争夺甚至互相残害，本都是小说中屡见不鲜的题材。《家庭与财产》的独到之处不在于它揭示了家庭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而在于它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的陈述方式。小说中对老加维斯顿兄弟的记述一虚一实。达德利作为受害者，他的一些半调侃的大实话，或偶露真情的愤慨相当直接地表明了他所痛切感受到的压制和剥夺。对埃德加读者只能雾里看花，总的印象是他既不像横行霸道的暴君，也不似奸诈狠毒的恶棍。他对一切似乎只是漠然处之，未尝像玛蒂那样虐待弱者，也不曾像克莱门特那样公然地、斤斤计较地谋算个人的经济利益。连他抢夺达德利未婚妻的举动好像也并非出于成熟的打算——不过是跟着直觉走罢了。也就是说，他大概不好不坏，代表人性善恶的平均值(马克也许很近似于他)。不过，人性中积极的善是那么少，权力又使得他丧失了对别人的痛苦的感受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虚写的人物获得了一种普遍的象征性，代表着某类境遇下的常人。因而加维斯顿家存在的等级秩序和利益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痛苦和怨恨，也似乎获得了某种形而上的意义，代表了人类的无可逃脱的一般处境。当这一启示逐渐浮现时，任何喜剧性的成分，无论玛蒂夸张的自我表现，还是多事的邻人探听达德利所得遗产数目时的滑稽情态，还是诸位人物警辟幽默的谈吐，都不能稍许减轻读者心中的阴郁。更令人不堪的是，这个暗淡的世界是全封闭的。全书的内容完全局限于加维斯顿一家。无例外的总是他们自己在轮番地说话，谈论他们自家的事。被引进的新人，如玛丽亚，在思想和气质上并不怎么异样，而且很快就被纳入原有的家庭秩序。此外偶尔露面的邻居也既不带来新鲜的个性，也不带来新鲜的语言或话题。达德利和埃德加争吵后忿然离家出走，结果只是盲目地围绕着他家的祖屋兜圈子——因为，在康－伯笔下，另外一种世界，另外一样人生是根本不存在的。 达德利无处可去，欲死不得，因而他只能接受现实，与埃德加妥协。大家对他的病况十分关切，使他悟到自己在哥哥及其一家人心目中的地位。这给了他一点点对生的依恋。他说他“知足”了，“不再指望更多的什么”；他说：“了解一切就意味着原谅一切”。由此他死心塌地地和守财奴般的克莱门特，和虐待女伴的玛蒂，和冷漠自私的埃德加们安然共处了。康－伯的无辜者和善心人大都得作如此的妥协。哀莫大于心死。达德利在病中早已说过：“我没什么值得可活的”。小说也确实一清二楚地表明，加维斯顿们天天的日程，不论对谁(甚至是埃德加)，也都没多少值得可“活”的。如《男仆与女仆》(一九四七)中的另外一位被欺侮的“好人”摩提默所说：“我不认为我的生活有任何意义。我也不想要什么意义。我是毫无意义地捱日子的人之一。这样的人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可怜。”这类话包含着直面现实的勇气，体现着顽强自持的坚忍的态度，但更充满了欲说还休的绝望。每每在结尾出现的这种妥协，给康－伯的无出路的乡绅大宅世界涂上了阴暗的一笔。 “家”是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归宿和“天堂”。简·爱或大卫·考柏菲尔们的故事都是从“无家”(孤儿)始，以“有家”(结婚)终。小说结尾的婚姻和家庭象征着一种理想境界，代表着主人公们的世俗幸福(包括物质利益上的和感情上的双重满足)，以及他们在精神(道德的或宗教的)上的成熟和完善。经过数十年的演变，在康－伯的小说里，憧憬变成了恶梦，“天堂”化作了“地狱”。人们说奥斯丁的小说是在象牙上作画，格局小，天地小。但比起康－伯，奥斯丁的小世界实在是很多彩、很富于变化的。且不说(《傲慢与偏见》中的)凯瑟琳夫人和加丁纳舅舅等人物代表着很不相同的世界，光是结婚一件事，就包含了多少希望，象征着多少可能性。我忽然悟到，写“出嫁”意味着设计摆脱或打破旧格局，因而需要一颗年轻的、乐观的心。康－伯的小说里至多有“娶亲”，却从无“出嫁”。而且新来者总是在没“过门”时就已加盟原有的秩序。即使是S.巴特勒笔下的虚伪专制的维多利亚家庭也没有这般令人窒息。康－伯带给人的感觉似乎只有卡夫卡的城堡可比。 康－伯的笔端渗出一股袭人的凉气。唤起并支持了这般阴冷的想像的，该是怎样的人生呢？虽说近年来文学批评不大作兴从作者的经历和观点出发来诠释作品，我忍不住想追查作家本人的人生踪迹。 据斯珀灵写的传记(H.Spurling：《Ivy：The Life of Compton-Burnett》，一九八四)，艾维·康普顿－伯内特一八八四年出生在英国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父亲詹姆斯是个出色的医生，精力旺盛，工作努力。因观点与当时的主流派有不同，詹姆斯一生被卷入激烈的学术和学派争论。但他对社会、对科学、对自己的事业和原则似乎都充满信心。“我们不是权威的信仰者”他说，“……我们生为自由人，也将作为自由人而活着，而死去。自由将是我们留给后代的遗产。”他不仅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开业行医也很成功，收入可观，不断地添置房地产。艾维的母亲凯瑟琳是续弦，与詹姆斯伉俪情深，这个似乎很美满的维多利亚家庭是靠家长、特别是父亲的经济能力和道义权威维持的。詹姆斯前妻留下了六个孩子，凯瑟琳又生了七个儿女。孩子们中形成了若干不平等的小集团。前妻的孩子较受冷落，与继母也感情疏远，早早就陆续地离开了家。艾维是凯瑟琳的长女，她与年龄相近的两个弟弟关系特别密切。詹姆斯一九○一年突发心脏病死去，几年后，艾维的大弟弟盖伊病故，此后家庭生活便为阴云笼罩。笃信宗教的母亲疏远冷峻，严厉专断。她害怕坐吃山空，便节衣缩食，回避社交，给孩子们(包括艾维)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凯瑟琳一九一一年去世以后，几个孩子都分得一笔遗产，艾维受到委托作几个妹妹的监护人。出人意料的是，她一承母制，把妹妹们拘在阴森的老房子里，严加管束。直到那几个喜爱音乐的姑娘渐渐长大，合谋反抗，艾维的“暴君”统治才告解体。她们分别地移居到伦敦，但艾维和妹妹们不相往来(顺便说，她们姊妹七人，包括隔山姐妹——中无一结婚)。随后发生了一桩悲剧：两个最小的妹妹在她们的公寓中双双死去，从一切迹象看是自杀，死因引起人们的纷纷猜想。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艾维的二弟又在战争中丧生，照她的话说，这把她的生活彻底“摧垮了”。她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后来同一位颇有名气的研究室内装饰的职业妇女结为朋友，住在一起，渐渐开始尝试写作。写作使康－伯多少超越了她家“大房子”的阴影——她表达了自己以及不少同代人对那种生活秩序的痛切的反思，使绝望获得了某种积极的意义。 康－伯的家史似乎比她虚构的故事更凄冷。这个维多利亚大家庭的没落是与英帝国的没落同步的。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弟的死，她或许不至绝望得那么彻底？但两个小妹的死与战争无直接关系，她们也并非一贫如洗，走投无路。自杀(倘若是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康－伯为什么在可能得到“自由”之际(母亲去世、分到遗产)反去充当“看守”和“暴君”，继续把妹妹们关在她家的大房子里？她们的父辈——相信奋斗、相信进步的维多利亚中产阶级——辛勤地积累并严苛地维护了一份家产，自以为留下的遗产是“自由”，但却在自己的营地里(且不说下层人民如何)酿出了那样多的不幸。那代人的理想和实践，哪里出了毛病？如果没有“大房子”留给康－伯的遗产，如果她不得不投身到外边的风风雨雨中去，也许她能“活”得更有声色些，更痛快淋漓些？ 许多的连贯的和不连贯的，相关的和不相关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我合上斯珀灵的康－伯传。封面上一个严肃的老女人目无表情地望着我。嘴唇压得紧紧的。一只眼睛蒙着模糊的略显温和的阴翳，另外一只眼大睁着，露出很触目的眼白，泛着冷静的光。